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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雄:毛泽东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1949—1966)

发布时间:202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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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标。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诸多重要举措。探讨毛泽东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对于新时代历史方位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为更好地服务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1949—1956年毛泽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调整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举措。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方针。根据这一指导方针,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定性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此时,毛泽东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外和高等学校内部复杂的形势,提出并实施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整改的重要措施,从而顺利实现了高等学校“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同时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背景性和实践性铺垫。
  (一)加强党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驳斥所谓中国的文化革命应该让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观点时就指出,“五四”以后,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至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绝无领导作用”,“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 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它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思想直接贯彻到“抗大”这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进的世界少有的”培养和锻炼无数“钢铁干部”的新型学校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刻不容缓。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中国共产党相继接办了原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高校,同时“根据中央在城市公开建党的方针,没有党组织的高校亦并逐步建立了党组织”。到1952年下半年,师生人数在500人以上的专科及以上层面的高校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进一步加强高校领导班子队伍建设以推动高校事业发展,1953年5月18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在发言时提出,要“从宣教部门与青年团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领导”。为此,一大批政治性强、纪律性严的党员干部进入高校担任领导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充实大学领导”,不仅包含着接管和改造旧式高校的任务,同时还内含着马列主义“进驻”高校并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重要问题。至1954年10月,全国各高校主要领导干部和高校主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大多由中共党员担任。这些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备,为高等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杂形势中建立起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的新局面夯实了基础。
  (二)调整和修订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自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始,毛泽东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定为必读书籍。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到“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作报告或讲课。毛泽东曾为“抗大”学员系统地讲授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高等学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校师生大多在思想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一部分人“不能适应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烙印”,一部分人“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人“留念旧社会,敌视新社会”。毛泽东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形势对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非常不利。为此,在主持制定《共同纲领》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加强对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而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为了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要对“青年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上,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加强对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的指示》,《指示》指出“全国各地自解放以来,对教育普遍地进行了改造整顿工作,在课程的改革上、政治思想的进行上,均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指示》对有的地区“在整顿旧教育过程中,对原有教职员,采取打击和清洗的办法”等现象提出了批评,要求有关领导机关应及时纠正,吸取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复信胡乔木,要求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下发各地执行。《决定》提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
  (三)培养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1939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的论断。所谓“转变学生的思想”,即要教育学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具有“政治的远见”“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顺利实现“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意见,在1951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决定》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培养,规定“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和省委所举办的党校都应当担负培养理论教员的任务”;同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挑选适当人员担任大中学校的政治课教员的指示》,指出“大学的政治课是给青年以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目前许多学校中,“还有不少在国民党学校中教《党义》的人担任政治课的教员”,“凡有这种现象的地方必须立即纠正”。为进一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培养理论教员的任务”,195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培养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师资的措施: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各大行政区举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载体,为高等学校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二是培养助教或高年级党团员中的优秀分子成为新的思政课老师;三是动员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各级领导干部到帮助政治理论课教师备课,或到学校做兼职教师或对高校师生举办专题讲座进行辅导。
  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打造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毛泽东在1955年1月24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时,提出“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在“今后八年内(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使“现在……文教系统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些举措的颁布与实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成为学生“懂马信马”的引路人,奠定了良好的开局。
二、1956—1966年毛泽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加强
  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国内外和党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亦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
  (一)明确责任,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领导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1957年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这一要求初步提出了党组织书记为“思想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的思想。相应地,高等学校党组织的书记亦必须把“思想工作”管起来。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提出抓“党委领导”是高等学校应抓住的“三个东西”之一;8月22日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作出“此件可用”的批示。根据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的讲话精神以及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的批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领导年级和班的工作、配备党员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党委书记和委员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研究工作”,“学校党委应当在教师中经常注意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审议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在《高教六十条》)中,中共中央再次旗帜鲜明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领导的思想。《高教六十条》规定,高校党委是“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高校中的党组织,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系的党总支委员会、教职工党支部、学生中党支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做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历史证明,该时期加强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培养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起到了关键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三育两有”,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些偏向”,即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毛泽东提出无论是青年学生还是知识分子,“除了学习专业之外”,还“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简称“三育两有”)。
  第一,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政治理论课”。在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9月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中,中央调整了高校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方案。经毛泽东审定,1957年11月,中共中央对《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向中央的报告》进行批复,同意在高等学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方案;同年12月,高等教育部、教育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育两有”教育方针发出了《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规定在全国高校普开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全体学生均需参加,学习时间暂定为一年,学习内容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及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原先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停止开设;同时各校应结合本校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的政治思想问题,制定切合本校实际的教学计划,“使学生能够努力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1959年以后,高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结束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只开一门课程的局面,重新开设了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四门课程。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各高校相继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学习和辩论,大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尤其是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更加突出了“反修防修”的内容。
  第二, 以“反修防修”为主要内容的“共同政治理论课”。1957年,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显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此时逐渐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根据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有关要求,196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要求,课程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和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两大类。其中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为各专业、各年级的必修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开设因专业、学校类别和层次的不同而规定的不同的方案。《意见》明确指出,高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是向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学生不断地同修正主义及其他一切反动思想进行斗争。为进一步强化高校师生“反修防修”的意识,1964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和中共教育部临时党组联合制定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意见》指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意见》规定,今后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除继续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外,设置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等课程。其中形势与任务课程主要是应阅读和讲解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政治经济学课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懂得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斗争的必要性”。
  (三)“两必须”,在社会运动和生产劳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两必须”)和“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主张和任务。基于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即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结合”。
  第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要为国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服务。具体指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青年学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防止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二是教育要为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通过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防止国内出现“和平演变”;三是教育要为中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要大力培养共产主义精神,使青年一代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导下,高校师生普遍参与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例。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日益重视。1959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致信周恩来、彭真,提出,“今冬在农村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同年12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将这个会议纪要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1961年11月14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稿和附信,并作出“交尚昆同志办”的批示。1963年2月1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报送的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认为“湖南报告很好”,“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一下发各级党组织。至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指示和部署,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要求高校文科师生要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通知》指出:“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有些学生不是听党的话、不跟着党走,而是跟着资产阶级专家跑……而且由于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就使我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因此务必要“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同时196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也要分期分批组织地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组织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和文化单位的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要求“应当不失时机地组织干部,积极投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到1965年底,全国约有395所高等学校的师生22万余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对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农业学校”提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毛泽东提出,“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厂”,“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劳动生产”;“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临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农业学校”不仅应“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合同”,从而“进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贯彻毛泽东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1958年9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生产劳动”是“一切学校”的正式课程。此后各高等学校认真贯彻中央的要求,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高校师生在生产劳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1961年9月,《高教六十条》颁布,有关“生产劳动”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的规定成为该条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教六十条》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体现在教学、生产劳动和群众生活各方面,要在生产劳动中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育;在生产劳动中,高校党委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建立必要的考核制度。
三、1949—1966年毛泽东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现实启示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领导格局
  1949—1966年,在党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下,党的教育方针在高校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觉地走上与工农群众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其间在工作中发生过某些偏差和失误,对不少高校师生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不良影响,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矢志不渝地把自己同党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始终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高校党委书记应严格履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高校党委其他领导成员结合业务分工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严格履行“一岗双责”。为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组织协调”“各方积极参与”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格局,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健全地方党委抓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委定期研究、领导干部联系高校等制度”。这是新时代加强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的指导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落实培养时代新人的根本任务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就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走错路、走弯路。毛泽东关于教育“两必须”的方针,其中的正确性不容置疑。但是,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论调不断提高,使得教育演变为阶级斗争服务。高校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左”的偏差,使人们日益重视“政治”而轻视文化课的学习。同时,从当时实践上来看,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片面地强调增加学校师生参加劳动的时间,甚至在某段时期师生参加劳动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在校学习的时间,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简单化为就是师生多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以致削弱了必要的课堂教育,降低了学校教育的质量。
  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简称“四个服务”方针)。“四个服务”方针是新时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方向。201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为高等学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了纲领性指导。在意识形态层面,就是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引导高校师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目标层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四个服务”方针,落实培养时代新人的根本任务。
  (三)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强化理想信念的价值引领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毛泽东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1951年方案”的基础上,先后经历了“1956年方案”和“1961年方案”两次变更。总的来说,这两个方案紧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提高了高校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巩固了党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在202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规定的基础上开设的。新时代,我们应进一步坚持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创新教学方法,增强教学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和进头脑。
  与此同时,还应强化“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引导师生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深化对党史、国史、军史的教育学习,坚定时代新人的“四个自信”,把“课程思政”体现到教书育人全过程。
  作者简介:罗雄,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红色文化学刊》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