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政 治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在英美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以下简称伍德)、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汉内斯·拉切尔(Hannes Lacher)、贝诺·塔斯卡(Benno Teschke)等。伍德和布伦纳共同被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是世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学家。伍德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已被当作共产主义的圣经和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是一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独特分析的宣言。伍德从资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四个方面揭示了《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具有重要的启 示。

一、何谓“政治马克思主义”

“政治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三代学术共同体。第一代包括罗伯特·布伦纳、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尼尔·伍德(Neal Wood)、乔治·科米奈尔、查尔斯·波斯特(Charles Post) 、哈维·凯伊(Harvey Kaye)等。第二代包括汉内斯·拉切尔、贝诺·塔斯卡、迈克尔·兹莫莱克(Michael A.Zmolek)、塞缪尔·科纳弗 (Samuel Knafo) 、杰夫·肯尼迪(Geoff Kennedy)。第三代包括萨维埃·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埃伦·迪兹金 (Eren Duzgun)等。

国际学术界对以伍德和布伦纳为代表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公认伍德和布伦纳为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强调了该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英国著名左翼学者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认为，伍德采用布伦纳的观点和方法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另类解读，伍德拒绝了盖伊·博伊斯对布伦纳的唯意志论的指责，但接受其构建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标签。保罗·布莱克里琪(Paul Blackridge)专门论述了“政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伍德和布伦纳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旗手，“政治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强力的暴力系统，比迄今为止任何其他生产竞争模式都更有效。乔治·科米奈尔等人指出，“布伦纳的论述引发了激烈的论辩，其中盖伊·博伊斯将布伦纳的分析戏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个称谓开始为布伦纳、伍德和其他人所接受(或许最初并不情愿)”。肯·希尔斯基科普强调伍德是一个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同美国的罗伯特·布伦纳、保尔·斯威齐(Paul Sweezy)和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和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伍德和布伦纳所开创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和超越它的可能性。

“政治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多种马克思主义目的论和形式主义的批判之上，聚焦于对前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分析，激发了对跨历史学、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并迅速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其主要围绕社会财产关系(所有制)概念对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特别是非(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形态进行研究。

“政治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分析学的方法基础上，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论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强调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明晰化和精准化论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财产关系、市民社会、民主、国家等概念的精准界定。其二，强调政治共同体在社会转型中的独特作用，突出社会发展的政治关系，特别是社会财产关系的作用，指出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确定统一的社会财产关系。他们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凸显社会财产关系，并以其为区分各种社会形态的标志，对不同类型的阶级关系展开分析。凸显社会财产关系的目的不是要构建生产方式或各种结构层次的抽象和静态的理论模型，如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是去理解和解释过程，包括从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变化过程，也包括每个社会形态的具体动态和实践活动。其三，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及其最终消亡的命运。“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在英国产生的，具有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资本主义相比其他经济体系有非常不同的逻辑，即资本主义遵循的是社会财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资本逻辑：竞争的强制、无限的积累、利润的最大化和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将资本主义的逻辑等同于市场逻辑，因为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只能在市场中进行有效竞争，进行生产资料和自我再生产活动。资本主义会由于资本逻辑走向消亡，被社会主义替代。其四，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一个独特领域，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则、权力和支配形式。“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相分离，支撑资本逻辑扩张。在“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使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整体社会系统和新的社会权力配置。

二、伍德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四个维度

作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和旗手，伍德充分运用“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从资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四个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总体批判。

1. 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伍德认为，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能等同，而是具有显著差异，英国资本主义不是由资产阶级导致的，资产阶级既具有革命性，也具有破坏性，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是政治与经济相分离。

第一，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

伍德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具有非常进步的作用，并且这种进步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资产阶级统治从各个方面冲击和瓦解封建制度，破坏封建等级关系和道德观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统一的国内市场，于是，资产阶级消灭了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资产阶级不断采用新技术、新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总之，资产阶级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束缚关系，增强了人的活动的自主性，发展了城市，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世界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从而开启了全球化的序幕，让人类由分散的个体走向联合的共同体，并最终走向世界史。“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最初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经过几个世纪同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才以现代代议制国家而结束。“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必须争取劳动阶级的支持，最后把现代无产阶级拖进政治舞台，给工人阶级以武器，进行自己的反资产阶级斗争。这种资产阶级还把其思想中最进步的方面留给工人阶级：批判的、反教士的、反迷信的、自由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就是启蒙文化。”从这个方面来看，资产阶级无疑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具有革命性的阶级。

伍德指出，虽然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是资产阶级一旦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统治，那么它也必然面临无法解决自身所创造的这些制度和关系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直接使所有关系都成为经济利益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而且也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由于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将成为历史上被淘汰的制度，而资产阶级，且不考虑它在历史上一度产生的革命作用，将成为一个被淘汰的阶 级。”从 创造了较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来看，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它始终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始终剥削广大工人阶级，破坏社会化大生产，损害社会稳定与和谐，制造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其必然会随着这些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走向历史的终 结。

第二，资产阶级同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不能混同。

传统上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和自由主义的革命，但按照伍德的理解，实际上这场革命与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在这场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的核心不是资本家，甚至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商业阶级，而是公职人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的革命目的不是解放资本主义，而是追求公民平等和适合的职业，他们不是以资本主义财富为最高目标，而是凭借公职获得大量经济资源，这也是最高的资产阶级职业。正如伍德指出的，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统一的自由或宪法国家，这样的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民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如匈牙利或意大利，争取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的斗争与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1848年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或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那么它也不是现在普遍理解的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束缚中解放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必然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者甚至可以是公务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

伍 德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资产阶级”带来的，反而是农民在竞争性的强制下产生的。英国的地主贵族和城市阶级都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也不是通过政治上进步的“资产阶级”对反动贵族的斗争而在英国建立起来的。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许多土地和城市的大地主都与国王作过斗争，当时他们与国王的伙伴关系威胁到要让位给一个“专制”君主；他们不得不借助民众动员来实现他们反绝对主义目标。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拥护议会统治和“有限”政府的某些原则，他们释放(并很快压制)的民众力量产生了一些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激进的民主思想。但是，革命从来就不是地主贵族和崛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 争。

伍德指出，如果说英国的资本家曾被迫进行阶级斗争以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不是一场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家——至少是农业资本家——天生就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即使在19世纪，土地阶级和工业阶级之间爆发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两种资本之间的冲突。”10如果英国资本主义要求进行阶级斗争，以摆脱政治和经济限制，那么它主要针对从属阶层，比如小业主，他们的财产权(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激进思想)干扰了资本主义的积累。所以，马克思意义上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家。这种政治上进步的资产阶级形象，把无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促进了政治上的发展，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希望，但是资本主义作为进步力量已经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玷污。因此，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同资本主义的产生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资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也预示着其最终的命运。“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按照伍德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已经解释了“资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区别，但是有些学者把“资产阶级”和“资本家”混为一谈，把他们说成是“现代”和进步的单一故事的倾向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诸多矛盾，损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方面的分析。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用诗意和激情的散文，清晰而深刻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这是其他人从未做过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必然决定了资本主义既有活力又有破坏性。

2. 资本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伍德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认为通过深入资本主义内部探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模式以及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分离的现实，凸显资本主义的二重性。

第一，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剥削模式。

伍德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经揭示了不断进行生产变革、不断消解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重要标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追求的是不断突破旧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重建资本主义关系，以实现资本增殖和扩张。“与所有其他早期的社会形式不同，资本主义要求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生产力以提高劳动效率，不断追求利润。利润和无止境积累的需要是由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强加于资本之上的：它必须积累，必须使利润最大化，以求生存。以前的制度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压力。”资本主义具有独特的社会生产方式，而这又建立在唯物史观的认识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多变的具体的历史的关系，人们在获得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形成了人类的社会组织，在人类历史中，物质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了阶级分裂、劳动者与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之间的分裂，从而产生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分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阶级斗争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斗争中，对立的阶级都走向了消解，并为新的社会关系的重塑提供了基础。“但是，阶级斗争自阶级社会开始以来，就一直是历史的运动力量，但在不同的社会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每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每一种阶级关系的体系，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自己的要求，有自己的生存和成功条件，有自己的动力，有自己的冲突和斗争形式。资本主义有着非常特殊的条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生产模式，它要求不断地变革生产力。”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强调的重点不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而是特定社会关系在历史上的特定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也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变革。这正是“政治马克思主义”深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考察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表现。

伍德认为，积累和变革生产工具的压力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模式，即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劳动力的手段。在市场中，资本家和工人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剥削关系，资本家通过市场出售商品和服务，而工人在市场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资本家依赖于在有限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产出。“可以肯定的是，当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成为获得生存条件，甚至是获得劳动机会的唯一手段时，无产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这种强制是非人格化的。这里实施强制的，或显得如此的，不是人，而是市场。”因此，为了适应市场竞争，资本不断地寻求新技术、新手段、新的组织和控制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为了在市场中创造“竞争力”，必然意味着资本不断追求积累和利润最大化，还意味着新技术、新商品、新服务、新需求、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社会安排的不断变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剥削的最高形式，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最后一个阶段，超过这个阶段所有阶级都会取消，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第一次创造了一种真正的普遍历史，将整个世界纳入到其独特的扩张动力中来。”

第二，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特性。

从消极影响来看，伍德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扩大资本积累和增殖，在这个条件下，资源和劳动力的分配当然不是由人们对尽可能多的人的福祉的贡献来决定，而是由人们对盈利的贡献来决定。因此，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有能力为其所有成员提供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但是普遍存在贫困、无家可归、营养不良、负担不起保健费、教育制度等问题。而在美国社会，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分裂，例如，阶级剥削和种族主义的相互强化。伍德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几乎所有的人类需求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组织，所有的东西，即使是最基本的需求，如食物和住房，都是为了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的影响是剧烈和深远的。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东西都成了市场上买卖的商品，资本主义的伪装被揭开，为了资本积累、增殖和利润最大化而实行全面和公开的剥削。正如伍德所指出的，在21世纪前夕，生活的商品化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从食物到文化到保健的一切都被市场的强制所扭曲。“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积累、利润最大化和竞争逻辑影响着整个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逻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的空间扩张必然会对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这突出地表现在贫困、犯罪、环境污染、浪费自然资源和生命方面的代价。尽管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过程并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其先见之明是显著的。“伍德曾在 1997 年 6 月的《评论月刊》上的一篇题为《回到马克思》的文章中认为， 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普遍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资本逻辑发展的结果， 这个逻辑就是积累、商品化、利润最大化和竞争的逻辑。”

伍德认为，虽然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家强迫工人工作，工人被迫工作不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庭，而且是为了给雇主创造最大的利润。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人类劳动从行使人类创造力转变为仅仅是一种营利活动或一种商品时，它会发生什么?其价值不在于它对工人的满意程度或对社区的好处，而在于它能够在市场上实现的收益及其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下，工作必须按照资本逻辑的要求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织，必须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产出，这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福祉产生重大影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唯一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为资本家谋取利润。当工人在装配线上仅仅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时，其影响最为明显，但当利润最大化是管理工作的主要动机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工作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有成就感的活动，但更有可能成为毫无意义的苦差事。

从积极影响来看，伍德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比前几代人加起来都多的财富和巨大的生产力，对生产力的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为每个人的福祉创造物质条件。“但这里还有一个悖论：如果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那么，使每个人的物质财富最大化的能力仍然只是一种能力，而不是现实。事实上，资本主义阻止它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矛盾之一是其‘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它所提供的生活质量之间的巨大差距。”很明显的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日益两极分化。但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同样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因此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强力的暴力系统，它比迄今为止任何其他的生产竞争模式都更有效。”但是同时产生了“创造性的破坏”，将其积极效应逐渐抵消。

第三，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分离。

伍德指出，必须区分那些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明显联系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以及那些与资本主义没有明显联系的发展。马克思对这个方面的阐释具有多重性，并且容易被混淆，因此，只有揭示马克思阐述中的独特部分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合理的”(即“有效的”或有利可图的)生产组织，而不需要最好的启蒙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有纪律和温顺的劳动力队伍，而根本上不需要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公民。事实上，一个有批判理性习惯的工人对生产的‘理性’组织(更不用说资本的权力和财产)更加危险，可能比那些信奉某些非理性迷信或某些类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工人更加否定启蒙原则。”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现代代议制国家的建立显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但同时当代资本主义民主也意味着这种代议制国家的弊端，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断“退群”和反全球化政策、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等。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它的阶级支配地位不取决于对政治权利的专有权，也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统治者和无产阶级明确的、法律上的划分。工人是拥有充分投票权的公民，资本主义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容忍成年人的普选，这是其他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所无法做到的。但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实现仍然是含糊不清的，在资本主义的“民主”中，财富仍然意味着是获得政治权力的特权，或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坚持的那样，国家通常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行动。“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本主义的“民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矛盾。资本主义可以容忍“民主”，因为资本家控制别人的劳动不是通过专属政治权利，而是通过专属财产。尽管资本需要国家的支持，但工人被迫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出售他们的劳动力。由于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为工资出售劳动力是他们获得生存条件的唯一途径，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手段。而且不需要进行直接的政治强制就能够使他们为资本而工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目标即资本的生产和自我扩充。”一般来讲，纯粹的“经济”强制已经足够了。这意味着，即使在其最佳和最“民主”的形式中，资本主义也能够而且必须将平等限制在一个单独的“政治”领域，而这一“政治”领域并没有也绝不能侵入经济领域或破坏经济不平等。工人不仅在工作场所可能受到他人的直接控制，而且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受到“市场”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由“民主”统治的政治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以同样的手段，将人类生活的大片领域置于民主的范围之外。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一方面给予了很多东西，另一方面又夺去了很多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正如伍德指出的，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及其劳资关系，而这种分离使得民主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也使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统一斗争成为必要。

3.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

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生动体现，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界限，创造了一个全球市场，并且在其扩张过程中，迫使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按照自己的形象”发展的世界。“《宣言》刻画出了一个行将吞噬一切的资本主义体系：以商品形式为中介，资本开始展开对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全面掌控；借助于技术理性，资本开启了一个对社会生活进行无限合理化的进步过程，从而把传统社会的一切因素都消灭干净；凭靠着民族国家的机制，资本不仅全面掌控社会生活，而且必将把整个世界都拖拽进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应该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还没有展开，而今天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全球化已经是当今最为壮观的图景。“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做出了惊人的、预言式想象， 形容它就像可以摧毁万里长城的力量一样势不可挡。”全球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成为巨大的摧毁性力量，任何人和国家都无法阻挡它的脚步，好似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一样不可逆转，在全球取得了完全的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面对发生在东南亚和西方的金融危机，这些所谓资本主义的必胜主义者的言论多少有些空洞，这实际上揭示了，一方面资本逻辑(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在全球实现了渗透和扩张；另一方面指出正是在全球性扩张中，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和局限性逐渐显现。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宣言》将资本主义扩张描述为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这比资本主义的必胜主义更有说服力：“一个社会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和交换手段，就像巫师不再能够控制他的法术所召唤的冥界的力量一样，商业危机的定期回归足以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受到考验。在这些危机中，爆发了一种流行病，在更早的时代，这种流行病——过度生产似乎是一种荒谬的现象。”资本用来克服这些危机的方法本身就是它为更具破坏性的危机铺平道路和预防危机的手段。例如，资本主义通过向外转移，进入新的市场和殖民地，来逃避和转移其内部危机。今天，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几乎普遍的制度，不再像过去那样有了把它从内部矛盾中拯救出来的外部扩张的余地和空间，所以它已经以全新的方式受到这些矛盾的影响。如今，资本不再能够通过相应的经济增长来维持最大的盈利能力，而越来越多地依靠“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帮助，对财富进行有利于富人的重新分配，并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增加不平等。因此，资本主义不仅在偶然的戏剧性危机中，而且在其“正常”和长期的发展中，一直在证明马克思对其矛盾扩张的预测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问题被进一步扩大，其非正义的面目被进一步揭穿，必将走向自我毁灭，为人类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伍德指出，在目前盛行的民族国家消亡论中，以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中对国家主权消解的论述最为著名。他们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作用，资本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被破坏。“确实，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随，民族-国家的主权尽管依然是有效的，但已不断地衰落。”但是与这些观念相反，伍德认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对资本的重要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资本需要民族国家以各种方式保持积累和“竞争力”的条件，包括由纳税人承担直接补贴；在面对紧缩和“弹性”的情况下，维护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以增强资本的流动性，同时阻断劳动力的流动性；为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昨天的墨西哥、今天的“亚洲虎”)管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这些行动通常由国际机构组织，但总是由国家税收支付，并由各国政府强制执行。“全球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全球资本更乐于将自己与行使主权的当地民族国家连接起来，而不是解散民族国家或不现实地追求建立单一世界国家。”全球资本依赖民族国家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保证货币金融的稳定，实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和社会的稳定。

即使是超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需要附属国家的配合，充当传导带和执行机构。“资本绝不是比以前更少地依赖地理上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依赖性更强了，世界比从前更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因此，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而国家本身就充当着某种剥削职能，剥削农民、工人等广大人民群众。资本对国家的需求使民族国家再次成为阶级斗争的焦点。国家与阶级剥削有着明显的联系，对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都有影响。这有助于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建立起反对共同敌人——资本主义的新的统一体，这也可能有助于把阶级斗争变成政治斗争。“假如国家日益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目标，那么它也可成为本地或本国阶级斗争的焦点。国家不但成为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防止内部分裂，而且也可成为工人运动及其区域内同盟者的统一力量。”33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充当着资本输出和输入的导流器，另一方面充当着整合反资本主义力量、实现阶级斗争在本国和全球胜利的能量场。

4.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伍德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为更高阶段的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将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之上，但它将消除资本的积累、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这种逻辑导致生产能力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差距。

第一，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并将社会主义置于其上的工人阶级。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蓝领”和“白领”的大众工人阶级，他们在资本剥削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这些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依赖他们的劳动制度的核心，而这种战略位置给了他们一种社会力量，除了这种社会力量，任何其他社会力量都无法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本身也在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下发生着结构、利益、思想和阶级意识等的重大转变，因此，要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一个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就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教育，使其形成阶级革命的共同体，从而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和人类的整体解放。“工人阶级的特定利益与人类的一般利益是相一致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包括了全人类在总体上从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工人阶级不仅在社会主义中有着根本的阶级利益，而且有着特殊的集体化能力去实现它。”工人阶级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了历史性斗争，取得过许多重要的胜利，是一种革命力量。并且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其他阶层和群体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之中，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第二，资本主义创造了分裂和团结工人阶级的两种力量。伍德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其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和总崩溃，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之下，存在着两种力量，一个是分裂工人阶级的力量，一个是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

一是分裂工人阶级的力量。伍德指出，工人阶级因种族、性别和其他许多“身份”而分裂，更不用说重新崛起的民族主义了，这些民族主义违背了马克思的信念，即资本主义创造的全球经济将伴随着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这并不是造成工人阶级分裂的唯一因素。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本身往往使它支离破碎。资本主义生产倾向于将工人的不满和斗争集中在他们的个别工作场所和针对他们自己的特定雇主。马克思认为“每一场阶级斗争都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无疑意味着每一场阶级斗争，即使是在工作场所，甚至是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都是关于阶级权力和反抗统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把经济和政治斗争分开了，这仅仅是因为“经济”领域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权力结构。“资本主义市场有它自己的‘经济’强制；资本主义工作场所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权威和规则；不同于以前的任何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拥有不直接依赖于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力，即使它最终依赖于国家来维持它的阶级权力所依赖的财产制度。”因此，在工人与资本的劳资冲突中经常可以看到围绕经济利益的斗争，但是他们的阶级斗争却没有扩展到政治领域。

二是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伍德认为，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运输和通信的改善，工人阶级将越来越多地团结为有凝聚力的力量，这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现实。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比如，缩短了工作日，获得了失业保险，保障了基本安全，提高了生活质量等。其实，工人阶级要形成一个真正的“阶级”，必须从分散到各地的分裂阶段转变到建立反资产阶级的同盟乃至建立革命政党的阶段。“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一方面让工人阶级逐渐使自己的阶级意识成熟，能较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让工人阶级逐步由追求经济利益和身份认同的自发的权利斗争转变为为了实现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自为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联合，促进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斗争的世界性；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绝大多数人的运动。”

第三，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基础上。伍德指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明了社会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实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很快实现，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曲折。这表现在：一个是从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从一国走向多国，社会主义出现了发展的高潮；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终结，社会主义由高潮走向低潮。伍德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悲剧，根源就在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从理论上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中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寡头主义、悲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困境，走向了自我毁灭。

第 四，超越资本主义的虚假民主，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伍德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花了几个世纪，通过非常残暴、强制的手段创造了无产阶级大众，甚至实现了马克思时代所无法实现的生产力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苏联等国家确实成功地发展了生产力，其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预见。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民主的生产组织(马克思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实现这种快速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中不是通过民主手段，而是通过剥削广大工人阶级才实现这些成就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预见到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最有可能在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成功这一假设非常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革命的最终失败是在没有这些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也实现了他的预言。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要同人民的民主管理结合起来，让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践行者和监督者，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某种程度来说，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三、评价与启示

伍德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以《共产党宣言》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总体批判，澄清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一，伍德正确揭示了“资产阶级范式”的谬误。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认为传统的“资产阶级范式”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混淆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它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西方历史发展模式，“它把资本主义表现成商业化、城市增长、贸易扩张的自然阐述”。39这种论证一方面夸大了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商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遮蔽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误认为资产阶级就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实际上不管是农村、农业还是城市、工业，不管是地主还是资产阶级，它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来衡量的标准，因为农业和地主既可以是非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具有独特运动规律的系统，通过技术的更新，实现竞争和利润最大化，这同以上农业、工业或商业的区分，农村和城市的区分无关。所谓资产阶级创造的现代性同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正如伍德指出的“18世纪法兰西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或者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不是任何类型的商人阶层”。甚至发动革命的更多的是官员和专家，他们关注的是公民平等、反对特权等现实利益。因此，法兰西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并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

第二，伍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及其二重性。伍德基于马克思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矛盾出发，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探寻了由于其无限积累和增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资本主义在这种逻辑牵引下，必然会带来双重属性，消极的一面是资本逻辑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商品拜物教应运而生，使资本主义增强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剥削；积极的一面就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和生产力为更高阶段的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同时陷入了“创造性破坏”的怪圈。而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分离遮蔽了其消解大众权力、谋求意识形态霸权和更全面统治的野心。

第三，伍德正确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她基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强调政治共同体和社会财产关系的作用。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对消解工人阶级的意识和集体力量具有强力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天然属性，而且资本主义运行法则的全球扩张也势必带来全球矛盾的扩张，使得全球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重塑和阶级力量的重构成为可能。要重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资本主义内部突破，而前提就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这就要求未来的社会主义要以构建完全真实的民主为第一目标，从而消解资本主义民主带来的虚假性，实现真正民主的复归。

伍德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全面而深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伍德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还有几个要进一步完善和澄清的理论问题。首先，对资本主义从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转变到自动化生产时代(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深刻影响阐述得还不明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特别是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变，让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新自由主义、金融化、虚拟经济等应运而生，这些变化是深刻而全面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基本上重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虽然伍德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并认为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逻辑的普遍化带来的，但是仍然固守传统的思维定式，没有深刻认识到这种改变的根本影响是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去激进化、去革命化、去社会主义化。其次，在当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相互激荡的浪潮中，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还不明确。应该说，全球化本来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其资本扩张和利润最大化而大力推行的，其自身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和大量的社会矛盾开始出现，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某些新帝国主义国家感到压力，为了保持所谓的竞争力和霸权，它们实行逆全球化政策。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阻碍了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要面对经济乏力的问题，最终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疲软，无法从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力主张世界贸易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构建开放的、互利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政治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对这种矛盾和发展趋势进行有效分析，也没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变化进行研究，从而弱化了其理论的说服力。最后，对民族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的阐释仍然不明确。随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更加明显，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国家首要的就是面对资本逻辑的渗透和操控，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既利用外国资本发展本国经济，又保持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就成为一个难题。同时，在当代，民族国家不断强化其对内和对外职能，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民族国家应该不断消除其统治职能，它只是走向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最终必然会走向消亡，但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政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

伍德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对中国乃至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有助于更加深刻认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力军作用。一些西方学者指出，当西欧和北美出现许多大规模工人阶级激进主义事件时，这些西欧国家甚至可能已经被带到了革命的边缘，但是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社会主义，而这些国家似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有可能的革命候选地。正是因为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甚至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对新社会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很多人包括一些左派学者都认为阶级政治已经让位于话语政治，社会主义没有市场，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也无法成为社会主义解放工程的主体。“工人阶级无法实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期望，这成为左派知识分子放弃社会主义或至少是寻求其他代理人的主要原因。”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的主体性，因为他们已经碎片化，无法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集体革命力量，只能是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的原子化的存在。因此，他们更加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学生、妇女、社会边缘人群、人民同盟、新社会主义运动，将其当作社会变革的主体和历史代理人。但是，“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斗争中置换出去，这要么是一个总的战略性错误，要么便是对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分析的一个挑战，而且至少是重新定义了由社会主义所赋予的解放之本质。”但是实际上，上述的所谓革命的主体要么处于社会边缘，没有任何发言权，要么同直接的劳资矛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无法真切感受到劳资矛盾所带来的无法调和的阶级对立，也无法了解强加于工人阶级的严重的剥削，因此也就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生产关系，改变现实的异化状态。正如伍德指出的，“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影响最终会证明马克思的观点是正确的。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形成结论的条件仍然存在，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工人阶级仍然是唯一有能力改造它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可能克服到目前为止对那些阶级形成过程起作用的各种因素。”随着新自由主义国家加大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攻击力度，并采取紧缩措施以增强“灵活性”，国家与“全球化”资本之间的共谋关系正变得越来越透明。如《宣言》预言，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普及全球，资本主义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地理空间的界限，将它的无限积累、竞争、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样，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就会真正进入政治层面，工人阶级就会真正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统一起来。在许多国家，处于沉寂状态一段时间的劳工运动显示出重新觉醒的迹象，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性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增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政治统治，这也为进一步消灭阶级，实现政治解放、思想解放和人类解放提供坚实基础。“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第二，有利于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伍德通过分析《共产党宣言》，从总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这对于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霸权行径以及走向最终消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更加严重，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已经彻底成为遮蔽其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工具，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系列矛盾不仅没有在全球化中得到消解，反而进一步增多和激化。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其霸权统治，会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超经济手段(行政、司法、军事)进行总体操控，甚至会运用无限战争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目的。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鲜明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特点，也呈现了当代资本主义转型。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型从其内部来看，是劳资关系、社会关系的某种重构，稳固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统治体系，从外部来看，其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向外无止境扩张的图景，这种无止境扩张势必带来全球层面无止境的掠夺及其弱点的暴露，这就为全球层面革命力量的整合，结成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其理论力量才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这表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厂中的童工现象已被普遍废除，在一定程度上人人享有免费教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通信、银行、运输以及其他领域曾经是公有制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应该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职能，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而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长期抵抗运动迫使资本主义推进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保护自身的“安全网”，并将其从破坏性的倾向中拯救出来。当今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目标是“私有化”任何可以想象的为资本主义利益而运作的东西——从监狱到邮政服务再到养老金。但是，它也确保每个无法盈利的公共企业、每个社会服务部门仍然受到市场的强制。

应该说，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严重。资本主义在保持“竞争力”的努力中，正在摧毁那些常常把它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服务和机构。但是，即使新自由主义在其破坏行动中没有完全成功，资本主义制度也总是会限制任何限制它对人和自然造成损害的努力。“看起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好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已经超过了它修复或补偿其所造成的伤害的能力。”45资本主义也总是会限制民主的范围。它决不允许出现真正的没有阶级压迫的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劳动不会变成资本实现利润的工具；儿童保育和两性之间的关系不会被资本主义的要求所扭曲；没有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文化不受市场的扭曲；等等。因此，只要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就会生活在一个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企业需要和行动的社会中，这种需要和行动是通过直接行使阶级权力和通过“市场”实现的，塑造我们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正如马克思和恩 格斯所说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一个被资本积累强制驱动的社会必须让位给一个更人道和更民主的社会。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主要的推动力量必须是阶级斗争。要代替这种不人道和不民主的社会，要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就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这种超越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消除了劳资矛盾，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虚假的民主，改变了现有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从实现变革的角度来看，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就具有永恒的价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在经过冷战后的曲折发展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尤其以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标志。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并且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呈现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彰显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有利于增强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信心。

总之，基于《共产党宣言》，伍德全面深刻地阐释了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一方面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两个必然”论断的决心，另一方面彰显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有力的资本主义批判武器的价值，更加体现了“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特点和理论诉求。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来说，它已经进入新帝国主义时期或后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呈现出扩大化和激烈化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分裂和动荡，而这又加速推动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