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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源头。当代中国人所追求的总体的理想和梦想都源于近代中国历史，当代中华民族的情感和尊严的激发也都源于近代中国历史。近代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轨迹，使中华民族陷于历史的低谷中，在这样的危难险境中，中华民族开启了历史方向的百年探索之路。因此，近代中国历史走向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问题是两种不同历史道路相冲突的结果。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道路与中国的传统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碰撞。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欧洲国家，打断了中国的传统历史发展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提出的时代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他们纵观近代中国历史五十多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必然发生转变，并且对中国历史走向做出了科学的判断。

一、资本主义的冲击推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走向灭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从社会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认识中国的社会变革。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复冲击下，在受到压迫的人民群众发起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走向灭亡。

(一)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崩溃

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和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构成近代中国旧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近代中国旧的国家制度最根本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从近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具体的各组成部分出发，认为构成君主专制制度的官僚体系、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下将被摧毁，以皇权为核心的清朝的专制统治将结束。

首先，官僚体系被鸦片贸易腐蚀。官僚体系是维持君主专制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但是清朝的官僚体系被英国的鸦片贸易腐蚀了。英国为了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鸦片不仅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毒害，也侵蚀了各级官员。以皇帝为核心的清政府与英国政府进行了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清政府非但没有制止鸦片贸易，反而被鸦片所毒害，整个国家官僚体系和行政机关被腐化。马克思指出:“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面对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皇帝虽然进行治理，但是最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因此，皇帝的权威因官僚体系的腐化而丧失，而依赖整个官僚体系运转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因官僚体系的腐蚀必然走向灭亡。

其次，军事力量被列强舰炮摧毁。军事力量是君主专制制度最根本的武装保障。清朝君主专制制度的动摇是从列强用舰炮打开中国国门开始的。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落后于欧洲列强的军事力量，无论是军事装备还是训练、组织和指挥完全落伍，再加上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必然导致军队的腐化，因此清朝的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了中国首都，直接加速了清朝的崩溃。恩格斯指出:“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列强一次次地向中国发动战争，完全摧毁了中国的军事力量。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到甲午中日战争，从中国近代历史可以看出，并不是一个皇帝在军事上失败，而是连续的几朝皇帝都失败了，这已经充分说明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已经无法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最后，经济基础被资本主义工业瓦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结构形式，近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动摇，最根本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受到资本主义工业的冲击。马克思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基础的瓦解:一是欧洲国家的工业产品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的竞争，给中国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破坏。马克思以纺织产品为例指出:“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中国的传统生产方式无法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相抗衡，因此，恩格斯认为近代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二是为了军事防御所需要的铁路等工业设施的建设，也间接地对旧的经济体系起到了瓦解的作用。恩格斯以甲午战争为例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因此，近代中国整个旧的经济体系被资本主义工业所瓦解，建立在其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毁灭。

(二)社会危机爆发的革命运动加速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导致君主专制制度必然走向灭亡。但是，国家制度转变的标志是新政权、新制度代替旧政权、旧制度。君主专制制度灭亡的根本标志是旧政权被新政权所推翻，旧制度被新制度所取代，而这样的过程必然是社会革命的过程。近代中国走向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历史的明确判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能够推翻清朝政权、摧毁君主专制制度的最终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将在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浪潮中被推翻，近代中国将通过革命迎来新的社会制度。

虽然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僚体系、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等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力冲击而瓦解，但是，这个过程不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清政府受到了破坏，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遭受到了沉重的灾难，正是这些沉重的灾难，孕育了社会危机，最终爆发了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革命源于中英鸦片战争的影响，是“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中国在与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的斗争中屡次战败，战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影响，作为统治阶级的清政府实际上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广大人民群众是最终的灾难的承受者。马克思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而且，这种灾难不只是战争赔款和赋税加重的灾难，最根本的是维系亿万人民生活的传统经济体系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冲击是革命性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势冲击下逐渐瓦解，这个过程导致了维持中国大量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主体，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产方式既是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也是养活亿万农民的经济体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中国大门后，资本主义工业最先破坏的就是手工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资本主义工业在逐渐瓦解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不断地造成农民破产，由于清政府不仅不能解决人民的生活疾苦，反而还加重了赋税，走投无路的广大人民群众必然把生活破产的缘由归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朝统治阶级，最终掀起了暴力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

马克思恩格斯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例，详细描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19世纪50、60年代是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时间也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中研究中国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这场革命运动，通过所掌握到的信息，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的原因、发展过程、性质特征和影响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例如，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次革命对清朝带来了巨大的震动，特别是革命势力曾一度占据了中国半壁江山，这对清朝君主专制统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恩格斯指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加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中重要的革命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期待，因为太平天国革命本质上并没有带来新的建设性的东西。马克思指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尤其是太平军，没有多少进步性。例如，在作战战术上，太平军靠穿着“五颜六色的丑角式衣着”，靠着“目露凶光，发出凄厉的号叫，装出狂怒的样子”等制造恐惧的战术吓跑清军和居民。马克思指出:“太平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个凶神恶煞下凡……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他们吵吵嚷嚷煞有介事地闹了10年，结果是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设起来”。因此，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基本上重复了以往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认同的革命，不只是推翻旧政权，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社会的革命，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新政权，确立新制度，建设新社会的社会革命。虽然太平天国革命加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但是纵览整个革命运动的过程，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新的革命特征，旧的东西仍然非常多。它们本身仍然是旧社会的产物，并没有建立在新社会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革命必然是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体现新的阶级要求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是资本主义革命。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将最终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乃至亚洲迎来新的曙光。

二、资本主义生产为中国确立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出发，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认为新的社会革命将把中国推向新的社会，建立新的社会文明形态，这个新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近代中国旧的文明基础将被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摧毁，近代中国将迈向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

(一)资本主义大工业变革了近代中国旧的文明基础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真正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改变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变会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场社会变革就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革命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以近代大工业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通过蒸汽动力和大机器进行作业，按照工厂制度组织管理，以全球作为生产和消费市场，并且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生产力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工业就是社会革命，它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而且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在产生大工业的国家中，大工业革命的发展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新的社会阶级，同时确立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恩格斯指出:“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因此，资产阶级主导的大工业革命变革了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大工业文明。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就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大工业革命的冲击。欧洲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最开始只是向中国倾销本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廉价的工业产品冲击了中国旧有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顽固性并没有根本摧毁中国社会的根基。而随着外国列强在中国投资兴建外资工厂，以及中国自己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创办民族工业，大工业在中国落地生根，一种崭新的文明在古老的中国产生。

大工业变革了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国旧文明。从大工业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大工业对农业具有革命的作用，对农业文明的破坏与变革是大工业形成和发展必然的过程。

首先，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农民的解放。大工业是集中于城市的生产活动，由于“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大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必然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大工业所需要的工人历史地看只能从农民中产生。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最基本的社会主体，中国的大工业所需要的工人只能从这两个阶级产生。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会引起彻底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使地主，也使农夫遭到破产。”由于大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大量的农民会脱离原来的农村和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而涌向城市的工厂中来，这个过程必然要破坏原有的农民与地主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要求摆脱人身束缚获得自由平等的政治身份地位，这样旧的专制的政治文明被打破，城市大工业文明塑造了新的政治文明发展方向。

其次，大工业需要新的市场则必须改变和消灭原来的农村手工业市场。“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大工业能够迅速地扩大发展，需要以消费工业产品为主的广阔的市场以及为大工业提供原料的广大原料产地。手工业市场却阻碍了大工业市场的扩展，一方面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因价格低廉会使大工业很难进入乡镇市场，另一方面效率低下的手工业无法满足供应城市大工业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因此只有消灭手工业才能为大工业发展建立市场。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因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则使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它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又在破坏这一市场。”因此，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经济文明，因为大工业市场的建立而遭到破坏，同时又因为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建立而获得了新的经济文明形态。

最后，大工业的建立需要发达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革新推动了社会内在的变动。大工业生产力提升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生产范围的扩大，大工业生产要求原料、商品、人口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没有快速的、大运量的交通工具是很难实现的。因此，铁路、轮船等大运量的交通工具发展起来。一方面是巨大的市场需要，发展工业需要铁路;另一方面是铁路的生产又必须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因此，以铁路为代表的近代交通工具成为了大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文明，在铁路等大工业交通工具的修建中而发生变革。恩格斯指出:“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以铁路为代表的近代交通工具缩小了国家内部的地域差异，打破了农民活动的户籍地域限制，因此变革了地域性的旧的农业社会文明。铁路的建立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统一的市场促进了统一的新的社会文明的出现。

(二)欧洲资本主义推动近代中国向资本主义新文明转变

近代大工业变革了中国旧的文明基础，为近代中国创造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资本主义文明。近代中国迈向资本主义文明，更具体地说是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文明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明确判断。

以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确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同时，通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贸易交往和殖民掠夺活动，也确立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大工业革命本身是对世界历史的变革，不仅使世界历史的属性变为资本主义性质，而且确立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引领方向。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近代世界必然要面对和经历的社会历史形态。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使得世界历史上以往的社会形态都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对于像近代中国这样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国家和民族不管怎样发展，只要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下，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各种要求。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待落后国家和民族的逻辑是，“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它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殖民统治为欧洲在世界的工业垄断地位服务，使世界其他各国尽可能成为欧洲工业国家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当然，虽然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主观上并不希望落后的国家和民族都能成为像它们自己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但是其殖民统治客观上传播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对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近代世界前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必然要资本主义化。

资本主义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在亚洲国家中具有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印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其未来将发展为“西方式的社会”。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提出了“亚洲式的社会”和“西方式的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其实分别就是亚细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印度的“亚洲式的社会”将被消灭，“西方式的社会”将建立起来。不仅是亚洲国家，欧洲国家中具有斯拉夫社会形态特征的俄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也将发展为“西欧式的国家”。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指出:“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西欧式的国家”就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俄国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的社会变革，俄国将很快资本主义化。

具体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马克思恩格斯也已经非常明确、非常具体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表明了近代中国将进行欧洲化的转变。例如，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恩格斯就指出中国人将“欧化”，———“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已经明确表明资本主义将最终征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而且他们甚至已经提出近代中国将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共和国。因此，近代中国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明确结论。

三、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

近代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必然意味着中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一方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前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其自身固有的矛盾，限制了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近代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由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实现社会主义也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选择。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之上

近代中国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过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思想的批判中，以中国的共产主义作为例子，批判麦克斯·施蒂纳以玩弄同义语和同位语的伎俩构成其语言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者还想消灭期票;但是难道世界上最大的乐事不正是变换吗?可见他们想要的是僵死不动的东西，是中国，这就是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从原文可以看出，“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只是一句嘲讽的话，马克思恩格斯是按照麦克斯·施蒂纳的语言逻辑推导出的结论。虽然他们在这里首次涉及到了中国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但是这段论述本身并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真正把近代中国历史命运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在1850年两人共同关注国际问题时，在他们所写的国际述评中提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述评中引述了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先生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们写道:“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当郭士立先生离开20年之后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到近代中国的民众已经提出了要重新分配财产和消灭私有制的看似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然后他们紧接着就对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主张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再进一步具体地对这一比较进行解释，但是很显然的是，中国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

以上这两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仅有的两处直接对中国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从这两处的论述可以看出，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重视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虽然当时中国提出了类似于社会主义的口号和主张，但是这些主张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

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处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是直接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上，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它不可能从其他的社会形态产生。马克思指出:“我们这里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近代中国既没有这样的必然前提，也没有这样的矛盾所引发的必然结果，所以近代中国不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由生产力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形态是具有历史的文明等级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比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更高级的社会文明形态，而属于亚细亚社会形态的近代中国社会则是比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低级的社会形态。近代中国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形成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力，因此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和冲突不可能在“亚细亚的中国社会”中出现，也因此不可能产生解决这个问题和冲突的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矛盾和冲突，其解决途径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创造的条件才能解决。恩格斯指出:“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恩格斯强调:“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因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面临的矛盾问题的解决。走向了资本主义的近代中国最终也将走向社会主义。

(二)近代中国缩短通往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道路的理论可能性

近代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此对于仍然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只有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在欧洲国家确立起来，欧洲国家所塑造的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了更高级、更进步的现代化的文明象征，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为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另一方面，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已经在欧洲确立，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制度还没有完全在世界确立过———除了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的短暂存在之外，因此对于处于19世纪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所能直接感受到的是资本主义殖民者所带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并不能够实际地感受和认识到社会主义这一事物的性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自身发展，其历史任务必然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对于同样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近代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为目标，成为包括近代中国在内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的最现实和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历史总是呈现出不同的侧面。虽然欧洲资本主义为广大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呈现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资本主义本身是充满着各种矛盾的。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人民在进行着实现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任务时，资本主义在其家乡欧洲内部的矛盾也已经充分暴露出来，表现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断爆发，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产生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并且科学地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任务和途径。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欧洲传播到全世界后，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即是要实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首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那么，难道他们必然要长期地历史等待吗?难道他们必然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灾难吗?如果跨越资本主义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下能够实现吗?

这样的世界性的历史问题，首先是由刚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提出来的。同处于欧洲的俄国深受西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影响，同时也最先接受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从1875年一直到1894年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将近20年的关注和研究，在多篇文章中对俄国革命和农村公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在此过程中提出了社会形态的跨越理论。社会形态跨越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并且保留了农村公社的国家，能否利用既有的土地公有制因素而跨越资本主义直接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1881年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比较详细的表述。在复信的初稿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转化为具体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马克思给出的结论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的结论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对这一问题最终的论述，他对这一问题的结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俄国，而是涉及到整个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恩格斯指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可以看出，他们所阐发的社会形态跨越理论是十分明确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承认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前一节也已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理论逻辑，就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没有资本主义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这两方面的结论都是如此的确定，但是又是如此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的顺序性发展和多样的跨越性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

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是可以缩短通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道路。同样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近代中国，也可以实现这样的跨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以俄国为例而没有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种跨越，但是俄国与中国是有相似性的，恩格斯称俄国为“欧洲的中国”，原因是它是“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因此，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具有了新的可能性，可以加快通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落后国家可以缩短通往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道路，为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历史命运提出了新的可能，但是恩格斯也明确强调:“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历史实际出发认识落后国家的社会形态跨越问题，在理论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历史首创精神，尊重各国的实际情况，不为各民族的历史自觉选择设置理论障碍。因此，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需要各国家自己来开拓，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最终要中国人民来开拓。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这样的理论指导，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近代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的实际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也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形态跨越理论的内涵。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认识是具有科学性的。这种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其观察和分析的合理性上，最根本的表现是他们的认识和结论被历史实践所确认。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看，基本上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一方面，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确实灭亡了;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能建立起像西方强国那样的资本主义体制，但近代中国也确实尝试和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发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走向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分析预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说明近代中国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实现这种跨越的可能性，但近代中国仅用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从一个专制独裁统治下的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列宁在其晚年时期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中国用自身的历史实践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的可能性，又在列宁之后进一步开创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