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中共派遣参观团赴苏参观学习，从新中国成立前即已开始酝酿。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曾致信斯大林，提出“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得到斯大林的首肯，斯大林在信上批注“好”。毛泽东也复电表示同意。新中国成立后，1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政府各经济部门、各群众团体、文化学术机关在必要时申请组织若干参观团赴苏学习。此后，中共中央相继派出了组织、宣传等方面的参观团赴苏。1951年9月，刘少奇致电联共（布）中央，提出在当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后派农民参观团出访苏联，苏方表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接待中国农民代表团”，但苏方建议参观团如果在“1952年4—5月份来访，即在春季农业工作开始之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全面地、深刻地了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更直观地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据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3月26日致联共（布）中央关于组织中国农民参观团访苏问题的信中，告知中国参观团计划于4月15日出发，在苏联参观4个月。

　　中共中央派中国农民参观团赴苏，一方面是让农民代表们亲临现场，了解苏联的情况，学习苏联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当时，经历了生产恢复阶段，部分老解放区的农民“已经不满足于目前的生产状况，他们要求突破战前的生产水平，要求扩大再生产。”毛泽东也在1951年12月1日提出“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而“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也就是说，要发展农业生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当时认为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集体化。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有必要引导农民认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并在农业生产中掌握和推广新的技术、经验。在中苏结盟和中美敌对的形势下，学习苏联农业发展经验是理想而可行的选择。对此，中共有清晰的认识。毛泽东访苏时亲眼见识了集体农庄的好处，回国后对东北局的高级干部强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年，苏联农业经验已在中国发挥很大作用，如“在规划我国的农业建设、制订农业生产计划，以及改进耕作制度和提高耕作技术等方面，苏联的农业专家们，都给了我国很多帮助。”东北人民政府在1951年前后就向苏方详细请教苏联如何组织领导农业生产。显然，组织参观团亲临现场了解苏联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地掌握苏联农业经验。

　　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顾虑，推动我国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共中央在1951年9月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全国展开。不过，无论是中共中央高层，还是各地农民，对农业集体化均存有顾虑。从高层来看，虽然大家的目标都是在农村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但在具体路径的选择上，思路并不一致。1951年7月，有人认为当时不宜动摇农村私有基础，而应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推进集体化。毛泽东则已主张可以把互助组织提高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广大农民来看，一方面对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存在顾虑。这些顾虑包括很多方面，有人以为集体化之后什么都是国家的，人人平均分配。如有代表就指出，“我们那里二流子等‘社会主义’，有些中农怕‘社会主义’，他们都是拿平均主义的眼光看社会主义。”甚至有代表在参观前还“害怕到了社会主义时候，孩子属于国家，认不得妈。”有的则是害怕集体化后生活贫困，他们“听说苏联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很苦。”类似看法体现了当时部分农民对农业集体化存在怀疑和观望心理。另一方面，农民存在“生产已经到顶”思想，对先进技术、设备能否促进增产表示怀疑。如有人对农业机械化存在误解，认为苏联集体农庄的“机器种地会把地压实，汽油味会把地熏坏，庄稼长不成。”有人认为“功夫已经道地，肥料已经加足，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增产了。”也有人讲“过去听说苏联科学很发达，我就想：随你怎样科学，不在地里做活，还是吃不了饭。”显然，这些思想会对农民参与集体化产生消极影响。

　　如何消除这些思想顾虑，引导农民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就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中共中央早在1951年8月就建议各地“在讲解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时，要注意‘吃大锅饭’等思想偏向，最好多介绍苏联农民的实际生活，说明现在努力生产、互助合作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奠定基础，使农民在接受共产主义的道理时不致发生消极作用。”毛泽东也明确要求各地试办集体农庄以取得经验并为农民做出示范。为了增加农民的感性认识，中央决定组织农民参观团，“在苏联参观4个月（从春耕到秋收），借以了解苏联的农业生产过程，作为改造中国农业生产的远大目标。”

　　为了组织好赴苏参观，一方面，中共中央对访苏参观团人员进行了精心挑选。参观团共有正式团员178人，均为中共党员，其中“一小部分是政府中管理农业的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党员，经过了长期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锻炼，现在在农村政权机关或党与合作社组织中工作，其中有些人则是农业劳动模范。”如农业干部和专家包括担任团长的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中央林业部森林工业司副司长李万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等。农民党员包括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李顺达、耿长锁、韩恩等。从地域来看，“团员的大部分是中国北部地区的农民，南部产稻地区的农民只占少数，”但总体上涵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此外，参观团配备了20名主要学习农业方面词汇的俄语翻译，以保障参观中与苏方的顺畅交流。

　　另一方面，将各地团员集中到北京，进行培训。代表们到北京后，农业部安排他们学习俄语会话，进行了苏联礼仪、民俗方面的培训，并为他们准备了“毛泽东纪念章”等礼物送给苏联朋友。农业部长李书城嘱咐参观团到苏联去，“要好好体会工人阶级的领导，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良制度，用心学习苏联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带回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此外，参观团还组成了由时任驻苏大使张闻天担任书记的临时党委。张闻天则详细向代表们介绍了国内经济建设情况和向苏联学习应抱的态度。

　　1952年4月17日，参观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20日经满洲里中苏交接处转乘苏联火车，经过赤塔等地，于27日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了大半个月，尔后分成五个组，于5月15日出发到苏联境内参观。

　　苏方对此次访问非常重视，热情接待。参观团到达莫斯科时，苏联农业部部长维尼迪克托夫和布琼尼元帅亲至火车站迎接。苏方将代表们安排进苏联首都住宿条件最好的莫斯科大旅社，请大家去最好的剧院看“天鹅湖”剧，参观克里姆林宫等。同时，苏联农业部也全力筹划参观团到各地参观的具体准备工作。各组在各地参观时，苏方给每组配备了两节列车车厢作为临时住所，同时专门安排了陪同人员，负责和地方对接，并有医生全程为代表们检查身体。所有食宿费用，以及工作用品如铅笔、笔记本也都由苏方供应。甚至，为拍摄参观团整个参观过程的纪录片，苏方还给每组安排了两部电影拍摄机器。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参观考察时，往往是农业部长级别的官员接待，并赠送给代表们照相机之类的礼物。代表团回国前，苏联农业部曾为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苏联农业部部长维尼迪克托夫及其他高级负责人员也都出席招待。苏方对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友好。参观团在苏联的参访活动丰富多样。

　　（一）参观苏联的城市及工厂

　　在苏期间，代表们参观了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索契等苏联城市。在莫斯科，他们见到了宽阔的马路、数不清的汽车、数十层的高楼、四通八达的地铁，深深感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实在是太伟大了，咱想也想不来的事情，人家苏联一件一件实现了。”在索契，汪汉国等代表参观了各个疗养院，看到工人和农民能住进这样的设施进行休养，羡慕极了，认为“苏联人民真是幸福了”。代表们还参观了第聂伯水电站、顿巴斯煤矿场、日丹诺夫炼钢厂、巴库海底油田、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等大型工业设施。在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看到“厂子这一头，是一堆铁块；用传送带往里面一段一段地送，过一段就变个样子。在工厂的那一头，每七分钟就出来一台五十四匹马力的拖拉机，有人立刻坐到上面，把它开走。”代表们非常惊讶和赞叹。陪同参观的苏方人员告诉代表们：“没有机器，农业就不会走向集体化，生产效率就不会大大提高。”这些参观使代表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深刻的认识，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如李顺达就觉得“过去总说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到底闹不清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明白了，农民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成。没有工人老大哥，就没有机器，没有农业上的机械化、集体化，农民在生产上怎么也翻不了身。”

　　（二）参加红场观礼和参观革命纪念地

　　1952年5月1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代表们在莫斯科红场观礼苏联“五一”劳动节庆典，典礼包括阅兵、群众游行等环节。阅兵时各种飞机、坦克让吕鸿宾“听得天上嗡嗡的，地下轰轰的”，从而觉得“有这些武器，真了不起呀！”他认为“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朋友，两国携起手来，把战争贩子们吓也吓坏了。”在群众游行环节，苏联游行群众高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革命领袖人物的画像，唱着“东方红”，“欢呼中苏友好万岁，欢呼毛泽东”，并热情地向代表们献花。

　　在莫斯科期间，参观团还拜望了列宁墓，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和列宁大学。分赴各地参观后，吕鸿宾所在的第4组参观了和斯大林的生活及革命活动有关的地方及许多名胜。他们在6月21日参观了斯大林曾在那里开展地下工作的工厂。7月9日，他们又在斯大林的诞生地哥里城，看到了“斯大林同志诞生时住的小房子”并“了解了这位世界革命领袖小时候的很多事情。”

　　这些活动均使代表们受到了中苏友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看到苏联的强大，提高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

　　（三）听报告和参加座谈会

　　听取专业报告或与相关人士座谈是参观团较为常见的活动。在莫斯科期间，代表们“参观了苏联最大的农业教育机关——蒂米利亚泽夫农业学院，还参观了农业机器制造厂。苏联农业部特地为他们组织了系统的报告和演讲会，介绍苏联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和先进经验。报告人和讲演人都是苏联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农业专家。”

　　分赴各地后，代表们也参观了很多农业科研机关，并与当地研究人员和劳模交流。如第4组与格鲁吉亚的劳模见了面，“格鲁吉亚共和国农业部长卡巴那柴向代表们介绍了近来格鲁吉亚集体农民的巨大成就，并回答代表们提出的许多关于农业建设的问题。”除了听报告外，“阿拉木图的科学家们曾和第五组的代表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情形。”这些活动既富专业性，又能通过互动交流的方式解决代表们的疑问，有利于他们系统学习苏联农业经验，深刻理解农业集体化。

　　（四）实地访问苏联农村

　　参观团最为重要的参观活动是访问苏联各地农村，各组代表共参观了72个集体农庄、28个国家农场、22个机器拖拉机站。从各组来看，第一、二组到访的乌克兰以平原为主；第三、四组到访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地处苏联南部，山地较为普遍；第五组到访的哈萨克共和国则地处高原，多草原和沙漠，畜牧业相对发达。也就是说，各组选择了地貌特征、农业生产结构各不相同的区域参观，而这些区域与该组代表家乡较为类似。在各地参观期间，代表们深入国营农场、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农户家庭，与苏联农民面对面地接触，了解其生产、生活详情。如第二组“在布琼尼集体农庄，参观团几十位代表曾因天黑下雨分散住在各集体农户家中，他们发现每家生活都是那么舒适。”第三组在阿塞拜疆参观了“全苏水稻试验站”如何种植水稻。在库尔干区的“斯大林”和“革命灯塔”两个集体农场时，他们实地学习了耕作队、拖拉机队、机械化养牛场和电气打谷场的工作。在哈萨克共和国，劳动英雄努列马别道夫将第五组的内蒙古代表莫日格策、廉成等接到家里以贵宾礼节招待，并向他们介绍了他的身世和家庭的收支情况，等等。苏联的农村干部还给代表们耐心讲解各种问题，有人对代表们说：“有一点一滴经验，都要毫不遗漏地告诉你们，好叫你们带回去建设新中国。”这无疑提升了参观效果。

　　结束了各地的参观后，各组人员在8月初回到莫斯科，并于13日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在8月23日下午回到北京。

　　在丰富多样的参观活动中，参观团主要了解和学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集体农庄的建立经验

　　尽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试办集体农庄，但国内对于集体农庄到底如何办起来，并无明确思路。因此，苏联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是参观团首先想了解的问题。在苏联农业部组织的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苏联组织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经过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据代表的记录，苏方向中国代表介绍了组织集体农庄的四条基本经验：其一，集体农庄必须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不能强迫命令；其二，必须通过让农民获得实际利益，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其三，在建立集体农庄过程中，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在组织上、技术上给予帮助；其四，必须采取逐渐推进的方式使农民放弃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

　　同时，代表们还到各集体农庄了解其具体的建立过程。如吕鸿宾看了21个集体农场，几乎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且绝大部分都是从共耕社发展起来的。在共产主义灯塔集体农庄，农庄主席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农庄发展起来的过程。在赫鲁晓夫农庄，代表们向农庄主席依万诺维奇提出“农庄怎么建立的？（乍）建立时的情形啥样？群众思想怎么样？”等问题，为了更详细地回答，农庄主席请来副主席、会计、秘书，找出老账一篇一篇翻看，“把老底子都讲给大伙了。”通过实地了解集体农庄的发展历史，代表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典型示范对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意义，以及国家的支持对集体农庄建立和巩固的重要作用，如国家的拖拉机站是“国家领导和帮助集体农场的杠杆。”

　　（二）集体农庄的运作经验

　　苏联集体农庄的内部组织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形式，是代表们参观学习的重点内容。

　　就组织结构而言，农民代表发现“人家在组织领导上，也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在列宁集体农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体庄员大会，下面是由13人组成的农庄管理委员会和7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由庄员大会选出。农庄主席负责全庄工作，副主席负责领导副业生产。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主席由农庄主席兼任。在管理委员会之下，有农学家、总会计师、饲养技师、畜牧场主任、经济主任。其中，两个农学家领导全庄9个田间工作队，各工作队下面又领导着112个小组。饲养技师和畜牧场主任领导奶牛场、养猪场、家禽场。经济主任领导铁匠铺、砖窑等。在各个工作队和各场内部，也是分工合作，各负其责。

　　就生产形式而言，集体农庄如何制定生产计划和组织生产受到特别关注。代表们了解到，集体农庄在生产中首先是制订生产计划，一般是“国家计划生产数字分配到农庄以后，农庄就向各工作队分配，工作队再向生产小组分配，小组再分配给每个人。”以避免盲目生产的现象。进行生产时，则是按照生产计划以及事先规定的劳动定额组织生产。代表们详细研究了“按劳取酬”的办法，分析了“劳动日”如何计算的问题。他们发现“不论做什么生产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人都按他的劳动日，来取得报酬。比如一个地段需要多少劳动日，做多少活算一个劳动日，都有精确的规定。”甚至对养鸡、鸭、鹅的劳动日计算方法也作了规定。为杜绝偷懒行为损害集体利益，集体农庄对有劳动能力的庄员的最低劳动额进行了规定，如有人全年所得劳动日少于最低劳动额，则视具体情况给以不同的处分。轻的扣劳动日，重的开除（经全体庄员大会通过）；对故意破坏劳动纪律的要实行强制劳动。不过，“苏联的集体农民没有不积极劳动的。”

　　就分配形式而言，代表们了解到集体农庄所生产的产品，必须完成国家缴纳任务；农庄留下部分实物用于来年再生产的投资，部分现金作为公积金、管理费用等；余下部分则由全体庄员按照全年所获劳动日的多少获得报酬。他们进而认识到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吃“大锅饭”，集体农庄里是多劳动多得，少劳动少得，有着一套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法。此外，不少担任农村干部的代表参观前担心到集体化后实行按劳取酬，他们忙于办公，比别人干的农活少，报酬少。通过参观，他们了解了集体农庄干部劳动报酬的计算方法，得知农庄会从集体所得中抽出一定的劳动日对农庄干部给予补助，且报酬将比普通庄员高，代表们对领导大家开展集体化的顾虑被打消了。

　　（三）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

　　在各农业科研部门、国营农场、机械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等处参观时，代表团也注重对苏联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与技术的了解与学习。

　　首先，令代表们感触最深的是苏联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他们在苏联农村了解了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发现这里“干什么也是用机器！”李顺达参观的第一个集体农庄，耕地、耙地、播种、收割、脱粒，已经百分之百机械化了；中耕、除草百分之八十五机械化了。同时“挤牛奶、喂牲口、饮牲口、锯木料、剪羊毛、磨面、榨油、造酒、焊修等工作”，也全都用电力来做。而且“全苏联各农庄和这个农庄的情形都差不多。”如此广泛地运用机械生产，使农民代表们赞不绝口。

　　其次，各种丰产经验是代表们重点学习的方面。如耿长锁所在的组就学习了玉蜀黍丰产的经验。他发现，乌克兰的集体农民是用深耕；冬天利用玉蜀黍秆积雪；多施一次肥和人工授粉的办法来提高玉蜀黍产量的。第三组的赵怀义则学习了阿塞拜疆“红十月”集体农庄轮作棉花的丰产经验。他了解到这里的棉花地是六年一轮：三年长牧草；二年种棉花；一年春小麦和牧草间作。耕地是先深后浅，能保墒，不死苗，以至于每亩产量达到了其家乡的4倍以上。

　　再次，各类农业科学技术也让代表们受益匪浅。在蒂米利亚泽夫农业学院等科研机构参观时，代表们听了不少农业技术报告，还参观了土壤化验室和各种农业机器，了解了各类除草剂和飞机撒药的方法。第三组则在阿塞拜疆等地的国营农场亲眼见到了飞机除草和洒药粉杀虫，并在真理集体农庄等地看到了人工降雨器。这种人工降雨器是离地一尺多高的水管架子，水管上出水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装置，能把水变成细雨一样喷到高处洒下来。

　　当然，参观团看到和学到的东西远不止于此。据他们回国后的报告来看，其主要学习和了解的知识和经验涉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畜牧业、防护林带、农田灌溉、农业教育与农业宣传工作，以及棉花、小麦种植和育种等领域。

　　（四）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只有让代表们真切体会到社会主义为苏联农民带来的幸福生活，才能令其真正向往社会主义。因此，考察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给苏联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体验苏联农村的幸福生活，也是参访的重点内容。

　　在劳动报酬方面，代表们考察了不少农庄在组织起来以后的变化情况。在“红十月”集体农庄，他们了解到该农庄1945年粮食和棉花产量与1929年刚组织起来相比，超过6倍之多；每个劳动日报酬由2卢布和1千克粮食增加到25卢布和7千克粮食。在阿尔山尼集则集体农庄，他们发现集体化以后山区农民的收入也增长了不少。这里的农民1951年每个劳动日可得32个卢布的现金和5.5千克小麦，还有一些玉米。该庄庄员向代表们介绍说：“我们这个村的男人，过去很不容易找到媳妇，因为这里生活很困难，除了山还是山。现在很美丽的姑娘也愿意到我们这个农庄里来了。”此外，代表们还发现由于实行按劳取酬，“苏联的女集体农民，一年分得的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用不完，连胜利牌小汽车也是自己买的！”

　　在生活条件方面，代表们感受到了集体农庄的农民享受着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访问过的集体农民和国家农场工人的家庭，都有整洁舒适的房屋，装备着电灯、收音机，种着花木，订阅着书报。每个农场都有俱乐部、图书馆、托儿所、幼儿园和国家设立的学校、医务所、助产房。”害怕集体化后孩子归国家的代表，到了农庄后发现“人家早晨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工作完了就接回来。”在集体农庄，“托儿所和幼儿园也是免费的。每个儿童从七岁起可以免费念七年书。”并且，女孩也可以读书，很多农庄里甚至有不少女大学生。农民年老或生病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年老和残废的集体农民从互助基金得到帮助。病人有医院可以免费治疗。”同时，国内很多人以为办了集体农庄就该“吃大锅饭了！不管你什么口胃（味），也要都吃一样的。”但集体农庄主席告诉代表们：“庄员都在家吃饭呀！他们高兴吃啥就做啥吃！”为进一步确认情况，除了到庄员家吃饭，代表们还特地看了集体劳动时庄员带的饭菜，发现都是全凭个人喜好，有香肠、牛肉、面包、牛奶，等等，非常丰富。有代表得出结论，“他们穿的、吃的和家庭的设备，赛过我们那里过去的财主。”

　　代表们感到苏方“给我们布置的参观是计划得十分周密的，每参观一个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每听一个报告，都能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参观团的参访内容非常具体且深入，有助于较好实现参访目的。

　　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参观访问活动，对成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深深地体会到，“只有集体化才能使农民不走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识到，“党的坚强领导和巨大的组织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忘我的劳动热情，使苏联人民成为旋转乾坤的巨人。”“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有这样亲密的朋友，又有劳动模范带头，一定能够走到社会主义去，帝国主义强盗是挡不住我们的。”可以说，访苏之行使代表们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得到科学化、现代化的改造，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成为他们心之所向。

　　代表们回到北京后，系统总结了访苏所得经验，形成了专门的报告供中央参考。国内也围绕此次访苏活动开展了大量的宣传。《人民日报》在9月设立“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我国农民的道路”专栏，刊登了代表们的访苏观感，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各地报纸纷纷转载。10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苏友协党组关于“中苏友好月”的宣传工作计划，要求各地“特别要请刚回国的访苏工会和农民代表团的代表作专题讲演。”因此，代表回省后，纷纷到各处作报告。如云南省委安排该省代表先后到5个专区31个县巡回作访苏报告，直接听报告的农民群众达72万多人次。山西代表李顺达等6人，每人带个电影队、边放苏联电影边作报告，10天内听众达58041人。12月5日，团长张林池还向政务院作关于《参观苏联农业建设情况的报告》，着重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情况，并认为“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为我们明确指出了前进方向。”周恩来对参观团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认为，“中国农业代表团是一个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不找麻烦、虚心向人家学习的好典型。建议今后所有的出国代表团都要有自己的明确任务，都要订出出国参观访问的具体计划，并在出国后作出汇报。”同时，他对张林池的意见表示赞成，认为“有了他们的经验，我们应该走得快些。”此后，除了农业部专门汇编的10卷本访苏报告，代表们个人的访苏观感、游记也相继成书出版。而苏方拍摄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则被引进到国内，成为当时少数几部政府规定在全国范围放映的影片之一。在1953年10月3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访苏农民代表的见闻成为我党向农民解释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材料。所有这些，都提高了此次参访活动对新中国的影响，具体包括：

　　（一）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强化了党与农民的情感联系

　　一方面，参观团在各类宣传中描绘了社会主义苏联辉煌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图景，消弭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陌生感和因各类谣言产生的怀疑心理，激发了大家学习苏联经验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在东北农村的整党中，各省“邀请从苏联参观回来的农民代表作报告，使进行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增加了丰富的活泼的内容。”各地农村共产党员“加强了领导农民走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信心和决心。”浙江汤溪县的农民听到访苏报告后说：“过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公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大锅饭，现在才晓得苏联是按劳取酬，多劳动的多得；犁地，摘棉花，挤牛奶都用机器，生活当然越过越好，我们要坚决走苏联的路！”山西陵川连全保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在读了参观团的访苏观感后，坚信“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一定也能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在湖北，所有听过访苏代表饶兴礼报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苏联真好，社会主义真好，集体农庄真好。我们也要快点互助合作加快农业集体化，早点像苏联集体农庄一样。”吉林代表韩恩给全省各地农民作了数十次访苏见闻的介绍，“对扭转农民认为社会主义是归大堆，吃大锅饭的错误认识，和树立进一步向苏联学习的正确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出国参观，使农民体会到了党对他们的重视。农民代表认为“这在过去是做梦也不敢想到的”，“这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光荣”。他们在宣传苏联成就时，都反复强调“这一切都是共产党领导得来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民日报》也宣称，“在苏联，陈双田亲眼看到苏联人民所以会有今天，是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分不开的。”有的农民曾对“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服气，认为“不管它工业怎么样好，咱们不种地，工人也吃不上饭！”听了访苏代表的报告后，他们明白了“要是没有国家工业化，农民八辈子也不会和笨犁、和牛马分家。要是没有工业，别说拖拉机使不上，就是新式农具也使不上。”显然，这些宣传巩固了工农联盟，也加深了党与农民的情感联系。

　　（二）宣传和运用苏联农业技术和集体化经验，促进了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

　　一方面是积极推广、运用苏联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科学研究方法。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回国后，不仅在《中国农报》等报刊介绍苏联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认为应该积极学习苏联结合实际的工作方法，重视农业科学研究的实地调查工作。他向农业部提出1953—1957年试验研究工作计划大纲，建议集中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有步骤地进行适应集体化、机械化、草田轮作制度时期所需要的巨大科学工作。”他的提议得到了华北多地政府负责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以及农业部部务会议的通过。此后，他领导研究所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既“帮助农民采用密植、整枝、保苗、间苗、移苗及防治病虫害等科学方法。”也找到了小麦“保证全苗、缩小行距、培养地力的增产规律。”这些研究为农民增产和开展集体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

　　农民代表也积极推广和带头运用苏联农业技术和工具。如1953年，韩恩在合作社推广了他在苏联学到的小麦播种方法。在经受了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该社依然比上年“每垧增产了一千斤”。饶兴礼也积极推动苏联农业生产经验和新式农具，他在1954年曾骄傲地写信给苏联集体农庄的朋友，告诉他们“一九五二年，我们全社只有一部新式步犁，两部喷雾器。今年呢，我们已能用抽水机灌溉，用药械除虫。田里施用了化学肥料。今年冬耕，是用的我国仿照苏联马拉农具制造的双轮双铧犁。”这些示范和宣传，能使农民认识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好处，促进技术的更广泛运用。

　　另一方面则是倡导建立农业合作组织，推广苏联集体化经验。农民代表成为国内农业集体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并为各地的农业集体化做出了示范，使广大农民强化了集体观念，推动了他们参与集体化的进程。如辽东代表吴凤岐领导办起了“曙光集体农庄”，成为全省第一个试办的高级社。云南代表李能也成为“云南省第一批试办的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各地农民从代表那里了解了苏联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情况后，开展集体化的热情迅速高涨，如山西应县农民听了代表报告后，“仅四个区就有二百四十三户农民积极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六百三十五个互助组重新整顿了组织，订出生产计划。”代表们还积极运用苏联集体化经验开展实践，如李顺达所在合作社引入了苏联集体农庄里“劳动有定额、超额有奖励”的制度，“提高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了过去有些社员做活重量不重质的偏向，光春夏两季，就提高劳动效率百分之十九强。省下来的工，用到农田基本建设和副业生产上，增加了大家的收入。”韩恩参观了苏联集体农庄后，认识到所在农业社的非劳动报酬定得过高，推动该社逐年降低土地的报酬，增加了社员收入。代表们引入的某些苏联经验还得到了全国推广，如耿长锁所在合作社就结合其访苏材料，制定了包工包产方案。1956年1月，该方案被毛泽东亲自编撰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入，推向了全国。从更为长程的视角来看，代表们所推广的规定劳动定额计算劳动日、深耕密植等制度、办法，在此后的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被各地所采用，影响可谓深远。

　　（三）促进了中苏交流，加深了中苏友谊

　　中方派出大规模的参观团到苏联学习，参加红场观礼，拜谒苏联革命圣地，充分表达了对苏联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推崇与敬仰之意，对于加强双方信任，深化双方合作是有利的。苏方在“五一”红场庆典中高举中国领袖肖像，苏联群众对中国代表无比热情的欢迎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参观也使两国民众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回国后，代表们在各类宣传中用具体实例来强调在苏联参观访问时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拉近了中苏民众之间的距离，双方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在1952年11月的“中苏友好月”中，仅陈双田作过报告的浙江省金华专区，就寄出了一万八千多封信件给苏联的英雄、模范及劳动人民。广西荔浦县农民在听了蒋在球介绍了苏联情况后，给库班区斯大林集体农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他们的赞美。1953年2月，“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农民已写了一封回信，详细叙述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成就。”这种民间交往，为中苏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增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总之，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在促进民众思想转变、深化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推动农业集体化进程、加深中苏友谊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纵观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出访以及回国后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经验的学习、宣传和推广过程，党中央亲自联络、组织，大规模的农民参观团访苏成为国家行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极为重视农村问题，急切寻求农村发展，积极探索农村发展路径的多重面相。中共在组织此次参访活动时，在选拔人员、接洽和安排参访内容、扩大参访活动影响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在此后中共组织的出国参访活动中，都依稀可辨组织农民代表访苏参观团的历史经验痕迹。

　　组团出国参观的学习方式，相对于在国内学习苏联经验，更直观也更具体。同时，让农民亲身赴苏学习，回到农村后动员的效果更好。不过，这种方式并非没有缺点，据参观团成员回忆，苏方在介绍集体农庄时，“他们说好的多，说教训少，不肯全部直言相告，对我们不利，对他们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参观团成员未能深入了解苏联发展集体化历程的全貌，以至于一些农民代表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好处作了夸大的宣传，使部分农民产生一种共产主义可以一步到位的错觉，不少地方发生了急躁冒进，办大社，过多地搞公共财产，以至发生强迫命令等行为。这些教训不容忽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史鉴今，我们既应保持开放心态，加强国际交往，全面、准确地学习、研究一切有助于乡村发展的他国优秀经验，也要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各地在推进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本国经验，做到兼容并包，在实践中升华，此其一；其二，我们既要重视先进经验、技术的推广，也要充分考虑各地条件和农民需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党员模范引领作用，寻求外部经验、技术本地化，不搞生搬硬套或者盲目移植，方可推动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肖钊，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湘潭大学期刊社编辑，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农史》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