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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新中国·新时代——中国无神论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天台论坛综述

发布时间:202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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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至27日,中国无神论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天台论坛在浙江天台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中国天台县委和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统战部、教育部、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宁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社会主义学院等近三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以及浙江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和中共天台县委党校的教师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龚云研究员,天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曹蕉红,台州市委党校党委书记朱纪元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词。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同志参加本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无神论学会荣誉理事长朱晓明同志作了题为“无神论———新中国的历程、新时代的任务”的主旨报告。

  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也需要对无神论事业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总结我们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

  朱晓明指出,新中国宗教工作和无神论事业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两个大的阶段。在前三十年,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是坚持了政教分离、宗教和教育相分离的方向,中国宗教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包括宗教的政治面貌、宗教制度和宗教团体都发生了重要改变。后四十年,先是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政策和基本方针,进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时期;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进入关键在“导”,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的新时代。

  朱晓明还指出,在七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宗教领域和宗教工作发生过曲折和失误。突出的有两个表现。一是在“左”的思想滋长蔓延时期,只看到宗教与我们在世界观上的差异,忽视了在政治行动上的团结联合。二是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忽视了宗教活动过热、信徒增长过快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标志,我们党全面系统地总结新中国70年宗教工作和无神论事业的成功经验和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教训,形成和发展了以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和宗教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核心要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校正了宗教工作的前进方向。

  龚云指出,新中国70年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维护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方面,在保证党的宗教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润国研究员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原理正确回答不同时代的宗教课题,形成三大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留下的宗教课题是:经过长期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宗教浸染了殖民性和封建性,领导权基本上不在人民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宗教界进步人士进行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清除我国宗教的殖民性和封建性,建立由我们党领导的爱国宗教团体,对宗教界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形成了毛泽东宗教工作思想。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宗教课题是:宗教政策遭到破坏,宗教工作被取消,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受到压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恢复党的宗教政策,全面阐述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宗教活动混乱问题凸显,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现象突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党的十六大以后,宗教文化热持续升温,宗教关系日益复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更加丰富。进入新时代之后,新时期留下的宗教问题是:信教人数持续增长,宗教结构发生变化,宗教影响不断扩大,宗教问题日益突出,宗教工作却存在思想不重视、认识不正确、工作不会做等问题,出现五牛拉车、不知所往的现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校准宗教工作的方向,整治宗教领域的风险乱象,引领宗教工作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新时代宗教治理思想。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的黄艳红副研究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和无神论)开创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研究作了一个述评。她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宗教和无神论思想的译介;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宗教和无神论思想的阐释;三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宗教学和无神论的初步研究。她认为,这些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包括多种研究主题和视角,并且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但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她还提出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关系的问题,认为不能因为学术研究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否定其学术价值,重要的是要将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学术性结合起来。

  中原工学院的胡朝阳老师指出,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初创期、低潮和恢复发展期、艰难发展期、新时期的新机遇四个阶段。这个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发展过程与任继愈先生密切相关,他全程参与了这个发展历程并做出诸多学术贡献。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他积极践行科学无神论“脱愚”学术使命的最直接体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的张俭松认为,宗教中国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阶段;二是1949—2015年我国宗教中国化初级阶段;三是中国化阶段。他认为,在新时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其次,还需要解决当前影响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突出问题,如宗教的商业化倾向,境外宗教渗透问题,宗教极端主义蔓延及逆中国化问题等等;再次,要严格区分我国的宗教中国化与宗教本色化或本土化的差别;最后,要坚持所有宗教而不仅仅是外来宗教的中国化。

  北方工业大学的张晓晨老师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维汉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教“五性”理论及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的宗教矛盾问题的思想。认为他不仅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及我国的宗教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思想;还提出同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培养红色神职人员的思想,这既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神论思想的研究,也是为无神论事业发展挖掘历史思想资源的重要方式。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的韩琪指出,恩格斯的无神论思想具备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她着重强调了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不可知论、自然神论本质的判定,对自然科学领域有神论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以及极具启发意义的辩证生死观。她认为,呈现恩格斯无神论思想之哲学结构的完整框架,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还能够澄清今日之宗教发展、宗教研究以及一些对宗教认识中的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的郝瑞斌副教授分析了列宁的宗教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指出,列宁对苏联宗教问题的解决,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观点,始终贯穿唯物辩证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北京联合大学的刘福军副教授阐述了毛泽东的无神论思想。他认为,毛泽东的无神论思想围绕否定神存在和人的解放和发展、围绕正确处理无神论与有神论、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的关系展开,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他强调,将宗教信仰问题纳入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当中,是毛泽东重要的创造性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新时代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新时代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也面临着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好这份答卷,回答好这些问题呢?

  教育部高校社科研究中心的田心铭研究员指出,构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本学科“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是无神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他认为,编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概论》可以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抓手。这是一项“集成”和“总装”的工作,是一种“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无神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无神的物质世界产生了有神观念以及与之相对立的无神思想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无神论学科的基本原则。构建中国特色无神论学科要坚持矛盾分析方法,以问题为导向。

  朱晓明认为,无神论事业70年发展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是:无神论不仅是共产党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也是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精神优势,还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坚持无神论作为思想基础、精神支柱,要处于主导地位,贯穿全局、覆盖全局。现代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包括网络对无神论宣传都提出了挑战。与中国道路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与精神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要求相比,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和无神论研究学术研究还滞后于现实,我们需要新的理论突破。

  龚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汲取新中国70年无神论事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教训,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的重要论述,提高无神论研究学术水平,总结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无神论宣传教育经验,稳妥处理无神论宣传教育与宗教工作关系,发扬斗争精神,讲究斗争艺术,提高斗争本领,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习五一研究员提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对近代启蒙思想家和人文主义无神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它有三个重要特征:唯物史观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不断发展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加强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无神论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科学无神论只要彻底,必然导向合理的社会制度。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要制定相应的纲领和策略,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新时代科学无神论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赵文洪书记对宗教中国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宗教中国化是指中国的宗教认同中国、中国文化、中华民族,适应中国社会,吸收、融入中国文化。宗教信仰自由的边界就是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社会、国家的合法利益。他还指出,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即我国宗教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如果放任不管,宗教在未来可能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害。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看,宗教中国化是减少宗教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好发挥宗教对社会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所以,宗教中国化既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边界,又是宗教生存、发展的保障。

  北京科技大学的左鹏教授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中需要回答的几个现实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回答。他指出,回答大学生关切但认识不清的现实问题,是增强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的基本要求。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不信仰宗教吗?他的回答是,当今世界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不信仰宗教的人,宗教也不是什么“人类学常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神主义和无神论并存的国家,但是任何宗教都不曾占据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这是我们的传统和优势。第二个问题是,只有宗教才能解决社会道德危机吗?回答是,宗教在社会道德建设中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解决社会道德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发展宗教上。第三个问题是,只有宗教才能提供人生的意义吗?回答是,宗教确实在某些时候能够给人生提供意义,但宗教提供的人生意义是虚幻的。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有的科学家也信仰宗教?回答是,确实有科学家信仰宗教,但不能把这当做其他人信仰的根据。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新疆是我国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的主战场与前沿阵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戴继诚教授认为,新疆探索出了一套针对极端主义的治理方法和路径,包括:正本清源,夯实治理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基础;发声亮剑,掀起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依法治疆,筑牢反极端主义的法律基础;从严治党,深挖极端势力的幕后黑手与保护伞;标本兼治,根除极端主义的滋生土壤,等等。这些措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新疆师范大学的任新丽教授针对宗教极端主义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渗透,认为,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遏制宗教极端化等具有极端重要性。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武器,旗帜鲜明地开展思想斗争,坚决抵御和批驳“双泛”思想和“三股势力”在新疆历史、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上散布的谬论,正本清源,强基固本,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维建研究员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疆,依靠人民群众,通过综合施策打击“三股”势力,新疆的治标任务已基本完成。而且,新疆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工作,使新疆及全国人民对新疆历史与现实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大家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团结意识,也对引导宗教中国化具有标志性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意义。但是,未来新疆仍将长期面临的“三股”势力的威胁,形势依然严峻,反恐去极端化工作任重而道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世俗的、无神的、科学的文化是其重要的方面。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才是解决新疆“三股”势力问题的最终手段。

  近年来,“灰犀牛”一词常常用来表示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内蒙古财经大学的王奇昌副教授对于习五一微博中折射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灰犀牛风险进行了分析,指出各级政府部门需要站在捍卫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正视当前民族宗教领域所蕴藏的巨大风险,同时还需要加强中央巡视、鼓励社会监督,及时解决这些领域里出现的问题,从而化解风险。

  浙江师范大学的陈永胜教授围绕新时代不同年龄阶段无神论教育的心理学问题,从实践层面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和努力方向。他提出,儿童期的无神论教育,应注重挖掘、整理和加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朴素无神论遗产,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当代形式,对儿童心理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青少年期的无神论教育,应把着力点放到心理健康教育与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有机融合中,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员与思想品德授课教师两支队伍的协同功能。中年期的无神论教育,应警惕扩大开放过程中外资及其他非公企业宗教文化的心理氛围扩散,切实采取措施巩固并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老年期的无神论教育,应有效地利用社区积极心理资源,用言传身教的正能量事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科学思想。

  长期以来,我国在天主教问题的处理上绕不开梵蒂冈,这也是影响我国天主教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重大因素。浙江社会主义学院的孔陈焱副教授对梵蒂冈国际外交身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梵蒂冈领导的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组织的宗教跨国行为体。梵蒂冈的宗教特质挑战了国家主权,从而挑战了国家权威;其利用的道德权威也挑战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应将其视作跨国行为体中的宗教道德权威而不是主权国家。

  三、科学无神论、乡风文明与社会治理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大原则,需要贯穿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邪教治理还是乡风文明建设,都离不开科学无神论。

  邪教作为一种有神论思想和实践,在当前社会中仍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膜拜团体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范宝祥团队对邪教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通过辨识邪教的主要特征,运用案例分析法,剖析了世界各地一些邪教组织的罪恶本质,认为从源头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防范和治理邪教的重中之重。当然,对邪教的防范和治理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综合治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为了更有效地防范、抵御和治理邪教,必须要从社会治理体系的角度来分析。范宝祥等人通过对中国政府治理邪教的成功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对邪教的治理要实现法制化和社会化,同时还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薛鹏指出,面对互联网普及的大环境,邪教借力传播发展的趋势不容小觑。他以邪教综合网站为实例对邪教的传播方式进行研究后,从中挖掘邪教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播特征,提出针对网上民众的网络邪教治理方案。

  湖南城市学院的涂建华教授指出,宗教和邪教具有相同的唯心主义思想基础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它们的区别在法律意义上。正是在守法与违法的意义上,宗教致力于与邪教撇清关系,而邪教则千方百计依附、假借和冒充宗教。因此,依法管理宗教不仅可以防范宗教变邪,而且能够剔除依附宗教的邪教进而打击邪教。

  陕西师范大学膜拜与社会心理问题研究中心的陈青萍教授等人通过选取某市10处社区10名工作人员和10名膜拜成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心理健康问卷调查,探讨了膜拜成员社区心理康复教育的长效方法。研究认为,膜拜成员在短期教育转变后,仍然存在注意力不佳、失眠和忧虑等心理问题。而通过实验证明有些方法对于膜拜成员的心理康复具有长效性效果,包括以认知疗法作为转变膜拜观念的基本方法、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作为深入性和互助性的方法、家庭策略性疗法作为立体性和动力性的方法、网络健康服务作为广泛性和支持性的方法等等。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天台山的和合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发掘其中积极健康的内容,培植良好的文明乡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科学无神论能够发挥思想基础作用。

  浙江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尚枢指出,台州的和合民俗文化中尤其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民俗文化中存在一定的神秘性,但是这些民俗仪式也体现着人们对安全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通过移风易俗,对民俗文化总特别是有关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资源中进行挖掘整理,让这些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徐永恩则从和合文化的渊源与精神内核、和合文化存在于乡民的深层意识中的状况,以及乡村和合文化存在的传统基因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和合文化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中共天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太龙对新时期宗族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滋生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等进行了分析,提出,要摈弃不良习俗和封建糟粕,引导和合理利用各类优秀宗族文化的文明成果。天台县委党校副校长姚君萍提出,依托天台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组织学生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的方式走出校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深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进而通过研学旅行助推乡村振兴,推动农产品销售,拓展收入增长点,定向帮扶致富。天台县委党校张密珍老师以浙江天台灵溪村为研究样本,通过对该村传统文化资源的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透过对该村乡土习俗与人文传统的解读,从中思考乡村振兴的社会意义与当代价值,进而对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乡风文明重塑做了探讨。

  天台县委党校张文忠老师认为,乡村物质经济与精神文明需要协调发展,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之魂,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和软件基础,因而要把乡村振兴与乡风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促使二者同向同行,相互促进。石怀春老师认为,如果将乡风文明建设与自治、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就能为这一工作找到载体和抓手。天台县始丰街道宣传委员王昌印对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文明治理实践进行探讨和分析,提出抓住当前乡村治理的关键,找到新时代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方向,进而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加润国在会议总结时指出,未来的宗教治理必将向治本深化。在宗教治理特别是治本方面,必然要发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作用。宗教之本有两个:一个是有神论,一个是宗教徒。与此相应,宗教治理也有两招:一个是加强无神论宣传,一个是推进宗教中国化。无神论宣传面对社会大众,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在整体上把宗教问题“化”少。宗教中国化面对信教群众,引导他们爱国守法、明礼诚信、服务社会,可以把宗教信徒“化”好。这实际上也就是新时代宗教治理思想的两大要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总要求。热爱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的学者,应该加大对各宗教有神论及其传播规律的研究,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无神论宣传,为新时代宗教治理作出自己的贡献。

  自1978年成立以来,中国无神论学会已经走过了41个年头。其创办的《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也已经连续出版20载,一共有九百多名学者和专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千多篇文章。为纪念创刊20周年,鼓励科学无神论领域的学术研究,《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评选表彰了45名优秀作者(名单见本期第49页)。中国无神论学会荣誉理事长朱晓明和杂志社社长张新鹰为此次参会的优秀作者颁奖。会议期间,中国无神论学会还召开了理事会议,推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樊建新研究员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