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正值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日，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1届学术研讨会暨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中国经济”在重庆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会长致开幕辞。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教授、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钊教授分别致欢迎辞，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等作了专题发言。会议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中国经济为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注国际性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
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于2013年5月25日-27日在巴西圣卡塔琳娜州联邦大学召开第8届国际学术论坛，世界杰出经济学家、依附论的创立者、巴西里约热内卢州联邦大学教授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和中国人民大学一级荣誉教授卫兴华荣膺第3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在本次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侯为民副研究员在发言中评介了桑托斯教授和卫兴华教授的学术思想。侯为民指出，桑托斯教授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新依附论。所谓“依附”是指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有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三种形态。当前，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新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注定要通过开拓国际市场缓解内部压力。由于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和拉美国家的自身制度，作为落后地区的拉美国家产生了对前者的依存关系，而这是导致其不发达的真正原因。若拉美国家内部制度和外部关系不发生质变，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关系是不可能改变的。卫兴华教授的学术创新在于：重视生产力地位，主张生产力多要素论；提出“纵向二层次调节”的经济运行新机制论、“公平效率内在统一论”；在国企改革上，主张综合配套推进国企改革，重点是加强国企内部科学管理，反对以股份制成为主要实现形式为借口，否定或取代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这两种公有制形式。
201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对资产价格理论实证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Fama）、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和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PeterHansen）。程恩富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教授、厦门大学郭其友教授和华侨大学李宝良助理教授评述了这三位学者的主要经济理论贡献。他们指出：资产定价理论实证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是金融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它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资产收益率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和资产收益率差异决定因素的理解，推动了新古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和融合。程恩富教授指出，希勒关于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泡沫、负面影响与非理性繁荣的思想，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建议，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方兴起教授指出，希勒的经济与金融发展理论颇具特色，他对金融和金融发展的理解与流行观点完全不同，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希勒主张，金融不应该完全成为少数金融从业者不择手段追逐财富和权力的工具，而应成为为所有人服务的工具，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二、外国经济学说比较与评析
1.外国经济理论新探索
(1)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和技术性的关系。随着数学在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运用，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也成为学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那么数学与经济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发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论述了经济研究中的思想性和技术性关系的几个问题。就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的关系，方福前教授指出，实证分析应当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否则实证分析可能会无的放矢，或者会使读者不解其意。一篇好的经济学论文应当是在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可信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不能只回答“是什么”，而不回答“为什么”。实证分析也不能代替理论分析。经济学作为一门解释的学问，主要是要回答经济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性质两个基本问题。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往往是相关关系，至多是浅层次的因果关系；而经济现象与其原因之间则是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前一类关系可以通过数学和计量方法来解释或揭示，但要揭示后一类关系，数学和计量方法则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经济现象与其原因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往往只能通过抽象分析和逻辑推理才能够加以把握。在技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方面，方福前教授强调，经济研究主要是出思想出观点的，是要解释并且解决经济问题的，数学和计量技术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有用工具，是为理解经济关系、发现思想和探索原因提供支撑服务的。技术性不能代替思想性、技术本身不是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技术复杂不等于思想深度，技术新颖不等于思想新颖，技术严密不等于思想缜密。就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的关系，方福前教授认为，从应用或实用的角度来看，从短期需要来看，相关关系分析可能就够了；但是从科学研究和长期趋势来看，因果关系分析是不可或缺的，相关关系研究替代不了因果关系研究。他强调不要把相关关系混同于因果关系。
(2)多重再生产平衡结构与经济周期。经济活动在沿着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上升中，常常会上下波动，且呈现周期性变动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研究员以多重结构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为解释工具，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再生产平衡结构的持续“重塑”过程。正是“多重再生产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的交替作用导致经济运行周期性地出现不同的再生产平衡结构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从而形成周期性经济波动。
（3）金融发展过度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实业界以及政府部门在探讨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治理过程中，纷纷将目光聚焦在金融业的规模上。北京师范大学胡海峰教授指出，金融发展过度的研究可以从金融增长功能和金融配置效率两个视角展开，前一视角的讨论集中在金融发展是否过度，以至于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后一视角讨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金融部门是否发展过大或者过快，吸收了过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金融过度发展的研究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其强调不能过分注重金融发展的规模，而应关注金融发展的功能的观点，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规模时，应当对其进行限制、监管甚至缩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4）韦斯科普夫的利润率动态说。清华大学孟捷教授指出，美国经济学家韦斯科普夫提出了一个研究利润率动态的方法，即将利润率的变动归于产出资本比率、利润份额、生产能力利用率这三项因素的变化，并将这三项因素与三种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相对应。韦斯科普夫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三项因素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利润率下降的不同影响，并据以维护了“利润挤压论”针对1973年-1974年经济危机成因的理论解释。
（5）吉尔布瑞特规律和帕累托—齐夫规律。企业规模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首都经贸大学方明月博士深入研究了企业规模分布的吉尔布瑞特规律和帕累托—齐夫规律。西方经济学者主要基于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利用不同的国别数据和研究方法来反复验证以上两种分布规律，并通过构建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相应的形成机制。基于分布规律的视角，利用概率模型和大样本数据来考察企业规模的整体分布情况，进而判断企业规模分布是否合理和优化。一方面，这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与“企业—市场”微观二分法相得益彰的宏观分析范式。另一方面，就现实意义而言，成熟市场经济的企业规模分布研究也为中国企业规模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以观摩的标尺。
2.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重要理论的评价
（1）经济学的利益集团性。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具有阶级性。南开大学陈弘教授指出，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一定利益集团利益的反映，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盛行必定是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利益集团支持的结果。科斯定理、库兹涅茨假说与比较优势理论都是逻辑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三者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科斯定理契合并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库兹涅茨假说是冲破平均主义羁绊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比较优势理论推动了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对外开放。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在国内盛行其背后有利益集团的身影。他们希望科斯定理为他们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谋取经济利益奠定理论基础，他们希望库兹涅茨假说能掩饰并合法化他们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贪婪，他们希望比较利益的不设防原则成为他们与国际垄断巨头串谋的工具。
江苏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和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指出，当前要消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干扰，特别要警惕“消除国有企业”和“实行宪政”等西方思潮对深化改革的误导。
（2）资本权力与市场秩序。华南师范大学张凤超教授认为，没有国家强制权力的合理化、专门化，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秩序，行使国家强制权力的“政府干预”是市场秩序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实施政府干预都是维护本国利益的理性决策，尤其在来自外国私人垄断资本和政府强制权力的剥夺本性如此昭然、侵占势力如此强大的当今，弱者的自我保护并不违背自由交易的主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有了小而强的政府的干预，一种契合一国国情、消除所谓“世界主义”的竞争性市场才能得以实现和延续。 （3）总供求模型的修正。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和西方主要经济大国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总供求失衡和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困扰。西南大学朱泽山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总供求模型的不足在于忽略了消费、消费对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约束和发生不同类型投资的约束条件。修改模型的思路是：把消费纳入模型，构建消费对投资的约束关系；把不同类型投资纳入模型，构建不同类型投资的激励约束关系，进而改变调控总供求。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教授以马克思的三大部类公式为基础，推演了消费对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
三、民生导向型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有少数群体仍盼望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或盼望改变所谓“半统制经济，实行不要国家调控的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程恩富教授指出，上述所盼都是违背民意的，中国应突出民生导向型的改革开放，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实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国经济在继续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同时，要改进国家的计划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以期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和最大化。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前提下，确立“小而强的政府”的主导地位，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功能上的“基础—主导”双重调节机制，形成高效市场即强市场和高效政府即强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表现出国家的良性调节职能和作用强于或大于资本主义国家。南京师范大学蒋伏心教授亦提出，中国需要逐渐形成强市场—强政府“双强”格局。
树立民生为本的财富观是我国“后改革时代”的内在要求，是后改革时代经济研究对象与目标历史转换的要求。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认为,民生财富系统由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关耦合的商品财富系统、自然财富系统和知识财富系统子系统构成。民生财富系统的基本要义主要体现在民生效用最大化、代际差异最小化和系统协调发展系数最大化三个方面。民生财富系统有利于财富发展动力的深度开发，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推动后改革时代利益格局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认为，我们在肯定改革开放的成绩的同时，也一定要吸取历史上有些国家开放造成货币自主权丧失、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自主权丧失、陷入“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坏贸易”陷阱的教训。
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其他重要问题
1.TPP和TTIP贸易谈判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出现了美国等12个国家之间开展的TPP谈判和美国与欧盟加快《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谈判两个重大事件。贾根良教授提出：如果我国加入TPP，美国等发达国家将通过TPP控制和支配我国高端产业与国内市场，压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如果我国不加入TPP，我国可走的路却很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可以实施“亚欧大陆发展战略”，甚至可以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体”提出与拉丁美洲33国建立33+1自由贸易区的动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TPP的根本措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石士钧教授认为，TTIP和TPP贸易谈判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为贸易多边主义可能被严重侵蚀，新兴经济体被明显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利益被重新忽略。我国应高度关注这类贸易谈判，并及时确定我国相应的博弈策略，否则，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不仅会失去许多由多边贸易体制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和贸易利益，而且要花费极其巨大的代价去面对重新融入国际经济轨道的艰难历程。这是千万不能等闲视之的。
2.货币过度供给问题
近年来持续的通货膨胀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吉林财经大学郭殿生教授指出，货币过度供给是指市场上实际流通的货币超过经济发展需要，造成流动性过剩、物价和资产价格普遍上涨的现象。它是我国资本市场几近失控的推手，为通货膨胀蔓延推波助澜，增加了本币贬值的风险。
3.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伴随着深刻的产业结构变迁，而产业结构变迁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张卫国教授、高远东副教授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及其量化指标，构造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论认为，社会需求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推动作用最大。
安徽师范大学周端明教授在评价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思路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产业升级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思路的整合，以价值链升级为分析的微观基础，以结构调整为分析的宏观环境和升级结果，构建一种包含微观基础的、能够很好解释结构变迁的产业升级分析框架。
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日益重视。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被广泛认为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结果。北京工商大学徐丹丹教授选取马歇尔K值作为度量虚拟经济的指标，选取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份额度量实体经济，综合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建立VAR模型，对1998年-2012年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当前的问题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缺乏联动效应，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没有支持效应，而不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
5．反贫困问题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困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吉林财经大学刘建华教授在深入研究中西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现阶段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贫困理论的定位，为认识社会主义贫困问题提供科学方法；区分制度性贫困和体制性贫困，为解决社会主义贫困问题提供可行思路；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奠定制度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提供经济保障；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创造物质条件；完善反贫困和扶贫体制，为消除社会主义贫困培育政策环境。
武汉大学邹薇教授构建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模型，从教育投资的风险和决策的角度解释低收入家庭持续性贫困的问题。在低收入家庭中，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这意味着越是贫穷的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会越低。
会议还就中国经济学的新建构、“中国梦”的经济学诠释、国有企业效率、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王振中、王志伟、余文烈等专家出席了会议。
（作者单位：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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