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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研究和正确借鉴外国经济学说，2009年11月27－29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为主题，召开第十七次年会。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1．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研究

　　在分析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新一届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基于1929－1933年大萧条与2007－2009年“大海啸”的比较分析，指出近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两次最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政策体系有密切关系。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在那之前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只要依靠自由的市场机制就可以使社会经济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既无生产过剩，也无工人失业。然而，30年代大危机彻底粉碎了这种自由均衡论的神话，因此，那次经济危机便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第二次是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乃是近30－40年来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安徽财经大学赵茂林认为，按照马克思经济危机发生的逻辑，此次危机，表象上看是银行将贷款发放给了信用不佳、还贷能力差的借款人，导致违约率不断上升，而实质却是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透视近年美国经济，可以发现如下事实：“国家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爆发←违约率上升←透支消费←生产过剩←消费能力不足←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正契合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因此，虽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古典的经济危机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并未改变，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暨南大学杜金岷和奚宾指出，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货币与实物资产的错配，引发支付危机并向实体经济传导，是政府对经济调节的失败。政府只从金融机构的合规上监管是无法消除财富的非平衡转移、积累和危机的发生。次贷危机的发生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共同结果，防止危机再次发生不能靠市场的自发调整，而是需要政府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综合应用各项经济职能，审时度势，适时调整，相机行事且执行到位。

　　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强调，自2007年夏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像70年以前那样剧烈、突然的转变”，即从基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转向了基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由此，势必像70年前那样，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会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严格地说，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预见到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只不过他未曾想到会发生“金融大海啸”，从而也就不可能预见到这种回归来得如此的“剧烈、突然”。无论如何，西方经济学即将出现“拐点”，而克鲁格曼的理论显示了西方经济学将“拐”向何方。这一点正是我们研究克鲁格曼理论的意义所在。东莞理工学院刘伟认为，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与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也有重要的启示。虽然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但是经济体内部仍然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当前内需不足是影响我国的重要问题，扩大内需则是我国对应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唯一出路。非常庆幸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4万亿的投资初见成效。

　　在防范和应对危机的问题上，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和李海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实际上不再承担稳定全球汇率体系的义务，这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并屡次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深重危机。中国也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应抓住美元动荡这一时机，构建“中元区”，将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避免因外汇储备缩水而遭受的损失。安徽财经大学任志安和于霞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于对外开放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影响比较显著，然而对于西部地区，却迎来了空前的机遇。但金融危机不可能改变我国区域发展的现状。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去协调区域的发展将是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低碳经济作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出现，其具备的优点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指明了一条道路。山东财政学院韩玉玲认为，政府采购的影响已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财政支出管理，而且还扩展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在当今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采购因其被赋予的政策功能而得到格外关注，被我国政府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作为经济刺激方案的重要举措之一。吉林大学纪玉山、白英姿和纪明认为，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整体性衰退，我国外向型低端产业面临巨大压力，出口形势相当严峻。已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现实发展的需要，更不能完全作为我国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将比较优势转化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华南师范大学陈延林和蔡伟认为，为降低长期内通胀率攀升的风险，可以通过对不同期限贷款利率进行“结构性”调整——“短期贷款利率多调，长期贷款利率少调或不调”，宣示央行“防通胀”政策目标。华南师范大学邓于君认为，将SDR发展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现有的美元本位制，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周小川语）。但需指出的是，随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其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与投票权随之增强，世界各国对当前全球金融风暴根源认识深化及其共识逐步形成，各国通过共同努力、循序渐进，逐步拓展SDR的使用范围、充分发挥SDR作用，将其逐步发展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现有的美元本位，建立有利于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伟大构想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华南师范大学张球认为，随着欧元的巩固及中俄印巴等经济体的崛起，丧失相应经济实力支撑的美元霸主地位难以为继，点纸成金的神话面临终结，而建立以世界经济现实为基础的新的货币体系很有必要。虽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事情，但是这次美元危机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能因为美国的霸权而继续接受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北京师范大学胡海峰和孙飞指出，从危机成本角度出发，比较分析两次银行业危机的各项成本，在此基础上寻求合理有效的危机处理模式，对我国完善银行业危机管理体制，维护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北京工商大学郑玲玲认为，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复杂，将通货紧缩定义为纯粹的物价持续下降现象来研究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更为可取；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并非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它们只是可能对经济恶化起了推动作用，面对经济危机，更需要深刻剖析其根源。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指出，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1）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2）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定义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作了正确的说明。以生产方式以及和他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仅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相反，罗宾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定义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其定义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翀教授认为，有必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经济学，但这种构建应该是从国际经济的客观事实出发，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借鉴现代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李翀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1）就现实的国际贸易的原因来说，不仅存在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而且存在超绝对优势和超比较优势。后者是决定世界国际贸易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最重要的原因。（2）购买力平价学说仅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汇率，因此，有必要从商品的价值和金融资产的虚拟价值出发，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直接投资三个角度分析市场汇率形成的基础。（3）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从国内生产到国际生产，从国际贸易到直接投资的过程。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扣除风险后的利益小于对外贸易，企业就会选择对外贸易；反之，企业就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认为，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深入到理论假设来确立基本思想并展开思想叙述，因此仍有必要对当前的人的经济秉性进行界定，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或思路并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否则两大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就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与发展。程恩富基于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提出了一个极其新颖的“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命题。以这一全新的理论假设为统领，对于当前实现两大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并在范式耦合的过程中实现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突破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西北大学何爱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轨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探索，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摆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方法，积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在这方面程恩富教授提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以马克思经典范式为基础，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以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成果为借鉴。因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既要反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理解。西北大学岳宏志、寇雅玲指出，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论者，无论是宽派、中派和窄派等都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脱离一切社会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所谓一般生产劳动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直坚持的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但是，这种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完全可以得到如下的确凿结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般生产劳动范畴存在的余地，马克思没有提出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认为，剥削泛化论对马克思剥削范畴的新解释，或者把剥削范畴外延的无限扩大，等于把剥削这个范畴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中抽出来，这样肯定会损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把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一个都看成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曲解。暨南大学胡世祯在分析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时，认为工资的变动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各个生产部门生产价格的变动，但这只是改变已形成的新创造的价值的分配，不会改变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总额：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动如果仅仅是引起工资的变动，就不会由此改变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长春理工大学葛敬豪认为，以马克思的产权内涵理论为依据，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进行。必须坚持生产资料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归属权，也就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性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私有化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南民族大学陈韶华和郭广迪认为，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虽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其世界观则始终持反对的态度；包括熊彼特、罗宾逊夫人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者，虽然“对马克思的功绩大加褒扬，但对他的劳动价值论却一致持否定态度”。西方学者之所以会对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评价越来越客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分析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对同样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现代西方学者即使是为了维护或挽救资本主义也不得不求教于马克思。西北大学郭俊华和杨裴指出，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有增长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经济增长理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启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他们在落后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认识到必须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的科学贡献。 南开大学王璐认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驳斥了萨伊“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论和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暗含的“收入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贡献”这种说法；相反，正是由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分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军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都是一种比较注重规范分析，强调终极关怀，关注人的需要和发展的经济学，都是从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学作为非主流的经济学，像其他非主流经济学一样，知道、了解、研究的人并不多，特别是在我国对其介绍和研究则更少，将其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更是没有。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吸收借鉴其合理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发展。福建师范大学陈俊明教授认为，马克思重建收入范畴，充分体现了他的理论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科学性。也就是说，收入范畴是《资本论》最具体的范畴，它扬弃了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所包含的重要规定，与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一起，构成《资本论》范畴体系的五大范畴。它体现了马克思对复杂的总体对象的科学处理以及最后回归，让人们看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从资产阶级财富的细胞开始，最后又回到资产阶级财富总体的社会表象本身。南京师范大学卜海认为，研究宏观经济必须采取一定的范式。目前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的范式主要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宏观经济学。由于两者的内涵和逻辑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会导致人们在观察、分析和把握宏观经济及其发展趋势时出现偏颇，甚至形成明显的对立。经济学研究范式作为一种独特且不断演进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类。运用不同的研究范式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有助于人们多层次全方位地准确把握和揭示所观察分析的问题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西方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云南大学张林和毕冶认为，对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研究主要围绕凯恩斯主义对“新政”的影响这一主题，正统经济学文献忽视了制度主义者对“新政”产生的重要影响，实际上，将位居“新政”核心决策层的制度主义者的计划思想、尤其是他们的政策主张以及详细的计划方案与“新政”措施进行对照，无论是农业的调整还是复兴工业的努力，制度主义者的主张都可以视为这些领域改革的思想基础。至于金融领域，尽管代表性的制度主义者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的思想与这一领域政策目的和诸多措施仍然是吻合的。而在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方面，克拉克和康芒斯的思想得到直接的体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虎涛认为，在众多经济学说流派中，奥地利学派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它的观点一直被视为与新古典颇为相似，但方法论基础却相去甚远；它强调解释而非预测，却成功地预测了包括2008年在内的数次经济危机；它有着先验论和公理化的取向，却反对一切数学形式化；它的大部分观点都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而当众多异端经济学聚集在演化这一反主流大旗之下时，它却成了其中的排头兵。中南民族大学郭广迪对将MR=MC边际原则应用于厂商长期均衡分析的传统提出质疑，通过分别对利润量最大和利润率最高的条件进行分析，他认为在厂商长期均衡的分析中适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从而MR=MC的边际原则仅适用于对于厂商短期均衡的分析，而不适用于对于厂商的长期均衡分析。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认为，20世纪末，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拉美、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实践充分暴露出其不足，从而导致“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出现。在“华盛顿共识”被证明是失败的今天，现代的产业政策表现出与传统产业政策的一些革命性的差异：关注能力建设，供需两端作用，重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

　　在西方国家理论方面，南开大学经济系蒋雅文认为，比较三种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不难看出，历史制度主义更强调归纳性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却对国家起源问题无法明确说明，对于社会制度的演进更强调内生性的制度规范的意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显然更功利或者说理性，但理性并不全部意味着可以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对低效率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制度演进曲折的解释也只好求助于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把文化的影响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几乎成为决定制度选择的唯一砝码，而制度变迁的路径也无非是对原有制度模板的借鉴。文化在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看来就是制度在理性制度主义者看来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或强或弱地影响着制度变迁，从这一点来讲，社会学制度主义与理性制度主义是有很大相似性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孝兵认为，影响经济波动和社会就业变化的因素远不止货币这一种，因而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是无法长期维系经济的正常增长秩序的，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万能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空想。西北大学宋宇认为，在诺斯看来，经济主体的行为假设必须超越理性人假设。理性假设在微观理论中范围有限的一些问题上有用，但是妨碍深入理解经济变迁过程。许多被我们看做是理性选择的东西，与其说是个人认知，倒不如说是植根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之中的思想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指出，西方金融学认为存在一种称为免疫的程序，可以用来构造抵御利率波动风险的债券组合，使资产组合的价值免受利率变动的影响。但是，要投资，尤其是要负债投资就要面临风险。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试图消除风险是不可能。而基于错误的理论来进行消除风险的努力，反而又可能扩大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刘文认为，西方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已蕴含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思想。但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完美预测的假设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一直没有把风险和不确定性整合到人力资本理论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西方学者利用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内涵和原因、风险类型、风险溢价，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风险的控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建模和量化分析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其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问题，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性将得到更多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将更为突出，这会助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在对西方经济学说史上重要思想流派的财富观进行归纳和梳理的基础上，西北大学任保平认为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我国当前的中心任务。但是人们不能仅仅从物质层面来追求财富，还要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发展物质生产的钥匙。同时，我们还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关注财富形式的变化，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并最终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从人的发展，而不是从物质的发展角度来建立新型的现代财富观。海南大学张尔升认为，根据西方产权理论的逻辑假设，私人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私人企业的成本低于国有企业的成本，从而得出私有化是最好的选择的结论。但是，通过大量的中外文献的分析比较，发现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有重大缺陷，西方产权理论不能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宏观调控中的利率微调问题上，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王春丽、刘义圣认为，借鉴美国利率微调模式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我国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必须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定出适合不同经济形势下的利率微调模式。在实际操作中，一是要把握好利率微调的时机和方向；二是要注重各种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三是要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福州大学周小亮和笪贤流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分析范式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被赋予了合理性与不容置疑性。然而，随着近些年来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的深入，利润最大化面临着理论困惑与现实困境。为走出困境，他们主张构建出广义的利润目标，即现阶段企业和谐发展的目标应包含四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目标：纯经济利润目标、发展目标、和谐目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中企业全部追求广义的利润目标是个稳定的演化均衡，因而漠视与摒弃此目标的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所淘汰。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编辑：张 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