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论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时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的提出，显著地丰富并拓展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经由理论升华，生成了一种融合文化发展基石、文化思想灵魂、文化战略导向、文化建设实践、文化交往视窗以及文化目标愿景的多维度、深层次的文化形态，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系统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需要着重阐述以下几个问题：在文化发展上，如何在时间维度揭示文化演变的规律与未来趋势；在文化思想上，如何在理论维度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在文化战略上，如何在文化策略维度明确文化建设的方向与目标；在文化建设上，如何在实践维度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导向与深厚根基；在文化交往上，如何在系统维度展示这一文化形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在文化目标上，如何在方法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动力。

　　在“危”与“机”的概念中，“危”在古代的原意为“高”，是一个会意词，具有“不稳”义，故引申出“危险”义。在现代汉语中，“机”的使用日趋多元，如时机、机会、机遇等。通过一系列的隐喻过程，“危机”获得了一种比喻意义，即“危险和决定性的时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出发，危与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讲的正是福与祸（危与机）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道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由此，“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现代化是一场人类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是人类社会谋求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种文明以各自方式必经的历史阶段。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抑或中国式现代化，都离不开现代化主体背后蕴含的文化要素。长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常被视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往往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形态”。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当今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国与国之间“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文化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一种趋势，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扩大，共性逐渐增多，形成了所谓的“文化互动”。在中国，多元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形成了全方位、多种文化并存的发展格局：“在时代性质上，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共在；在空间维度上，乡土文化、城市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国家文化、洲际文化、世界文化相互激荡；在主体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不同阶层的文化各领风骚；在地位上，主流文化与各种亚文化相互涌动。”不同文化形态和文化要素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这个体系内，文化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以及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尤其是异质文化系统之间，展现出既相互排斥与竞争，又相互适应与融合，以及最终趋向于共存并协同演进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文化冲突，也体现了文化在矛盾中经历更新迭代、互补性融合以及动态平衡的发展路径。自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形成后，人类实际上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其中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文化冲突的根源，也是这些冲突传播的主要途径。西方推广的文化产品、倡导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实施的文化霸权策略，导致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领域面临剧烈的文化矛盾。这些矛盾涵盖了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冲突与共生、保守与变革等多方面的文化碰撞。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背后，是深层文化价值的转换，无论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主体价值和观念层面，都将伴随着文化的反思与重建，经历一种重新的文化整合。”中国式现代化有效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传统观念束缚，开创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同的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使文化发展上升到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发展到新的文化形态的深刻变革，不仅表现在内容上的一个重大拓新，内涵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还表现在对各种时代“之问”的回答和各种文化“难题”的破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代表了实践的进步，也象征着文化的“跃升”，标志着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提出回应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之间）的挑战；二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三是现代化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现代化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文化的独特理解框架，既回应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挑战，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的时代难题和挑战，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等话语垄断，又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为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机遇和文化滋养。

　　在“承”与“递”的概念中，“承”意指传承，“递”意指发展、递升、创新。“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传承与递升是辩证发展的，传承是递升的必要前提，递升是传承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递升。从文化层面来看，“承”强调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体现“文化延续性”的属性；“递”强调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体现“文化创新性”的属性。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递升发展，在递升发展的过程中传承，二者是相互交融、辩证统一的镜像元素。从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文化的发展史是一个由简到繁，由粗朴到精致，由不够完美到逐渐完美的积蓄、发展，一步步走向高级形态的过程，这是一个前后不断承继、发展、递升进而迈进文明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传承与递升之间的辩证思维过程。它不仅显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路径，还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次交融的复杂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魂脉守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突破了以知识论为特征的近代文化理论的一般模式，认为人们在实践中创造文化。马克思强调，文化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世界真实本质的认识和阐释上，更关键的是，它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用于改造自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此，一方面，马克思始终把人的现实境遇和人的解放作为其文化思考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他看来，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核心，必须自觉地去关注人的文化创造、人的现实文化实践以及人的未来。马克思把文化问题同人的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文化理论上升为一种文化哲学，即要透过纷繁陈杂的文化现实，去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动，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从文化演进的视角来看，人的解放主要在于其文化主体地位的提升。这一提升过程突出地展现在个体文化实践能力的提升、社会关系的优化及文化个性的丰富上，同时也映射在对人与物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强调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即物质生产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马克思还认为文化是历史的、实践的、开放的。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理论并非以一种超越历史的形式自我呈现，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途径”，随意应用于与之本质仅偶然相关的多样对象；它也不是仅仅依赖概念和范畴的内在推演与运作，来构建一个自我完善、封闭的“系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核心，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展现文化的发展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传承。从内容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上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民族兴盛、社会进化的精神成果和观念表现，带着深刻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烙印。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现代文化则与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政治、思想道德的未来发展相适应，是未来社会整体结构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主要方面，侧重标示未来文化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内容。从人类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角度来看，每一时代在文化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都作为文化传统神圣链条中的一环被保存下来，作为遗产成为下一代精神世界的根基，并通过这种方式而成为新时代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文化遗传，文化传统的进化链条就会跃迁到一个更为丰富、更为膨大的新环节。由此，传统文化不断向现代文化转化，现代文化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合理成分的吸收而使之转化为自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此保持其同历史上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关系。同时，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时代的变迁，现代文化也会转化为传统文化，正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这种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行的双向转化和运动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水准是现代化唯一标准的局面。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是中国式现代化所不可忽视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理论的进一步凝结，是对“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递升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既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又深谙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之问”的探索性回答，凝结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形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整体性思考。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联系，是这一原理得以正确实施的关键条件。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即实践对理论具有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理论对实践又具有反作用。从现实意义出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补性体现在理论不断地吸纳实践的成果，从而丰富和提升自身；与此同时，实践也在不断地推进，以实现理论所设定的目标和构想。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洞无用、华而不实；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事业狭窄、行而不远。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充分证明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这种具有内在性、精神性、机理性的文化不具有独立的外观，而是作为活动机理、价值、规范、图式、机制、内驱力的维度，内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一切社会领域之中，制约着文明的进步和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要求文化的同步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提出，标志着文化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创新性推进，也反映了其在理论上的发展。这种文化形态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之中。论其基本属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实践基础和两种核心要素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另一方面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关系，我们经常强调文化对实践的“依赖”，却往往忽视文化对实践的“超越”。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文化演变的一个过程，面对这种演变，我们既需顺应其内在规律，也需主动引导其发展方向，形成与现代化趋势相适应的文化思想。当前，科学技术正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世界现代化向前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从根本上重视并促进科学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人际关系，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并不仅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强调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这种“超越性”具体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向上的兼容性”，即文化认知的积淀和结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人们提供时代水平的世界图景，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时代的容涵性”，即文化是“思想中的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人们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目标，从而塑造和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概念的体系性”，即文化形态是概念的逻辑系统，在概念的规定中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在中国，“党”是一个外来词汇。就中国政治场域而言，在此讨论的“党”在其基本内涵上特指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群”即“群众”，在西方政治学的语境下，“群众”这一术语在不同场合下可以被“人民”（People）、“选民”（Voter）、“大众”（Mass）、“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以及“媒体与舆论”（Media and Public Opinion）等词汇所替代。与西方群众理论不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深刻地赋予了“群众”概念丰富的哲学意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群众”特指那些与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列宁则更进一步，他将“群众”这一概念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及执政使命紧密融合，实现了其从抽象哲学范畴向具体社会政治领域的转变，使其成为涵盖了那个时代的“千百万人”的集合体，超越了单纯的工人阶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群众”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狭义上专指无产阶级，广义上则涵盖了作为历史活动主体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中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决定性力量的广大劳动者。党群关系指的是政党与民众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以及相互影响的方式，它具体反映在政党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和联系模式上。作为阶级的组织形式，政党本质上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因此，党群关系的议题对于所有政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纷繁复杂的政党政治世界中，政党产生的途径和形式不同，各国的党群关系内涵及特征也有所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党群关系天然强调政党与劳动阶级的联系。

　　建设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核心就是要强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这是一种通过自身文化吸引力和同化力，巩固执政基础和获取民众支持的特殊权力请示。葛兰西提出，一个社会集团的统治合法性不能单纯依靠强制和暴力，更需要形成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使社会成员“自愿认同”的权力秩序。因此，任何政党要实现从政治革命到长期执政的跨越，都离不开文化领导权作用的发挥和功能实现。在中国语境下，文化领导权的构建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形成深度互构，表现为党的执政实践不仅为文化领导权的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同时文化领导权的强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内涵，为党的执政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引领。其深层逻辑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转化为可操作的文化领导权再生产体系，以不断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需要。从话语形态和内涵阐释的角度看，确定树立以群众为主体的文化领导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进一步的揭示。“政党实现自身现代化、领导现代化的过程，一定具有明确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设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化领导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开放化的发展格局下为民众提供文化选择的明灯，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的底蕴，维护国家文化的安全，还能够通过文化领导权建设，进一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

　　文化工作的领导建立在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在文化层面的需求。实践证明，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与群众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联系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群众的文化意识、文化责任和担当，就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并转化为共同行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产生新期待，要求文化生产能够提供丰富精神食粮的必然结果。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特性而言，兼具人民性。从实践基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来源于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之中；从主体向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群众，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源自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文化建设方向；从内生性动力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等精神性需求呈上升趋势，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明显增强，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从现代化战略的角度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统筹着党性与人民性。

　　为了保障社会文化的繁荣与活力，维护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多样性、层次性与统一的指导思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或冲突，相反，它们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状态。文化的多样性指的是那些能够促进大众身心健康的各种表现形式；而文化的层次性，则着重于满足不同文化素养群体在文化深度和广度上的精神需求。一方面，从文化的一元主导与文化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是在多样文化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生态中确立的，是多样文化中的一元主导，否定甚至拒绝文化的多元多样，无异于文化上的自我蒙蔽，不仅使自身陷入封闭僵化，丧失文化互动衍生的文化活力，同时也从根本上动摇自身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多元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多元文化才能更好地释放自身的活力。另一方面，从文化的一元主导与多层次性的辩证关系来看，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结构，在这个整体性结构中，层次性是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文化形态。

　　从文化主导思想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来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新模式，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逻辑前提。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同时要倡导多元文化共存的发展道路，科学处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与原则，允许其他外来文化与之结合，共同发展，统一起来，即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主导与思想文化的多元并存的交流互鉴。“正如自然界需要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才能保持生态平衡一样，世界文化的正常发展也有赖于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存在及其相互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基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尊重世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全新文化选择。就现实而言，中国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是构筑文化关系的新模式，这就需要在全社会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先进性，在多元文化的和谐统一中科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涵养和弘扬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中的独特精神气质。

　　从一体与多层次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体现着“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一体”是指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即共同体内部多层次的文化形态和民族形态。从历史维度看，“一体”源自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连续发展史，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共同精神家园；“多元”则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独特文化表达。正是“一体”和“多元”之间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能够保持其内在活力、创新能力和超越能力。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本身而言，又存在着多层次的关系，即核心层、中间层、联动层、外围层。核心层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国家观、文化观、历史观等；中间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追求，共同的发展追求是铸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意识形态能动性、创造性的体系，在新时代表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等；联动层是中华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文化理论、文化形态之间相互联动，彼此共生；外围层是中华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因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或民族特色的文化，具有差异性。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四个层面相互作用、彼此关联。核心层、中间层和联动层的主要作用是增进共同性，外围层则是对差异性的尊重和包容。

　　“现阶段”与“多时态”的辩证关系主要指文化发展目标表现为阶段性与连续性的有机统一。“现阶段”代表文化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创造成果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多时态”则代表文化成果不是绝对的和固定的，文化是不断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是一个不断继承、变革和发展的过程，具有动态发展性。“现阶段”与“多时态”作为一对基本的辩证范畴，是文化发展目标辩证法的核心要义所在，文化的“现阶段”以时代为基，是“多时态”发展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多时态”是“现阶段”继承和发展的目的和方向，二者互为补充，在本质上蕴含了“变”与“不变”的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现阶段”特征是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阶段性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可能超越特定的历史条件，这种“现阶段”反映了现实的文化实存，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现实，反映了文化的时代特征，因而必然构成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提出，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大背景，随着社会变迁、时代变幻、人的变化等凝练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内涵，具有历史合理性。从静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属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代产物，从这一点来看，文化是相对静态的东西，更多地反映出它的“现阶段”性，强调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价值的判断和认同。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更是对其超越。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吸纳了现代社会的元素和理念，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存的事物，作为“过去”时态的延续，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以“过去”为坚实的基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提出进一步强调了文化的“现代化”，即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通过前后相继来实现的，文化的“多时态”内在地包含着文化的动态性与变化性。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在其“多时态”的连贯性上，这对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延续其生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个较长的过程来看，文化是一个整体运动的流程，前后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文化的多时态性体现文化发展的发生学依据和历史传统，历史地看，作为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伴共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一方面适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充实、丰富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体现出了多阶段、多时态的动态属性，既有完成式，又有进行式，还有将来式。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完成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的一系列文化思想和文化理念，是完成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具体内容。在文化演进的历史性自觉中，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与文化问题的认知呈现为螺旋上升的过程，“其表现形式、运行方式都带有现实社会的标记，是经验规律基础上的哲理蕴蓄、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主体自觉、实践规律基础上的方法选择。”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化国防”的物质性建构，到“把文化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的整体性考量；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系统论建构。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动态跃迁，不仅是对现代化认知边界的突破，更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完成式的具体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进行式，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就有关文化建设的目标而言，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等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诸要素，均系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进行式；就文化建设的路径而言，“两个结合”思想、全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均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当下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将来式，强调实现文化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重要目标。朝向自我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是为了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图伟业的实现。朝向世界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发挥中国优势，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学术界》2025年第3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