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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命题，也是人类文明观念进步的重要标志。在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辩证结合，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兼具包容性与独立性的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深刻关联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与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属性。

　　现代化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命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等多重维度，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现实情境中存在先与后、主线与枝干的统筹与分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共产党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新发展理念，不再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规律愈发凸显。其中，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出版业既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也在不断催化着硬实力的增长，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基于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的整体性反思，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现代化探索，这也使现代化的概念在中国觉醒伊始就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并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在引领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一步步厘清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及至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涵，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质要求、实践路径与基本原则，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建构的层面，也凸显了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迫切意义。

　　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形态，文明是一切现代化理论建构的落点与归宿。不同国家出于对民族、历史、文化、国情等因素的考虑，选择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与方式，造就了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两个文明”到“五个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关键要义，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

　　在《辞海》中，文明被界定为“社会进步，有文化的状态”，文明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一切物质性、精神性与制度化成果的加总。这意味着，在任何一种文明中，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生活和政治秩序三者是缺一不可的。不过，既往的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物质形态来展现自身并作用他者，进而对其他文明背后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制度产生趋同性的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面对的历史局限、制度争议与道德困境作出的创新探索。

　　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需要文化的长期沉积和突破，文明是文化的高级阶段，而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化作为微观的、弥散的、内隐的文明要素，很难像物质那样被轻易洞察和传播，更需要依靠中介与人类社会产生密切的关联。出版物作为数千年来人类文化持续传承的重要载体，让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优质思想成果得以记录、保存、传播和共享，尤其是出版技术的飞速迭代加快了出版载体的创新脚步。从出版具有的知识生产、信息传播、文化传承功能来看，出版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知识建构，学术思想交流、话语表达全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撑性的作用，出版繁荣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文明进步的需要。

　　出版活动兼具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属性，使出版业的持续再生产也会同时受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责任、技术环境的制约，而非仅仅受到经济效益的驱使。这意味着，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出版现代化，需要在政策、技术与行业的多重视角下审视出版业与现代文明的相互关系。当下，这种关系又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出版业作为承载文明的客体、作为传播文明的工具，以及作为引领文明的主体。相比于前两个维度，出版业的主体性在既往学术讨论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在客体视角下，党和国家需要将出版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设计，在理念、政策、规制与环境层面积极引导出版业与出版机构开展现代化转型。在工具视角下，出版业作为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播文明成果的重要中介，在助力国家战略实施、服务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而在主体视角下，当前的出版业需要紧跟时代发展，将文化和文明作为与社会深度连接的落点，以主流化、数字化与国际化作为内部驱动变革的动力，以自主的、富有创造性的现代化出版方式呼应宏观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提出“七个着力”，具体到出版工作中，为出版业主流化、数字化与国际化进路指明了方向。其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强调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该扎根社会主义的土壤，出版业应该自觉维护出版的社会主义属性，这是出版现代化的语境要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指出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升维路径，需要激活文明自身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出版现代化的技艺要求；“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和超越性，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更注重全人类和谐共存的世界方案，这是出版现代化的观念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在批判性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与观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本土政治制度和社会问题的特殊性。这使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并在引领向更高级的信息化文明转型，创造了经济飞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并存的“中国奇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也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考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结果不均衡，这导致社会内部的张力加剧，在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结构性的失衡与断裂成为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主要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个体作为意见表达的基本单位被激活，传播权力分化与舆论格局变动为社会治理带来严峻考验。在互联网舆论场中，多元思想交织加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中国社会改革正步入关键的攻坚时期，尤其需要聚人心、凝共识、引方向，使社会秩序更为稳定有序、各个阶层的合理诉求得以满足，这也引发“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发生深刻变革”。

　　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论断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原则的定性，也是对“现代化等于西方化”错误认识的有力反驳，这意味着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在“两个结合”的双向互动与相互促进之中寻找答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与中国制度，尤其注重“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根基，将以人民为中心和党的领导有机结合，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管理机构经历了从隶属国家文化部到国务院直属独立建制，再到隶属中央宣传部的历史变迁。虽然出版体制经历了多次转型，但是出版业始终处于特殊的政治场域之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定位，决定了中国的出版制度。中国的出版逻辑始终内嵌于政治逻辑之中，无论出版业如何发展升级，都必须以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前提，始终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出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的出版业自觉维护政治驱动的基本语境，在坚守社会与公共属性的同时，做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定盘星与拱顶石。

　　新闻出版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文化事业重要的一体两面，出版比新闻拥有更广域的业务边界，也有更深刻、更历时性的文化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熟的概念及理论体系，出版作为传播过程中重要的层面却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出版活动、出版现象的根本立场、观点及方法并未形成深刻而系统的论述。这也导致对出版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常常局限于业务、技术与市场之维，出版业缺乏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参照坐标和精神内核，编辑出版从业者容易出现认知迷茫、身份焦虑等消极状态。尤其是近年来，在技术和市场双重驱动下，西方自出版不断解构传统出版的范式，更显著地削弱了出版在维系政治权威等方面的作用，也让大众看到了出版去中心化、去主流化之后的潜在威胁。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奋斗、建设的百年征程中，向中国文化注入了鲜明的革命属性与社会主义属性，可以说，“红色”是新中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底色。从出版史视角看，自《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刊物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心声，凝聚发展力量”，就是中国出版物的一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意味着，出版业要担负起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精神内核的职责，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强主题出版，将对“两个结合”的理解融通于重点、主流出版物的选题策划中，记录并刻画时代成就，进而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形成共有的文明标识、传播共享的精神理念、催生丰富的共同文化。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只有中华文明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完整传承与赓续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具有自适应的生命韧劲。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文明不断通过创造性改造缓解外部因素的冲击，提升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段的被接纳度，这也是守正创新的历史意涵。

　　当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变量之一。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发一系列产业变革，导致大国兴衰、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和国际竞争格局调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回顾现代化在近现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始终是其中起到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的关键要素和第一动力。

　　出版物既是传播人类文化与知识的载体，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出版业与载体材料、印刷技术的羁绊由来已久，尤其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等的出现与升级，为近代出版业的规模化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当前，人类社会的生产革命正在加速朝工业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相融合的方向前进，前所未有地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和文明程度，也使传统行业无时不在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随着数字平台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行逻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版业也面临着空前的不确定性——数字元技术带来的去中心化效应，正在稀释传统专业出版机构的话语权重和市场空间。这种危机被以ChatGPT为代表的强人工智能应用进一步放大，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纯辅助内容生产的工具，而是可以自主地进行文本生产并与作者、读者建立连接，出版从业者与公众之间的能力鸿沟得以弥合，迫使出版业在边界、认知和能力的多维层面展开自我重构。

　　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革新了出版的载体与流程，也变更了出版从业者的角色定位与素养要求。与此同时，传统出版业的受众特征也在技术驱动下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信息化、移动化、有声化、视频化、碎片化等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网络阅读占比持续攀升”。从大众出版到分众出版、从平面出版到数字出版，出版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双向选择更为重要，出版主题、内容、形式与受众结构、需求、偏好的匹配度将极大地影响出版的效果和效益。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落点的主题出版，不能流于既往的思路和模式，而要通过出版创新，将文明这样宏大的概念转化为通俗的、多模态的、喜闻乐见的、受众广泛的文化成果，这亦是出版现代化对人类文明的升维影响。因此，出版现代化需要出版业对技术变革作出及时、全面、持续、有效的响应，并非仅仅在出版生产中运用新的技术。

　　一是理念革新，中国式现代化对知识服务的精准度、深度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与全面融合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面向，这就要求出版机构转变传统理念，以数字化理念来重构出版活动的流程与架构。数字化理念将给出版实践带来更多想象力和活跃性，赋予人的意志和想象力更大的表现空间。对出版业而言，数字技术不再是模拟的技术，而是建构的技术，它将促使相关从业者不断思考自身不可被编码的竞争优势。出版流程将进一步向末端延伸，在用户视角下强化运营的思维，从“等用户来”到“主动吸引用户”，新的理念将引发出版业在话语表达、形态策划、互动管理、平台布局、关系运维等领域的全方位创新。

　　二是数智驱动，深度数字化也体现在出版业对生产与经营活动转型升级的具体方案中。出版的数智化并不简单等同于内容的在线发布、数字贮存或条目建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在内容生产、编辑和出版的全环节带来了质的飞跃，让出版的内容、对象、方式和环境都得到拓展，知识服务、云数据库、电子阅读将成为数字出版的未来增长点。为了让出版业的产能与未来的社会需求更加匹配，出版现代化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内容出版+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其次是数字出版的技术标准不明确、不统一，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中的主导地位并不突出。

　　三是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别于西方文明单向迭进的简单思维，是一种统筹兼顾整体与局部、经济社会与人文关怀的文明形态，尤其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出版业与技术的关系不能停留在理解技术、应用技术的层面，要引导技术向更人本、更人文的方向发展。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力，也是制造不确定性的最大变量，信息茧房、价值茧房、算法偏见、隐私侵犯、数据泄露等都是与数字出版蓬勃发展相伴而生的棘手问题。出版现代化要求出版主体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类数字技术的优势，普惠社会民生，增进公共福祉，繁荣出版产业，协助人类开创更好的文明时代；另一方面保证技术被善用而非滥用甚至用于为恶，在技术的赋能下，数字化的出版业有义务也有能力修正偏见、倡导正义、弥合分歧、守护底线。

　　当科学技术成为现代文明形态变迁的主导甚至唯一推动力时，评价文明的尺度就会变得单一，文明的多样性面临被消解的风险；尽管全球生产力水平空前发达，但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是以“一元价值”为根基的西方现代化的弱点。中国将带领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这一壮举必然对世界权力格局和人类社会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妥善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特性之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承认多元文化具有共存合理性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和理解的一种“非对抗性”文明方案，因而更是一种超越性的、世界性的文明方案。

　　尽管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瞩目成就有力宣告了西方模式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打破了西方对文明阐释权的垄断，但在人文思想领域，中国与西方的制度之争、理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必然长期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既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自信，也是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是出于对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自信，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各级对外传播主体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传播中更有底气。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之间博弈与竞争加剧，全球性的系统风险持续累积，人类社会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此时，更需要人类理性审视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思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效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既向外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与担当，也向内指明了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要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有赖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阐释，归根结底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拓展中华文明发展前景的基本方法论。

　　“自主”是相对于依附、非独立的状态而言的，是学科对现存知识体系独立性、主体性与引领性的自我反思。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意即“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知识生产的特殊性与中国出版实践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新时代建构自主的出版知识体系，这包括三个具体的操作路径：一是辨析不同时段出版业的发展任务并作出回应，由此确立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边界与职能，这在当下表现为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出版技术强化优质文化内容供给、提升主流优质内容的影响力，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挖掘和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质元素，与源远流长的中国出版史相互观照，确立中国语境中的出版知识学统，在情感和知识的双重视角下提高社会公众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自信；三是广泛搜寻、吸收、借鉴和改造西方理论与实践资源，并结合中国的出版理论与实践，引导中西方出版学业两界的争鸣与对话，并积极回应当下全球出版业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提倡文化的自信、自强与自主的目的在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联系和交往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持续注入发展活力。因此，在建构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中国出版机构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是争夺国际话语权、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也是出版业助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落地方式。海外出版讲故事应该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文明观展开，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为基本态度，着力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背后的开放、倾听、交流等多元诉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文明理念争取更多来自国际舆论的理解、认可与支持。同时，通过追求精准策划、数字化国际覆盖等手段，确立中国海外出版的基本范式和话语策略，为规模化走出去奠定良好基础。未来，从中国走出去的出版物应该更加注重人类和谐共存的世界方案，用交流的理念取代隔阂，用互鉴的理念取代冲突，用共存的理念取代优越，致力于推动全世界共同应对现代化发展的考验和挑战，这也是出版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出版业需要正视自身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多样性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以主流化、数字化与国际化作为内部驱动出版业变革的动力，分别在语境、技艺和观念三个层面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阐释、建构与传播，以更积极主动、更负责任、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担负文化强国的重要使命。

　　文章来源：《中国编辑》2024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