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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最具时代性和学理性的标志，是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显著成就，是新时代“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及其“术语的革命”的最新成果，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从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再到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是以生产力理论和现实为可靠依据的、为发展引擎和推动力量的，由此也构成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的思想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新的认识和判断上，习近平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和实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1]35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在对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的阐释中，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181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重要的是抓住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根本的动能和势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拓新和跃升。2013年12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1]34-35确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观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聚焦点和创新点，也是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生长点和立足点。

　　2014年7月，面对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在正式提出经济新常态理论之前，习近平首先提醒各级领导“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3]320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性和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各种新挑战的思想理论准备。

　　在对经济新常态问题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到，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要“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必须“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新常态的根本要求就在于：“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4]

　　“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立足点，也是其根本切入点。经济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趋向。以“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为标志的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成为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深刻凝练，是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

　　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对我国经济新态势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出口结构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和资源环境约束、市场竞争特点和经济风险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变化的分析中指出：“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5]经济新常态凸显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三大特点，习近平据此作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5]的判断。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对“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中国话语”的赓续和延伸。

　　实现经济新常态，在根本上“要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重要的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6]72-73。经济新常态呈现的四个方面特征，即增长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上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上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上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的特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必然反映，预示了经济增量调整和结构优化中社会生产力部分质变的内在趋向。

　　从“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到“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拓新，既把住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处的关键环节又强调了生产力发展量的增长中质的变化的“跃升”要求，指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既凸显了生产力发展“总体”上的全面性又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合乎规律的逻辑性，明确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向，彰显了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理论探索的新思路和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方面作出理论阐释和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2013年5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高度，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7]20。接着，当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习近平再度把“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绿色发展”密切结合，锚定了“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8]441的战略旨向。这一战略旨向，从解放、发展和保护社会生产力整体上形成“绿色发展”新理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话语”的深刻表达，也成为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理论探索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对“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绿色发展”意蕴的阐释，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434从保护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可靠依据之上，深刻揭示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2]603的真谛。二是确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战略意义，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重点突破中实现整体推进。”[7]9三是作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2]495的重要判断。习近平认为：“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住绿水青山要抓源头，形成内生动力机制。要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6]76“绿色生产方式”的构想已经现实地确定了新质生产力中“绿色发展”的根本规定性。四是突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113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意识。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9]697

　　习近平关于“保护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探索。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已经把“自然条件”视为社会生产力作用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生产力作用过程和资源优化配置中起着基本的也是根本性的作用。马克思当时谈到的“自然条件”，主要还是“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的土地[10]53,703。习近平在“保护生产力”理论中，不仅提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而且还依据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趋势，提出“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11]165，高度关注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提出了“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7]43-46等新观点，拓展了社会生产力过程“自然条件”因素的新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作用过程中，土地这一“自然条件”从最初的“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状态，越来越多地转变成为被劳动利用、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甚至过度开发，一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其结果就如恩格斯所警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2]559-560习近平多次引述恩格斯的这一警示，并根据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明确告诫：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必须倍加保护的对象；只有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结合，才能达到社会生产力作用过程各因素之间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发展。

　　习近平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13]275，是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4]的理论特征和实践路向作出的先导性探索。

　　“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2]180这三个“进一步解放”的战略构想，是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阐释中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和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和要求，也是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社会生产力理论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的辩证思维和根本原则。

　　在三个“进一步解放”中，习近平认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2]180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直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才能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同时，习近平强调：“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是在“总开关”的意义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2]180-181三个“进一步解放”所阐明社会生产力整体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布局和根本目标上对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创新。

　　社会生产力整体论凸显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同解放思想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有机结合和协同并进。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这一整体论上看，“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只有在不断改革创新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才能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2]181

　　社会生产力整体论凸显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社会整体结构变化和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在对社会生产力整体论的理解中，习近平强调：“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15]462018年12月，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中，习近平指出：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守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11]227就是最根本的启示。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密切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从这一“整体”上来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1]34-35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变化的内在趋势和发展方向，才能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定及其发展规律。

　　注重从社会经济运动整体上把握社会生产力的内涵、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深化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新发展中的基本动因和矛盾节点，是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探索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在对新质生产力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社会生产力整体论上，“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14]。社会生产力整体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就提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0]698。邓小平在新时期作出的“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6]275的论断，开阔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视界。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先以“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论断，之后又以“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论断，阐明了科学技术变革的根本趋势及其对社会生产力新的质态变化的经济根源，对新质生产力根本特征作出重要探索。

　　2014年6月3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所作的“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观点，作出“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17]的论断。工程科技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组织方式和结构形式变化的深刻概括。

　　从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演进过程来看，劳动过程中“人的器官的延长”发生着由单一的直接的工具性“延长”向工程科技系统变革的转化；这一转化中，“人的器官的延长”开始以工程科技的系统形式，嵌入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劳动对象的环节和过程之中，劳动者的直接劳动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被工程科技环节或者过程所取代，劳动者的劳动本身也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被游离出劳动过程。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对劳动过程中工程科技这一变革特征就已经作出科学预测，认为科学作为生产的独立因素一旦形成，劳动过程就将成为科学的应用过程、科学就将成为生产过程的职能，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也开始同直接的生产过程相分离，这时“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8]100劳动过程中工程技术潜藏的巨大势能，必将引发社会生产力新的质态变化。在马克思作出这一预测一百年后，在人类社会由信息技术快速进步引致的新工业革命中，工程科技系统地转化为推动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迅速转变的巨大力量，社会生产力由此而发生深刻的变革。

　　习近平站在新时代劳动过程变革的新的高度，在对马克思这一科学预测的阐释中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9]19在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阐释中，习近平对工程科技发展格局作出进一步阐释，提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14]

　　在这次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还提出：“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17]工程科技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和驱动力量，同时也表现为向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辐射和扩展，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联系当时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际，从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新的阐释，提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17]

　　几天之后，在2014年6月9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工程技术关系作出进一步展开论述，提出“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9]19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9]19这种“巨大潜能”，一方面是由科学进步引起的，具体变化就是“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在工程科技作用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站在时代发展的新的高度，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9]19

　　显然，“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新概括，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有力的引擎，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最强大的动力，也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最强劲的力量。这一新概括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融为一体，是对新科学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特征新认识，是对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结构和方式部分质变的创新性探索，也是对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过程特征的创新性探索。

　　列宁在对唯物史观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时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9]161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问题阐释时也认为：生产力理论为“分析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1]34-35。党的十八大以后，作为“可靠的根据”“可靠依据”的社会生产力理论，成为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思想精粹。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有着长足的进步。这一变化和进步，是对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新的实践探索的结果，是对经济实践理性思维的知识丰富和积累，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和拓新。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是以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等知识体系的集成为过程及过程特征的；社会生产力理论作为“可靠依据”贯穿其中，既起着先导的引擎作用又呈现为根本的策动力量。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新发展理念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十三五”规划制定的重要时机首次得到系统阐释的。回顾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11]406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导性理论，起着“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9]774的根本引导作用。在新发展理念中，由“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6]351构成的知识体系集成，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思想精粹。新发展理念在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上，集成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阐明了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11]406。新发展理念蕴含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拓新了经济思维的眼界，铸就了新质生产力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集成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了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快速量变中寻求部分质变新样态的内在趋势。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我们已经拥有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也已经拥有推进这一雄厚物质基础不断壮大的先进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习近平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显著标志，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依据，以催生科技创新的新发展动能、激发深化改革的新发展活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基本要求，对新发展阶段作出系统阐释。这一系统阐释突出的是，新发展阶段要始终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从发展的战略方针、战术方略、政策举措以及工作部署上，全面发挥社会生产力中蕴藏的全部潜能和势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引致先进生产力的总体跃升。

　　新发展格局也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我国内需潜力正随着“美好生活”满足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断释放，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增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主题。这就从根本上提出，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发展阶段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也从根本上提出，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结合。新发展格局中蕴含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凝聚了新质生产力具有的社会生产力快速量变中发生部分质态跃升的思想精粹。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集成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学术资源和学理遵循的丰富来源；同时，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集成的精粹，也使得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都有了发展和变化的学理和哲理，取得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靠依据”。

　　2024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4]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这一阐释，结合中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实际，从学理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标识，提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粹和要义，为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提供了学术和学理遵循。新质生产力所形成的“可靠依据”，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集成的精粹，而且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为新时代的“可靠依据”新内涵，创立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从社会经济活动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的整体结构上，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基本过程，首次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整体结构的要义，一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立足于社会生产力全面进步和跃升上，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加快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二是要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为战略支撑，在不断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三是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根本途径，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基础，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不久，2018年1月，习近平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和实践问题再次作出阐释，不仅在整体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20]237的要求，而且还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结构作出战略规划和方略举措。这一结构集中在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上：六个“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一个“体制”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的建设，既要以先进生产力为坚实基础，以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度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为战略支撑，增强科学技术特别是工程技术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也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凸显催生生产力作用要素和组织结构在量的增速上的质态变化，在根本上就是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和实践探讨中，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这一“可靠依据”作出创新性探索。在对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问题阐释时，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1]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革命性提升；新质生产力也是社会生产力革命性变革中“巨大潜能”迸发的新型生产力结构，是实现了“总体跃升”的新时代的先进生产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所在、根本所在。首先，高质量发展是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要为目标的。这种需要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在优化供给侧结构的变革中不断催生新的需要。其次，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再次，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最后，高质量发展要塑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生产力发展动能，加速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发展势能。在根本上，就是要推动社会生产力自身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高，要求发挥工程科技进步中潜藏的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彰显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跃升。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要求的前提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新质生产力来推动和支撑。习近平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14]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是对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拓新。新质生产力也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作出创新性探索，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诸方面的改革，改革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营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环境；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相适应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14]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动力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跃升是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可靠依据”。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跃升，突出呈现于作为主体的劳动者与作为客体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的全部过程之中，呈现于以创新性科学技术特别是工程技术和前沿技术为内核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作用过程之中。

　　“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最简单的规定，也是检测社会生产力在特定阶段发展水平的基本因素。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就在于劳动者主体素质和能力的发展，在社会生产力要素上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提升到新的高度，成长为掌握先进技术、知识和劳动技能并能够从事科技创新，适应数字化、智能化需要的新型劳动者。

　　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2024年1月，在“国家工程师奖”首次评选表彰之际，习近平对工程师和工程科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作出阐释，提出“希望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锻造精品工程，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22]习近平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锻造精品工程、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劳动主体的发展及其特征作出深刻阐释。2024年2月，习近平在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问题阐释时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14]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要成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全部过程的需要，要成为适应劳动过程革命性变化整体要求的新型劳动者。劳动主体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成为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靠依据”的首要因素。

　　在劳动客体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同样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0]210在新质生产力中，一方面劳动资料在科学技术变革巨大“潜能”的作用下，生成了大批的更具智能化、也更高效低碳的新型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显著拓展；另一方面劳动对象在工程科技作用下创新了数智化设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型劳动对象，拓新了物质形态的高端智能设备和非实体形态的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新质生产力作用下，劳动主体和客体的结合方式，亦即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结合方法和方式发展上发生着显著变化。马克思认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3]44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新发展阶段“经济时期”的标志，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要素的结合方法和方式，同样提出了要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要求。

　　这两个方面的优化组合，引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形成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过程，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不断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新的管理模式，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劳动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就是新质生产力所昭示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方向、新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标格和路向。

　　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这一阐释，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产力在量的增长中实现的部分质变态势的科学概括；特别是从学理上，结合中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实际，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标志和特点、核心和本质等意蕴，提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粹和要义，为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提供了学术和学理遵循。

　　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判断到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理论探索的思想进程和实践进路，是对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的理论贡献和学理创新。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0]32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深刻地蕴含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一门科学”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术和学理意义。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经济学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