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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要从经济系统整体性出发，协同推进经济循环各阶段的高效畅通。立足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内循环增强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通过国际循环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的战略抉择。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自觉从系统观点出发，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运用系统观点洞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中凝练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变化，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系统观念的时代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在考察经济循环时，必须将各环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研究，做到统筹兼顾、总揽全局。在整体性推进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过程中，着力强化宏观政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

　　经济循环畅通的基础在于国民经济系统内各环节的动态平衡。所谓国民经济循环，就是由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四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依次转化所形成的经济运动整体。尽管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宏观政策的发力点对各个环节有所侧重，但要实现经济长期的行稳致远，还须各环节协同发力，在保证各阶段分别运行顺畅的基础上，实现彼此之间相互适应、有效联结、有序转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多元和复杂的，来自经济循环的各个阶段，供给侧的冲击、需求侧的收缩，分配制度尚不完善，流通效率有待提高等等。因此，面对不同环节的不同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在推动分类施策的基础上强化政策统筹，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经济顺畅循环离不开国民经济系统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通和互动。系统观念强调系统的开放性，即系统必须时刻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认为开放是实现系统有序发展和功能优化的必要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系统开放性原则的出色运用。全面准确把握“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充分认识到国民经济系统内部循环畅通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系统与外界高效联通的必要性，良性交互、彼此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对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必须着力推动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内外循环互促、系统协调全面，推动形成更加有序、更有韧性、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循环。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面临“外需下滑和内需不足碰头，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形势。这表明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尚存在较多堵点，经济畅通循环的基本条件尚需满足。

　　供给端问题突出表现在供需结构不平衡，创新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供给结构不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另外，现阶段国内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再到商业推广这一技术创新体系的基本链条仍存在多处卡点，产学研联系不够紧密、合作不够深入，制约了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随着全球单边主义上升、大国博弈加剧， 部分生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日渐突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

　　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对应的是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居民消费倾向整体偏低、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就消费而言，分配结构不匹配消费主体，供给能力赶不上消费升级，中等收入群体服务化、品质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加速增长，但受制于供给能力尚未追赶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导致需求难以实现或部分高端消费外流。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资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制约；基建投资受资金来源单一而回报周期长等因素束缚。

　　分配和交换作为国民经济系统内部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其效率高低深刻影响着供需能否顺利对接。分配环节直接作用于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紧密相关。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是抑制当前居民有效需求扩大的主要掣肘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居民部门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从初次分配看，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偏低，城乡、行业、地区收入差距较大，要素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从再分配看，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有限，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广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仍需加强；从第三次分配看，公益慈善事业规范度和透明度不足，参与主体多样化程度不高，对收入分配调整的贡献度仍然较低。交换环节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桥梁，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当前，我国交换领域效率偏低，物流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成本削减困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仍然存在，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就国民经济系统与外部世界经济体系的耦合来看，世界经济的动荡变革，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导致内外循环的卡点频出，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等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和国际贸易萎缩。我国的高水平开放面临挑战，传统的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式微，新的综合竞争优势尚未完全形成，商品和要素流动阻力重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新规则的制定将我国孤立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还有待加强，制度和规则的对接道阻且长。上述问题都是当前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因素，需要我们统筹兼顾，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因此，在将经济循环各阶段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认识和剖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更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全面、综合、准确地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政策组合的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

　　协同推进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供给和需求要在总量和结构上实现动态平衡。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由之路，要以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加速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既要抓核心技术的基础研发也要抓技术的应用和市场推广，协同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此外，要从全产业链统筹谋划，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着力构建传统产业换新机制、新兴产业壮大机制、未来产业培育机制。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是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要综合运用税收调整、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和利率调整、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手段，精准实现对消费和投资的逆周期调节。在消费端，要持续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拓展消费空间，以高质量供给更好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投资端，既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也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发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新技术发展和新行业布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切实提高分配和交换环节对供需两侧的联通、保障、促进作用。多层次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要加快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挥好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不断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夯实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调节机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转移支付的规范化管理，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将第三次分配作为有益补充和辅助，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完善公益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体系和综合监管体系。

　　全方位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造高效畅通的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化、品牌化、网络化发展，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赋能，为现代物流体系提质增效； 培育高水平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动各类要素的跨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此外，要着力破除阻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

　　以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抓手，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和双向开放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要大力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企业既要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同时也要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产业链转变。

　　加强国内外商品和要素市场的联通。夯实外贸“三大支柱”，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稳固外贸基本盘。在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对国际资源要素的虹吸效应，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循环联动，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注重统筹贸易的发展与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不正当贸易保护，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丰富“反制”工具箱，完善多主体协同应对机制，为各类商品和要素的国际流动创造良好的自由贸易环境。

　　加强国内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一方面，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建设国内制度，积极“引进来”，尽快健全结构优化、先进合理 、国际兼容的国内标准，促进标准认证衔接、破除内外贸一体化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国内制度的国际化， 充分运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踊跃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尤其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我国优势领域，努力实现中国标准成为国际通行标准。

　　（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网络编辑：马京仁

　　来源：《红旗文稿》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