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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旦萍: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意蕴及价值

发布时间:202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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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党以自信自立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家庭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实现了家庭现代化的转型。然而,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性支撑的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与家庭价值观存在着内在张力,故有学者称西方现代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家”从现代性话语中隐遁,其后果是虚无主义、利己主义和无意义感滋生蔓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家本位”文化和户籍制度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几乎所有人口都分布在家庭中,其生活和经济社会行为都与家庭密切相关。2020年,中国家庭总户数达到4.94亿户。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家庭总量巨大的现代化。家庭总量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尊重的国情之一,家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变量。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性反思与整体性超越,该如何安置家庭?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如何推进家庭的现代变革?这些都是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发表了家庭建设的系列论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本文试图深入分析这些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基本主张及重要意义,以明确新征程上家庭建设的根本遵循。
一、家庭: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点
  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家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古代社会基于家国同构的特征,始终从家庭出发去创设国家制度、伦理秩序和意义体系,形成了“修齐治平”的伦理哲学和政治理论。家庭作为铆接个体与国家天下的纽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制度基底、伦理根基和文化心理基础。学者们对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如认为“家”具有本体论意义,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和根基性隐喻、是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性传统和本体性制度。可见家庭的意义大大溢出了个体安身立命的范围,关系到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中华文明的赓续。习近平根据人类家庭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家庭的特殊意义,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对家庭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地位进行了理论阐释。
  1.家庭的生活依托不可替代
  家庭是人们身心安放的物理空间,习近平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成员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中实现各种生活需求,维持自身生命。同时,家庭是建立在婚姻血缘基础上的情感联盟,具有情感属性,能够给予成员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是个体的心灵港湾和精神家园。正如贝克尔所说,现代家庭好像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公司”,为成员提供了安全、物质、情感、照顾等多重保障,保护家庭成员抵御现代社会的种种不确定性,家庭在个体生存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2.家庭的社会功能不可替代
  家庭是一个融血缘亲情、伦理责任、教育养成和日常生活为一体的共同体,深度内嵌于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承载着构建社会公共性的职能。其中,人的再生产是家庭承载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马克思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就明确了家庭是人自身的生产进而实现人类绵延继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家庭成员间具有扶助赡养的法律和伦理责任,家庭既是个体的牢固后方,也是社会压力的缓冲地带,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和调和性作用,家庭的和谐稳定能够外溢为社会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正如古德所言,假如没有家庭作出的奉献,现代社会就会崩溃。家庭的社会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
  3.家庭的文明作用不可替代
  习近平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家庭的集合体,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文明状态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状态。在中国语境中,以家庭为起点创设制度、伦理体系的文明发展进路,决定了家庭在形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家庭是展现中国精神、中国风貌的一扇窗口,是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的文明功能不可替代。
  通过“三个不可替代”的理论建构,习近平从三个层面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一是作为个体安身立命载体的实体家庭,关系到人民幸福美满;二是作为社会初级组织的功能家庭,关系到国家强盛和社会和谐;三是作为安顿人的意义世界、源起中华文明的隐喻家庭,关系到文明形态的升级焕新。他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出要“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从而确立了家庭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新期盼新需求与新情况新问题:家庭领域的主要矛盾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在敏锐把握并科学解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中形成的。他指出:“我反复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变化。”这一解释充分凸显了家庭建设论述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他所说的家庭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人民对家庭产生了新期盼新要求。在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为对现代化生活的憧憬,包括充裕的物质生活、丰盈的精神生活、温馨的情感生活、和谐的社会生活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等。家庭是人民创造并感受美好生活的主要场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体现在家庭领域,便是“期盼高质量的家庭生活和精神追求,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老人能够得到更贴心的照料”。人民对家庭生活的质量、家庭的情感功能和赡养功能产生了更高期盼,对子女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家庭领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城乡家庭的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家庭规模日趋变小,家庭成员流动频繁,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等现象日益突出”。其一,家庭规模小型化。受人口流动频繁、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势。2020年,一人户、二人户、三人户分别为25.4%、29.7%和21.0%,四人及以上户仅占23.9%,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其二,家庭成员流动频繁。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3.6亿,比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三,家庭户老化比例高。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占13.50%。这些老龄人口分布在50.5%的家庭,远超2000年的29.3%,意味着半数以上的家庭面临着养老压力。在这些因素叠加效应和交互作用下,中国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单身户、单亲家庭、分散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这些家庭在形成缘由、面临处境上千差万别,但都存在着脆弱性、不完整性和风险性。比如,家庭的互助功能下降,缺损核心家庭和隔代直系家庭中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损,独居和空巢老年人户的养老风险突出,家庭规模小型化引起的家庭总户数倍增推高了家庭消费需求,青壮年单人户激增还加大了社会治安风险。这些新变量剧烈冲击了家庭秩序,阻挠了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对家庭带来了严峻挑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家庭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家庭领域发生的这些新变化,不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利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不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支撑。人民的新期盼新要求和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自觉肩负起了这一时代使命,指出:“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求,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正是在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新期盼新要求的驱动下,通过对家庭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深入研究,习近平提出了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那就是为夯实家庭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点提供理论指导。
三、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家庭建设的目标
  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率先实现了家庭现代化,形成了家庭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以夫妻为轴心的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家庭成员建立相对平等的关系,个人主义上升,婚姻自由度和不稳定性上升,非主流婚姻形式出现,生育率持续低迷,感情的重要性提升,亲属关系削弱等。在“西方优越论”的偏执下,西方学者们认为,先发国家家庭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母版或范式,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出现与西方家庭大致相似的趋向。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推进家庭建设,具有借鉴汲取和反思超越西方家庭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如何规避西方家庭现代化的内在缺陷,让家庭回归身心安放之所、国家强盛之基和现代文明培植之源?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提出“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建设指明了前行的航向,擘画了清晰的蓝图。
  1.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
  习近平提出,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阐明了家庭与国家命运与共、相系相依的辩证关系。但他认为,国与家在价值排序上不是并列的,国家的位阶高于家庭:“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由此,他倡导广大家庭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既要爱小家,也要爱国家,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增进对家国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把家庭梦融入中国梦之中,通过家庭现代化汇聚国家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的大潮中推进家庭现代化。
  2.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
  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家庭伦理秩序是家庭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家庭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形成以夫妻为轴心的核心家庭结构,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则具有横向的夫妻关系和纵向的代际关系并重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在家庭伦理秩序上则相对比较复杂。在夫妻关系上,习近平提出了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妻贤夫安的理想模式;在代际关系上,他要求家庭成员发扬敬老孝老的传统美德,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鉴于家庭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他要求家长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让下一代健康成长。妇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尊重、性别在何种程度上达到平等、长幼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善待,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达到现代文明的试金石。习近平勾勒的这幅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家庭图景,为人们在家庭这一方天地创造一个温情的世界、对冲现代化重功利薄情感的负面效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切合了新时代人们对关怀与温情的内在需要。
  3.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框架下,家庭这个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聚拢的社会组织,不仅要为家人提供安身环境、生活补给、情感慰藉,还应该在教育、文明方面发挥其他社会组织不具有的优势,成为一个涵育文明的场所,推动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因此,培育家庭美德成为家庭建设的内在要求。习近平着重强调“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其中,“向上”是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向善”是一种明德惟馨、择善而从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领域的具体体现,它不仅能够涵育引领家庭成员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起全社会好风气的重要渠道。“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要求家庭成员在家庭日常生活实践中,自觉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拼搏奋进、踔厉奋发、爱国敬业;培育高尚的品德情操,让真善美始终成为家庭成员的精神依归和品行追求,切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让家庭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
  4.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也是家庭建设的基本遵循。家庭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家庭发展状态决定着个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家庭成员是生活合作者、利益攸关者、命运与共者,在家庭建设中具有平等的责任与权利。家庭建设得好不好,取决于每一位家庭成员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家庭资源分配的公平程度。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就是鼓励家庭成员充分释放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家庭建设,享受家庭建设的成果,使家庭回归共同体的属性。
  “爱国爱家”要求处理好家国关系、形塑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亲相爱”着力于构建新时代的家庭伦理秩序,“向上向善”强调增进家庭美德进而培育现代文明,“共建共享”呼吁所有成员共同创建一个美好生活共同体。在社会主义家庭文明的价值指向下,家庭是每一位社会成员参与创造美好生活、安顿身心的温馨港湾,是国家发展的力量源泉、社会和谐的基础性支撑,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再出发的生长点。习近平创建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目标体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携带中华文明的强大基因、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与西方家庭不同的家庭画卷,也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家庭现代化的独有特征。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建设的实践路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政治家更应该用理论指导和引领实践,开创一个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和战略部署下,以社会主义家庭文明为目标引领,以接续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为理论自觉,以解决家庭领域新情况新问题为现实关怀,对家庭建设进行谋篇布局,指出了家庭建设的实践路径。
  1.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宝贵资源,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更加主动的历史自觉和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家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为了家道兴盛、香火永继,历代统治者围绕家庭关系、教育子孙、持家兴家等主题,创造了丰富的家庭文化。在家国相通的逻辑下,这些家庭文化推展到国家层面,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塑造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从传统家庭文化的庞杂体系中,甄别提炼出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他指出,中华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强调了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在建设家庭文明甚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重要性。
  在中华传统家庭美德中,习近平最为关注的是注重家教和家风的美德。古代中国十分重视家教,历代帝王、士大夫为培育子女立身兴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创造了蔚为大观的家庭教育训诫文体,如《颜氏家训》《诫子书》《诫皇属》《袁氏世范》《朱子家训》《傅雷家书》等。这些家训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一族一家范围,成为广为流传的家庭教育教科书。习近平多次引用这些家训或典故,召唤广大家庭重视家教,如“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在注重家风的传统美德中,习近平尤其崇尚以家国情怀激励子孙的优良家风。他举例说:“北宋杨家兴隆三代,将帅满门,人人忠肝义胆、战功卓著。究其缘由,不由让人感叹‘杨家儿孙,无论将宦,必以精血肝胆报国’之家风的分量。”这一名门家风发挥示范效应,成为一种深入人心、广泛流传的民风:“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中华传统家风中蕴含的以国为先、以国为重、以身报国的家国情怀积淀为一种广泛而稳定的精神力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倡导广大家庭弘扬这一传统家风,教育孩子热爱祖国,长大后报效祖国。
  习近平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自觉对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转化为人民日用而不觉的生活实践,将前现代资源激活转化为社会主义家庭文明的源头活水,明确了新时代家庭建设的文化根基。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推动践行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除“男女平等”外,新时代家庭美德的其他方面,皆为中华传统家庭美德的内容。可见,中华传统家庭文化成为建构新时代家庭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2.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参与家庭建设
  从家庭的微观层面看,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家庭建设的主体。习近平提出“共建共享”的原则,即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是平等的一分子,都应履行与家庭角色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都是家庭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享有者。其中,妇女是家庭建设的关键群体,在家庭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关系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和下一代健康成长。他高度赞美中国妇女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号召广大妇女尊老爱幼,特别是要在帮助孩子形成美好心灵、促使孩子健康成长中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强调妇女在家庭建设中具有优势,绝不是主张妇女退回家庭,而是鼓励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发挥好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两种独特作用”,成为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新时代妇女。男性也是家庭建设的主要角色,他多次号召男性要分担养老育幼、家务等家庭责任。
  从党和国家的宏观层面看,全党全国都是家庭建设的主体。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理所当然是家庭建设的领导力量。同时,家庭是国家的初级组织,国家是家庭的集合体,正所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与国深度嵌合,“家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私人化的领域,还可以生产公共性,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的生长点,是能够对接社会和国家的一个独特场域,是构建美好社会的积极力量”。这就决定了,作为私人生活空间的家庭,与党和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公共利益直接关联。习近平不是局限于家庭范围,而是从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谋划家庭,从家庭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广泛联系中部署家庭建设的。比如,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出发,提出让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让家庭成为人们“身体的住处”“心灵的归宿”;从提升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提出发挥家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从培养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提出家庭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提出“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亲属子女”;等等。可见,家庭建设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人事务,而是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的公共事务,需要全党全国共同参与,携手共建。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负起领导责任,切实把家庭文明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结合自身特点,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各方面要满腔热情关心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家庭……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家庭建设的事业中来”,从而明确了家庭建设的主体力量。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齐抓共管、协同配合参与家庭建设的新格局已经构建起来了。
  3.以家教家风建设为重要抓手
  家庭建设的内容很多,如调适家庭关系、发展家庭经济、规划生育养育、提升生活品质、涵育家庭文明等,习近平尤其重视抓好家教家风建设。
  注重家教建设。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要通过教育现代化得以实现。习近平从育人的高度定位家庭教育,认为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共同形成育人的全链条,家庭教育是现代化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能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断档脱节。在家庭教育的实施主体上,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上,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引导孩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特别要注重品德教育,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递给孩子,引导孩子讲气节、有骨气,形成美好心灵,促进健康成长;在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上,要求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让孩子在耳濡目染、春风化雨中涵育嘉言懿行,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注重家风建设。习近平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在家风与家庭命运间建立起正向关联。家庭是一个小型命运共同体,家风是这个共同体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积极强大的家风促进家庭发展,萎靡颓废的家风抑制家庭发展,他呼吁每一个家庭通过家风建设实现家庭幸福。同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他倡议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习近平根据家庭生活的特点和家庭的共同体属性,提出把家教家风建设作为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指明了家庭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和关键点。在这一指示下,各部门应势而动。2021年7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2021年10月,《家庭教育促进法》应运而生,为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法律和政策的双重保障。如今,注重家教家风建设的社会支持系统、政策体系和社会氛围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五、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创造性贡献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根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无论是应对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还是维系家庭的意义秩序和文明根脉,都呼唤着科学理论的指导。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论”和中国理论失语交相叠加的学术生态下,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一度成为诠释和测度中国家庭的标尺,然而,这些内生于西方语境的理论不足以有效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对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惯性依赖,走进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世界,建立起契合中国国情、更具阐释力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思考部署家庭建设,创立了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等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概念,提出了“三个不可替代”、家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点、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等新的理论观点,创建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庭建设目标体系,明确了家庭建设的实践路径。这些论述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风格,构建起了家庭建设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家庭建设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一是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从家庭出发,建构制度和伦理体系,进而发展为蔚为壮观的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向。家庭深度浸透于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心理中,既是个体安顿身心的所在,也是支撑社会秩序甚至文明形态的根基,因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习近平将家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点,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会重蹈西方现代化“离家出走”之覆辙,而是一种尊重人民心理情感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有信仰和精神归依感的现代化,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二是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恩格斯认识到了家庭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一经典结论。至于家庭制约历史进程的具体展开方式、家庭在社会运行中的功能,则未进行延伸阐释。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家庭问题,用“三个不可替代”深刻揭示了家庭在个体生存生活、社会运行和文明进化中的重要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理论体系增添了中国元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三是探索出了一条家庭现代化的新道路。西方家庭现代化呈现出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家庭至多是一个安乐的私人空间,无关乎社会和国家的公共性。习近平构想的“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社会主义文明家庭,不仅是一方人人参与建设、温馨和谐的身心居所,还肩负着奉献国家、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神圣使命,凸显了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这一目标体系不仅为家庭建设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也拓展了家庭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四是为家庭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建设指出了具体思路和实践路径,回答并指导解决了家庭领域的新问题。在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导下,全国文明家庭、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绿色家庭不断涌现,总量巨大的家庭正成为人们身心安放的港湾、社会和谐和文明创新的起点,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风景线。家庭领域取得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发生的这些历史性变革,证明了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强大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引领力。
  (作者简介:尹旦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