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是紧扣时代发展要求、回应时代挑战而提出来的。在当今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冷战思维挥之不去，冷战时期的联盟不断扩大，同时，价值观在大国关系中又在发挥重要作用，人类面临新冷战的风险。

　　（一）安全问题突出，世界和平面临新挑战

　　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和平安全的环境，但当今世界挑战增多，如何保障和平，实现安全，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防疫物资的短缺影响抗疫，各国开始重视经济安全问题。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一冲突的外溢效应明显，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威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与安全问题相关，军费开支大幅提升，根据2023年4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创历史新高，达到2.24万亿美元，为冷战结束以来军费增长最快的一年，这一趋势未来还将延续。由于战场进展不利，俄罗斯不只一次表示要动用核武器，也使人类再次面临核战争的威胁。

　　安全问题突出，重要原因是大国关系不协调。从特朗普开始，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都作为重要战略竞争对手，不断鼓吹世界进入了大国竞争时代。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延续特朗普的政策强调：“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大国之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全球合作已经破裂，正在展开一场决定未来走向的竞争，大国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俄罗斯对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了直接威胁，肆无忌惮地藐视当今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律，其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又有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这样做的竞争者”。[2] 俄美地缘政治争夺加剧，俄乌冲突进一步激化了欧美与俄的矛盾，双方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短期内难以缓和。欧美之间在对付俄罗斯安全威胁方面加强了团结，在对华政策上也加强了协调，但美国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也遭到欧盟的反对，欧美之间也存在矛盾。除俄乌冲突外，当今世界还面临能源粮食危机、恐怖主义威胁、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许多共同问题，大国不能有效合作影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二）全球化进程受到极大冲击，经济发展受限

　　冷战结束以来，贸易、投资、人才的自由流动推动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美国利用自己的实力，搞排他性小圈子。特朗普搞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议内设“毒丸”条款，阻止墨西哥和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倡导的TPP变成了CPTPP，虽然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没有加入该组织，但拜登“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实际上与奥巴马的设想有相通之处。2022年 5月，拜登宣布启动“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谈判，试图打造由美国主导，共14国加入的新经济圈。如果该协议达成，其成员国GDP占全球的40%，人口占32%。经济的全球化受到经济的区域化与集团化的严重干扰。

　　在武装冲突影响下，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加剧了通货膨胀，延缓了经济复苏的步伐。欧美国家罢工不断，非洲多国发生军事政变，这些反过来又影响着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更大，多国货币大幅度贬值，贫富分化严重。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经济全球化受阻，也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经济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背景下，各国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作用有限，效果并不明显。

　　（三）价值观因素上升，冷战阴影再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人类便陷入了持续近50年的“冷战”。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美国和苏联分别代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都想战胜对方。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成为共识，大国关系也相对协调，各国合力应对人类发展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但是，随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美国单极霸权风光不再，美国又开始利用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大国竞争，价值观、人权等又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搞的“脱钩”“断链”“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2021年以来，美国召集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企图把世界分裂成民主与威权、自由与独裁两部分。2021年12月，美国通过视频形式举办所谓“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主题聚焦反对所谓“威权”主义、腐败和保护人权。2023年3月，美国又与韩国、荷兰、赞比亚、哥斯达黎加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约120个国家和地区参会。欧美国家还歪曲事实，制造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企业与产品。欧美也以人权和民主问题为由，对俄罗斯、伊朗等国家进行制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美把这一冲突塑造成民主与威权、自由与独裁的竞争，并要求其他国家站队，进一步加强了阵营化趋势。

　　（四）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赤字突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二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四十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实力相对下降的欧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倡导者和建立者的美国，在特朗普当政后先后退出了十余个国际组织和条约，给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造成重大冲击。拜登政府上任后，虽然声称回归多边主义，重新加入了部分国际组织，但这种回归奉行的仍是“美国优先”原则。美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对他国进行“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对竞争对象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削减通胀为名加大对产业的补贴，破坏了WTO的规则。大国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使现行国际秩序遭受严峻挑战，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俄乌冲突发生后，大国的冲突与竞争更加突出，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维护和平作用的发挥。2022年4月，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规定，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联大将在10日内自动召开会议，所有成员国可以对行使否决权的行动进行审查和评论。关于联合国改革的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俄乌冲突对大国关系、国际秩序的影响还在发展，全球治理落后于世界局势发展的需要。

　　在和平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世界面临新冷战威胁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有新的方案，避免人类社会误入歧途。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现行国际关系面临挑战的回答。为了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防止冷战悲剧重演，2013年3月，习近平任国家主席首次出访时，便提出了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已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一）坚持相互尊重，保障世界的多样化发展

　　相互尊重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根本上破除强权政治的逻辑，实现各国平等协商、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秉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尊重各国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性特点，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世界的发展从来都是多样的，但欧美国家利用近代以来形成的强势，总想将其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强加于人。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体制机制都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社会进步程度紧密相关，多样性自然也会带来分歧与矛盾。“国家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4] 各国都在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5]。尊重是相互的，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尊重其他国家，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相互尊重不仅要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还应该尊重各国多样性的文化，坚持包容互鉴，兼收并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6] 多样性的世界推动着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7]。各国应相互尊重，平等交往，消弭隔阂，凝聚共识，既实现自身繁荣发展，又共促人类文明进步，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二）提倡公平正义，为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确保不同国家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族独立自主成为潮流，追求公平正义，自由发展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诉求。虽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法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中，公平正义还远未实现。“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8] 中国是推动实现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为此，习近平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加强文明的交流互鉴。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实现公平正义，需要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要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治权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9] 国际社会需要有法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社会制定了许多国际法，形成了一系列公认的准则，如平等与主权原则、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对外交人员的保护等。国际社会的法治应“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没有这些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则，世界最终将滑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10] 各国都应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判定事情的是非曲直，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的合理化要求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充分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实现公平正义，需要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针对某些西方国家强行推广普世价值带来的混乱与问题，习近平强调要遵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他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11]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中国始终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倡导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

　　2014年6月，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12]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13] 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

　　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合作中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必须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实现双赢共赢。合作共赢需要把对方的发展看成是自己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切身体会的，正是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的发展也带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习近平在总结这一经验时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欢迎各方把握中国发展新机遇，积极深化对华合作。”[14] 中国的发展不仅解决了14亿人的生活问题，还帮助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实现发展。从2009年到201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此后，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15] 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世界的发展也成就了中国。

　　合作共赢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各国都应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保障各国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16] 合作共赢也是促进那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实现世界平衡发展的需要。从长远看，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整个世界繁荣稳定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发达国家也会从中受益。

　　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突破了国家关系非友即敌、结盟或对抗的旧模式，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模式。习近平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通过首脑外交、主场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的全面推进，让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深入人心，使新型国际关系实践不断拓展。

　　（一）结伴不结盟，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伙伴关系”是指国家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伙伴关系不同于结盟关系，体现了各国在交往中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伙伴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不设假想敌。伙伴关系没有主次高低之分，强调平等和自愿的原则，体现了各国的平等性。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不断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多层次地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与新时代中国外交布局相适应，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110多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倡导大国之间既进行战略协作，也进行友好竞争，积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打造与欧洲的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不断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积极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深化同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努力缩小南北差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

　　（二）消除意识形态隔阂，做大共同利益

　　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已经把各国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欧美国家把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搞所谓大国竞争，影响国际社会稳定，中国主张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反对新冷战，强调国家关系的相互依赖性，通过做大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基础。习近平强调：“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7] 通过发展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体现了习近平的辩证思维和长远目光。中国在与各国，特别是那些弱国小国打交道时，从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而是着眼于发展共同利益，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促使各国在友好交流中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外交不搞封闭的小圈子，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有人把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显然是不正确，习近平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8]中国努力凝聚各国共识，共同聚焦于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中国与任何国家都不签署有军事政治同盟性质的条约，积极推动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促进各国相互理解与和平相处。

　　中国人坚信“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传统文化理念，努力促使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磨难，深知和平的珍贵。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伤上亿人，和平主义思潮影响至深。在当今这个各国利益相互交融的世界上，弱肉强食早已过时，穷兵黩武更不得人心。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要走和平发展道路。针对有人提出的质疑，习近平强调：“今天，中国人民充满高度自信，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这个梦绝不是‘霸权梦’。我们没有准备去取代谁，只不过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们不会在世界上颐指气使，而是继续秉持‘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19] 面对日益增多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更需要合作应对。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政府承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倡导各国结成安全的伙伴，实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针对与邻国的海疆分歧，中国明确表示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国际合作中中国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便是典型，十年来，有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大批早期收获项目落地开花。中国支持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在参与上合组织，澜湄合作，东盟10+1，中非、中拉、中阿合作等具体实践中，都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有效推进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三）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比以往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20]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

　　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秉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理念，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1] 中国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积极开展行动。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创设了“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设立了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在太空、深海、网络、数字等新兴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

　　总之，习近平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是对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的回应，也是对国际关系未来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选择，以合作代替对抗，以结伴代替结盟，以共赢代替独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变量，中国的政策选择直接影响着世界未来。新型国际关系的确立与发展，是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美好未来的重要保障。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变局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研究》（项目编号：22JJD710012）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