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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两个结合”的内在关联不仅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两个结合”的必要前提，更是新时代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学界围绕着“两个结合”的内在关联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一体两面论”。这种观点认为“两个结合”既相互依存又相得益彰，既交融互动又辩证统一，不仅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方面，而且直接构成了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遵循。[3]同时，“两个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又分别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4]也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无法剥离的实存。[5]

　　二是“互为条件论”。这种观点认为“两个结合”虽然相互贯通、辩证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但“两个结合”之间又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有学者指出“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和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失去“第一个结合”，就无法谈及“第二个结合”，更无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生和发展。而“第二个结合”又是“第一个结合”的必然要求。[6]也有学者认为“第一个结合”中深刻蕴含着“第二个结合”，而要想更彻底地实现“第一个结合”，就必须始终坚持“第二个结合”。这是因为当马克思主义实现“第一个结合”时，就已经内在关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要想真正为中国人民所接纳和认同，也必须要同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等进行双向互动。[7]

　　三是“各有侧重论”。这种观点认为“两个结合”虽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但又各有侧重、有所区别。有学者指出“第一个结合”强调的是存在论，是具象化的环境、条件、事物，而“第二个结合”则强调的是认识论，是精神性的理念、原则、方法。[5]也有学者认为“第一个结合”侧重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联，是从整体上来定义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和科学的知行关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特征；而“第二个结合”侧重于思想文化的内在融通，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而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8]还有学者提出“第一个结合”具有价值至上性，是“两个结合”的根本目的；而“第二个结合”则具有时间先在性，是“两个结合”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从“两个结合”的相互关系看，前者侧重于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后者侧重于解决古与今、中与西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9]

　　“两个结合”的提出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在实践发展与时代变化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自觉，而且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理论创新、善于理论创新的理论自信。近年来，学界围绕着“两个结合”的功能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两个结合”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两个结合”的提出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发展逻辑。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本质和独特优势，[10]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与系列理论成果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和“何以持续”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支撑与动力源泉。[11]还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的提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内涵，也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更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12]是中国共产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历史总结和重大探索成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13]

　　二是“两个结合”关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发展。学界普遍认为“两个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历史发展规律、锚定时代发展目标而提出的原创性新理论新论断，这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宝库的新内容，更为我们进一步在具体运用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强大支撑[14]和方法论遵循。[15]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及其发展，是“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理论呈现。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从实践论、价值论、文化认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等角度为“两个结合”的继续深化开辟了广阔的理论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6]

　　三是“两个结合”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不仅深刻揭示了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并顺利迈上时代新征程的内在基因和成功密码。同时，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复杂的发展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不仅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进程提供了力量源泉，[17]更为我们把握风云变幻的发展形势，应对复杂多样的风险挑战，思考和解决系列时代课题和发展难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借鉴，[10]开辟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18]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所形成的新文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感。[19]

　　四是“两个结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实践每发展一步，理论创新就要紧跟一步，勇于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方略，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理论创新精神，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涵特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20]也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21]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经验和鲜明特色。[22]其中，“第二个结合”不仅内含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观的新发展，还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百年奋斗成功经验的文化理解以及新时代新征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23]

　　百余年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两个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源于实践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内在的耦合。近年来，学界围绕着三者之间的耦合机理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共识，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主体耦合论”。这种观点认为，“两个结合”的实现归根结底在于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不仅在实践层面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进程，更在理论层面以其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中实现创新发展。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解决中国问题和时代课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始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自信”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主张，更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予以重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得以被发掘，并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文化力量。[24]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具备能够结合的可能。进而言之，无论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还是“两个结合”的理论落地，都始终无法离开直接关系着“两个结合”的质量、方向与前途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25]

　　二是“价值耦合论”。这种观点认为，“两个结合”之所以在不同时期能够一脉相承、持续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始终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亿万中华儿女共同追求的千年夙愿，也是激励中华民族始终勇毅前行的内在动力，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追求的价值目标。百余年来，面对实现中国梦的各种风险挑战和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基于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理论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并在其指导下推进了一系列新举措新政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活动的根本价值指向。也正是基于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两个结合”的系列理论成果。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两个结合”展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历史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主题。[26]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赶考之路上，也必然要继续坚持“两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27]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武器。

　　三是“内容耦合论”。这种观点认为，“两个结合”之所以可能，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发展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价值追求、精神实质等方面具有相通性和契合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28](P63)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发展提供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才得以不断结合，从而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进程。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两者在宇宙观、方法论、社会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相通之处。[5]也有学者指出两者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相侔性、相通性、相融性”[29]以及“开放性、辩证性和与时俱进”[30]是实现两者结合的前提所在。这不仅体现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方向指引和与时俱进的动力保障，[31]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入新的发展境界，[32]也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赖以在中国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提供“合理根基”。[33]

　　深入分析“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为什么能”实现“两个结合”的理论回应，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规律性认识的客观要求。概览近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界主要从理论、历史、现实等层面对“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进行了探讨。

　　一是“两个结合”发生的理论逻辑。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必须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4](P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必须要“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5](P35)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发展，成为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旗帜，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能始终保持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实践性、人民性等理论品质，更在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普遍性、中国具体实际之特殊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现实发展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两个结合”中保持旺盛的理论活力和强大的实践伟力。因而，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植本国和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的内在要求，[36]更是确保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生命活力的内在需要，[10]深刻回答了“两个结合”为什么会发生的根本问题。简言之，“两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理论逻辑。

　　二是“两个结合”发生的历史逻辑。“两个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有学者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认为，“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经验的高度概括。[36]也有学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期探讨了“两个结合”的历史演进。[37]还有学者从历史文献中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一个结合”到“三个结合”再到“两个结合”的演化轨迹，[25]用以勾勒“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脉络。总而言之，“两个结合”不仅蕴涵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生动实践之中，更源于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指导中国人民不断解决历史问题的理论总结。

　　三是“两个结合”发生的现实逻辑。新时代背景下，尽管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和发展难题，而要在实践中解决好和回答好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从基本原理的意义上开出具体药方无疑是不可能的。因而，必须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探寻科学的发展方案和正确的时代答案，从而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正确回答。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现实需要，更反映了新时代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时代诉求。[36]也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25]其中，“第二个结合”不仅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动力，而且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发展，[38]还为推动新时代我国文化繁荣发展明确了原则和路径。[39]

　　新时代背景下，必须要始终结合环境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实现创新发展，从而为党和国家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近年来，学界围绕着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的实践命题，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维度作出积极探索。

　　一是从认识论角度探讨如何推进“两个结合”。有学者提出新时代要推进“两个结合”，不仅要认识到“两个结合”是一个双向互动、双向激发的动态过程，要遵循历史演进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辩证统一。[40]还要认识到“两个结合”是长期的、动态的、主动的、科学的、有效的结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能半途而废。既不是消极被动的结合，也不是盲目随意的结合。[41]也有学者提出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4]才能在“两个结合”中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二是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如何推进“两个结合”。新时代要继续推进“两个结合”的时代进程，就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有学者指出要坚持“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42]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避免闭门造车、坐而论道。[8]也有学者强调要坚持求真务实和实事求是、立足当下和着眼未来、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的方法论要求。[43]还有学者提出要高举思想旗帜以凝聚坚持“两个结合”的强大共识、深化理论研究以筑牢坚持“两个结合”的学术根基、传承中华文脉以培厚坚持“两个结合”的文化土壤，[22]从而才能在新时代以“两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三是从实践论角度探讨如何推进“两个结合”。如何在实践中坚持“两个结合”，以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学界认为新时代持续推进“两个结合”，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做到“六个必须坚持”，[11]还要立足我国具体发展实际，在实践中自觉以准确把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落脚点，[44]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先导、以规律为遵循，[45]不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46]同时，更要警惕文化虚无主义、[30]教条主义、庸俗结合论和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9]从而才能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时代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2](P18)直面这一现实需要，基于目前学界围绕着“两个结合”所开展的研究，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将研究推向深入：

　　一是进一步强化历史研究，全面总结“两个结合”凝聚的实践智慧。“两个结合”虽然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但对“两个结合”的实践探索却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在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党不仅在理论层面相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系列理论成果，更在实践层面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东方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一言以蔽之，“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历史观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史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学界已开启对“两个结合”历史进程的研究，研究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不过目前还缺乏对具体经验、结合规律、历史分期及其实践成效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同时，研究内容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缺乏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连贯性。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两个结合”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与结合特征，但任何理论都是在发展中逐渐构建并完善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因而，未来研究亟待以大历史观深化对“两个结合”历史发展的研究，从学理视角把握“两个结合”的系统性、连续性，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整体把握“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两个结合”的相关史料系统挖掘、整体概括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进而从普遍现象中总结“两个结合”的一般性规律和发展特征，进一步明晰“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党史、新中国史中的重要意义。以史为鉴，方能开辟未来。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推进“两个结合”的演进历史有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为系统的认识，才能在新时代实践中承继历史经验、顺应历史大势，为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的时代发展提供深厚的历史滋养和实践智慧，从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二是进一步拓展研究论域，深化升华“两个结合”研究的学理深度。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47]未来一个时期，强调“两个结合”研究的体系化、学理化，不仅是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深度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两个结合”实践创新力度的重要途径。通过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研究，能够从多角度揭示“两个结合”的内涵外延，全方位展现“两个结合”的整体内容，系统反映“两个结合”的理论全貌，从而在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效度等方面得到显著增强。近年来，学界不断发掘“两个结合”的研究论题，拓展研究论域，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研究主要集中于前文所述及的“两个结合”的内涵把握、内在关联、理论定位、耦合机理、生成逻辑和推进路径等方面。

　　在“两个大局”深度互动的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实践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以全新的理论视野和高度的理论自觉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具体到对“两个结合”的研究上，有必要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通过多学科、多视角的学术对话积极拓新研究论题，深化升华“两个结合”研究的学理深度，揭示“两个结合”的深层规律。一要进一步聚焦“两个结合”本身深化研究，科学把握“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内在机理、实践要求等，揭示“两个结合”自身的内在规律性；二要把“两个结合”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关联起来开展研究，探究“两个结合”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层逻辑，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规律性；三要把“两个结合”置于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予以研究和考察，探索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做到“两个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回答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规律性；四要把“两个结合”同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揭示中国社会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对马克思主义需求的内在规律性。聚焦上述几个层面，各学科可立足学科实际、发挥学科优势，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从而不断深化升华对“两个结合”的学理认知。

　　三是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充分彰显“两个结合”蕴含的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内在规定了它是根据实践、认识、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征程，不难得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更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形成了体现时代特色、具有中国气派、彰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行，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良好结合。学界目前关于“两个结合”的研究，更多是基于中国实践的中国样本开展具体研究。也就是说，学界更多是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两个结合”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而从国际比较视野研究“两个结合”的成果相对缺乏，这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未来一个时期，推进“两个结合”研究，有必要拓宽研究视野，在国际比较中把研究推向深入。既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如何推进“两个结合”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开展研究，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能成功实现“两个结合”，而在西方国家未能成功实现“两个结合”的差异性和规律性；也基于比较的视野深入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各个国家具体的国别实际、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传统如何实现结合的条件性与规律性，从而把“两个结合”的中国智慧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认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回答实践之问、解惑实践之困提供智慧和选择，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与时代价值。这就是说，新时代深化“两个结合”研究，务必要拓宽国际视野，不能把研究局限于中国实践，而是把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放在国际比较中开展研究，深刻阐发“两个结合”蕴含的中国智慧，深刻揭示“两个结合”在国别层面、世界范围的普遍实践规律。不仅如此，还要扎根中国、面向国际，主动以国际化视野解读和阐释“两个结合”，并以“两个结合”的研究为契机着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与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传播中不断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在实践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从而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中，为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发展难题提供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全新选择，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天下情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视野。

　　（作者简介：白显良，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均，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