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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儿女团结凝聚、心灵相系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当代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创造，都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都是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自我更化、革故鼎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确立明确的历史坐标，激发强大的历史主动，提供无可替代的精神资源。增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推进中华历史文化研究，就要从历史的最深处汲取自信和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密切相关，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示其全部内容的。文化源于历史积淀，史学亦为文化之产物。“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意识、极为悠久的史学传统。中华文明薪火不断，深厚而坚实的史学传统是极其重要的文脉支撑。浩繁的历史典籍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宗，也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历程的自觉记述，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中国步入阶级社会时血缘纽带解体尚不充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制度；缘于宗法社会结构，中国很早即有了高度重视祖先史迹的历史意识。先秦各家如儒、墨、道、法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这种历史意识。到荀子、《易传》，则将这种历史意识进一步提升为贯古今通天人的世界观。在中国文化构型中，史官与史家具有特殊地位。夏朝就设置了史官——太史令；商、周进一步发展形成史官制度。史官与史官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历史意识的自觉，视修史为不朽之事业。春秋末期孔子撰成《春秋》，首开私人修史之风。至汉代，与民族融合、文化整合、国家一统相适应，出现更为恢宏的《史记》，在“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之上将中国各族群的渊源上溯至黄帝的统一谱系，通过历史编纂实现文化整合与民族凝聚。此后，由官方设官修史成为惯例；从唐代开始，专设史馆修史，且由宰相监修成为定制。为前朝和当世修史是彰显本朝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修史强化了中华文化的赓续和传承。此后每个王朝都有断代史著作，不断造就独树一帜的史学品格，陶铸绵延不衰的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厚的积淀，形成了求真、求是、经世致用等史学传统，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抱负。史学传统使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强烈的历史文化传承意识。历史书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记载，也通过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参与现实政治，激发人们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增进文化认同，实现人心的凝聚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华文化通过浩瀚的史学典籍积淀在整个民族的血脉之中，产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延续力。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中华文化虽然根脉不绝，精神不倒，但国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信遭到无情摧残。即便积淀极为深厚的历史学也曾面临挑战，一些中国学者落入“西方中心论”难以自拔；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缺乏客观公允的审视，中国历史学在西方话语的笼罩之下一度失去了自身的光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历史学逐渐恢复发展并取得了重要成就。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愈益坚定，以往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时，日益显现捉襟见肘的困窘。因此，在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理论的羁绊，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必然要求。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既是科学进步、文明成熟的标志，也是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自信的体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给中国历史学提出了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也给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维、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将其内化于史学研究实践。

　　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与一脉相承的史学传统，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全面系统总结、整理、继承历代先贤留下的丰厚史学遗产，并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方法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历史实践，加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阐发，深入考察中华文化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提炼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智慧；深入探讨优秀传统文化贯通古今的历史继承性；深刻阐释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屹立于世界、彰显强大文化软实力的鲜明价值标识；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所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并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继承性与开创性。

　　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回应时代关切中应运而生的，它创生于20世纪初民族觉醒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体现出革命性与科学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居于完全主导地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发展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学术遗产，是未来我们推进史学研究重要的学术资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在史学发展脉络中找到本土源头，必须基于对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系统梳理与深刻总结，同时融合对时代潮流和伟大社会实践的深刻洞察体悟。

　　当今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重新激起各国人民对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忧思。历史的规律、动力、主体、走向等问题受到史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视，从宏观上把握历史进程和规律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学术旨趣。在实现强国复兴的征程上，历史学决不能缺席，历史研究者决不能旁观，必须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伟大号召的指引下，从历史长河中全面考察历史之“变”，深入探究历史之“理”，清晰、坚定、响亮地发出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声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滋养，为中华文明厚植历史根脉，为强国复兴夯实历史根基。

　　（作者：赵庆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