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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必须坚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都有其理论源头，分别对应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主体性原则、实践观点、矛盾分析方法、联系和发展观点、世界历史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些都不是教条，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弄清他们的相关论述，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更好地扎根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土。

　　“人民至上”观点可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与传统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如何看待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传统世界观，无论是以传统哲学为代表的知识论世界观，还是以神学和美学为代表的传统情感论世界观、以伦理道德和法学为代表的传统意志论世界观，都与剥削阶级、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都带有鲜明的剥削阶级属性。以古希腊为例，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创作哲学，分别涉及真、善、美三个领域，但所对应知、意、情三方面的活动，都与奴隶无关。原因很简单：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是“人”的活动，而从事物质生产的奴隶在他眼里不是“人”。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并非例外，而是通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产生之前，人民群众从来就与“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毫无关系，不管是知识论世界观、情感论世界观，还是意志论世界观。哲学世界观尤其如此，哲学是高高在上的世界观，甚至连普通的剥削阶级成员都难于理解，更不要说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谋生活动的普通人民群众了。哲学世界观不过是供象牙塔里的文人冥思苦想的高深学理和供统治阶级闲人把玩的智力游戏。

　　马克思主义颠倒了这一切，唯物史观是群众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以往思想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把劳动人民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作为研究焦点。“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如果连肉体都不存在，何谈“创造历史”，更不要说理论、哲学、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活动了。

　　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不仅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只要是人所具有而动物不具有的特征，就可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而“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后文将会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和“物质生活的生产”都有其特定含义。这里仅限于指出一点：在人与动物的所有区别中，生产活动是最根本的，决定了其他一切区别。

　　由肉体存在决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成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而且由此派生了“第二个事实”：“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动物只有本能需要，仅凭其肉体器官就能满足这种需要，人却不同。一旦有了生产活动，就会派生出新的需要。这不是动物的本能需要，而是由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派生出的“人为的”需要，是“文化的”或“文明的”需要。它区别于动物的自然需要。“人为的”需要同人自身的动物性需要或自然需要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活动不再单纯由本能支配；相反，在本能层面，由新的需要和本能需要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产生了“我”。是我的“我”和其他人的“我”，而不是我们的本能，在共同从事生产活动。

　　生产和新的需要决定了人类家庭与动物“家庭”的区别。动物的“家庭”只是共同的生活单位，而人的家庭首先是生产单位。在生产中形成新的需要与本能需要间的关系，使家庭成员内部不仅有动物式的本能关系，而且有建立在本能关系基础上各个人的“我”之间的关系。这是不同于自然关系的社会关系，最初也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我”不仅是生产共同体和消费共同体的成员，而且代表着各种不同社会角色。这是本能的“我”或“本我”之上的社会的“我”，或“超我”。“超我”是客观的活动者，是社会的“主体”。“超我”和“本我”之间，形成了主体指向自身的反身性结构，即“自我”。与德国古典哲学把“自我”当作思维主体不同，这是肉体活动的主体，是物质主体。

　　生产劳动、新的需要和社会的个人，这三个方面或三个环节（Moment，中译本翻译为“因素”）的关系，是第一环派生第二环，第二环和第一环又共同派生第三环的关系。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三个方面不仅环环相扣，而且共同派生出一个把它们都囊括在内的“大环”，即第四个环节：人的生命的生产。同动物那种单纯肉体生命的再生产不同，人的生命的再生产既包括“本我”的再生产，也包括“超我”的再生产，因而是主体的自我改变，是主体自身的反身性结构的再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自然关系是第一个环节（本我的再生产）的表现，社会关系是第三个环节（超我的再生产）的表现，它们都与第二个环节即“我”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的“我”与你的“我”一起，共同跟自然环境发生的关系，因而不同于动物与自然界的自然关系，是与自然关系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生产方式或谋生方式是与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即人类共同的生产能力。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单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去讨论“生产力”的。相反，在他们眼里并不存在原子式个人的“生产力”。生产力总是社会的生产力，是“我的”“你的”或“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不同的“我”之间的关系。同样，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脱离人与自然关系的单纯的社会关系。人首先必须谋生，“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按照各自谋生方式，不同的人获得了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由此形成了阶级、不同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市民社会和为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而建立的国家。

　　在讨论社会与国家的形成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研究了在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四个环节、四个方面基础上，人的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意识与动物的感觉和心理不同。动物的感觉和心理仅需本能的器官，而人却有一个“我”。与动物之间的本能沟通不同，人与人之间还有我的“我”与你的“我”之间的沟通。语言就是由此派生的，“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换言之，只有在存在你的“我”和我的“我”、存在“我们”的地方，才存在语言。语言是我的“我”与你的“我”之间的对话（Dialogue），由此决定了人类的意识不同于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必然有一种辩证法（Dialectic）的内在结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从主体方面看，意识首先是自我意识，即我的“我”对我的本能的意识，因而是“我”和自身的关系。其次，从对象方面看，意识不是像动物的感觉和心理那样对外部对象的直观，而是指涉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强调了“我”的重要性：“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动物既没有“我”，也没有“关系”，因而动物只有本能、感觉和心理，没有“意识”。

　　从群众的劳动或生产活动产生出的这整个历史观，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他的新世界观与传统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脱离群众，唯心主义者不是从物质活动，而是从思维活动出发考察人的活动。无论讲“我思故我在”，还是讲“存在就是被感知”，这里的“我”或感知者都不是指“吃喝拉撒睡”的那个肉体主体，而是认识主体。相应地，认识客体也不是生活中的对象，而是思维或感觉中的客体，是与维持肉体存在的“吃喝拉撒睡”无关的客体。唯心主义者不是从肉体主体，而是从精神主体出发的。以法国空论派为例，“他们宣布理性至上来同人民至上相对立，为的是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现实的人类的活动无非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群众的活动，那么与此相反，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则应该有一种抽象的表现，即在少数个体身上展示无遗的表现”。费尔巴哈正是从肉体存在的角度批驳唯心主义者的。猫看到老鼠，老鼠的形象当然在猫的眼睛里存在，但猫用爪子抓老鼠而不是去抓自己的眼睛，说明它知道，老鼠是在自己眼睛之外存在的。费尔巴哈认为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和基本的观点。数学家进行科学认识，前提是必须活着，因此在感知数和形之前，他首先必须感知粮食、衣服、房子，即对象、现实、感性。对象、现实、感性的存在是由人的肉体确认的，而不是由科学家在思维中确认的。一种“吃了使人饱、不吃使人饿”的东西，即食物，只能是存在，不能是不存在。但费尔巴哈没有考虑到，粮食、衣服、房子都是人类自己生产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无论是费尔巴哈周围的感性世界，还是人本身，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最终都是群众劳动的产物。费尔巴哈认识不到这点。尽管他从“吃喝拉撒睡”方面强调唯物主义，但认为在这方面显现不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他看来，只有“理性、意志和爱”才使人高于动物。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吃喝拉撒睡”以谋生的活动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含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实践并不是哲学家认为的那种“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而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既然“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就不能脱离每个人日常的谋生活动去讨论什么虚无缥缈、玄奥微妙的“实践”，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范畴；相反，“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要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就必须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从中国人民自己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作为真理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追求、揭示、笃行救国救民的真理，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主体性原则。

　　这里的关键词，一是“自主”，二是“自身”，三是“自己”。三个关键词都与主体的“自我”结构联系在一起。

　　与动物不同，人依靠的不是本能，而是自我，以及由此出发所建构的自身与环境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们不仅脱离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去讨论问题，而且脱离自身的生活实际。他们不是从自身现实出发，而是从“一般人”出发，讨论的都是“人本身”如何如何，而不是他们自身如何如何。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不是从某种观念或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整个世界，“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出发点既不是抽象物质，也不是任何意识形态，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无论是“我”，还是“我们”或“他们”，都既不是抽象物质，也不是抽象意识，而是反身性主体。“我”不是以物质与意识的外在分离，而是以两者的内在同一、以具有“意识”或自我的物质实体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的。作为“自我”，“我”的实体与“我”的主体是同一的。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从理论出发，而必须从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需要做的工作是“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无论是从经验（“想象的东西”或“僵死的事实”）出发，还是从教条（“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都不可能把握现实世界，只有从每个人自己的现实生活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能动性的本原在于自我的反身性结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都离不开现实的个人，“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从每个人自身的现实出发，要求摆正生活与意识的关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是“生活与意识的关系”，而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无论是生活，还是意识，都只能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和“现实的个人”的意识。脱离现实的人去谈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要么陷入“僵死的事实”，要么陷入“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从自身出发并不意味着从自身的单纯肯定出发，相反，“革命的实践”本身就意味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人的活动”不仅意味着“环境的改变”，而且本身就是“自我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着现存社会的否定方面。现存社会建立在资本统治、建立在资产的基础上，而“无产阶级”恰恰意味着没有这种财产（“无—产”）。针对“无产阶级就是没有任何财产的阶级”和“共产主义就是要共有一切财产”的误解，恩格斯曾经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标题“资产者和无产者”下面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相应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共有一切财产，而只是要共有资本，即那种通过占有他人的无偿劳动而形成的财产。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对现存世界的否定。无产阶级自身的“无产”状态就“是”这个否定。

　　然而，无产阶级要使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历史否定性得到实现，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此相应的是，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对无产阶级提出了极高要求。“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自动灭亡，共产主义自动胜利”。由自以为是“原子式个人”的一盘散沙构成的无产阶级是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者只有通过联合、团结、凝聚，由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我们才能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从“两个必然”到“两个不可避免”，不仅要求无产阶级成为一支团结战斗的队伍，而且要求这支队伍形成自己的先锋队，承担起探路、开路、领路的任务。带领中国人民闯出中国道路的这支先锋队，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共产党人不仅在不同民族无产者斗争中要“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而且“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必须“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要求共产党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担负起探路、开路、领路的先锋队职责。为此，共产党人必须进行艰苦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探路需要勇气，开路需要力量，领路需要智慧。只有经过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才能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

　　这个过程同时是共产党人实现自我改造的过程。有人曾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自私的人怎么可能建成共产主义。对此，马克思回答：“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与动物只有自然“本性”即本能不同，人的本性本来就是二重的，就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交织。人的本性这种二重性表现在“自我”结构上。自我是本我与超我的统一，表现了人同“自身”或“自己”的反身性关系。动物没有自身或自己，不存在反身性关系。动物与动物之间只能是本能关系，不可能是我的“我”与你的“我”的关系。正是这种反身性关系，提供了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实现自我改造的可能性。人并不是为单纯实现本能而活，而是为实现自我而活。

　　原始共同体中所有的人都从事劳动，整个群体还填不饱肚子，那时是不可能有私有制存在的，当然也不可能有“自私的人性”，否则这样的原始共同体早就灭亡了。只有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自私的人性才会产生。即使是在私有制社会，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很多父母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吃苦受累，甚至献出生命。随着私有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人的本性必然再次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需要一场艰苦卓绝的革命，以便造就出共产主义新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固然不是由类似资产者那样的“原子式个人”构成的，但也不是由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的无产者构成的，而是由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经过自我改造的无产者所构成的崭新人类构成的。

　　共产党人的自信和自立就建立在这种自我革命的基础上。与私有者不同，作为先锋队员，共产党人追求的不是名利，而是超越生死，是不朽。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他引用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立志为人类而工作，原因就在于个人总有一死，但人类会存在下去，“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就此而言，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条从生到死的道路。共产党人的死之所以比泰山还重，就是由于它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进入了永恒不朽的境界。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仅个人的一生是一条道路，而且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一条道路。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成为这条道路的探路者、开路者、领路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显然，“不迷失方向”“引领时代”，是对探路者、开路者、领路者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接着指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作为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是用来探路、开路、领路的，而不是拿来供奉和鉴赏的。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新路，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此，从实践观点、革命变革观点看，守正创新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论的根本要求。

　　所谓“守正”，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有两条根本原则：一是共产主义，二是国际主义。其中，共产主义指明了方向，国际主义指明了道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都指向这两条根本原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论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坚持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抛弃了其中任何一条，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

　　第二，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非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它是先锋队党，而不是民主政党。西方民主政党是由有共同私利的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因此只能代表某一部分人，由此形成的是统治型、否决型的民主。中国共产党是探路、开路、领路的，代表整支队伍而不是其中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不能满足于做群众的“尾巴”。中国共产党不能像民主党派那样，仅充当某一群体的代表，而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第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其理论是对这条道路的反映、制度是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是发展中的创造性文化。

　　从“四个自信”来看，所谓“创新”，首先是实践要求，其次才是理论发展要求。习近平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代替主体和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特征，“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认识主体和客体都不是直接存在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在前面谈到意识的产生过程时，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最初的认识就是生活本身。是“我”在认识，而不是我的本能在认识。认识的对象是改变世界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作为一种“关系”被认识的。这就要求从“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层面理解实践活动的主体和对象，进而在“意识”或“我”的层面上把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当作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不是把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当作直接的、未经中介的存在，不是当作类似动物和周围世界的那种直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排除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主要缺点”。

　　实践创新总是与人的自我改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本身是社会的产物，经历了一个形成的过程，因而意识一开始并不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非社会的“自然意识”，不存在“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变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这种事情。不仅意识的产生，而且其进一步发展，都受到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四个要素，即劳动、新的需要的产生、社会关系的产生、人的生命的再生产四个环节的影响。“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的本意就是劳动的分离（Division of Labour），它依次影响到后三个因素、三个环节的变化。只是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意识的发展才能达到“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的高度。从此才有“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

　　理论创新总是依托于实践创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恩格斯顺序考察了天文学、数学和力学在古代的发展，分析了它们与畜牧业和农业、建筑业的联系。近代科学的发展同样是工业进步的产物。直到20世纪初，科学才反过来成为技术的基础，但科学的发展仍受到生产需要的牵引和制约。科学理论是这样，神学、哲学、道德作为情感论世界观、知识论世界观、意志论世界观也是这样。

　　习近平高度重视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从社会主义实践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陷入了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新就在于，他们发现了发达国家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根据不仅在于随着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走向自我否定，而且在于无产阶级通过联合、团结、凝聚，成为一个战斗集体，然后在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必定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束到资本主义为止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创建“人类社会”的形态。然而，俄国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所开辟的道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重新开辟这条道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中国的经济文化水平远落后于俄国。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生产力甚至都没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中国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也不能照搬照抄列宁为俄国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自己闯出来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由按劳分配的低级阶段和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构成，如果把按劳分配的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那么，我们可以把发达国家自我否定后进入的社会主义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把俄国这样的国家进入的社会主义阶段称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进入的社会主义阶段，就只能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由此可见，中国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

　　中国道路的共产主义方向是在党的一大确立的。中国道路的起点是在党的二大确立的。党的二大把共产主义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为最低纲领，从此确立了最高纲领与高低纲领的统一。从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点来说，守正创新的“守正”不仅指坚持中国道路的既定方向，而且指牢牢掌握开辟中国道路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守正创新的“创新”则指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到抗日战争时期，道路往前延伸，最低纲领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高纲领仍然是共产主义；到抗战胜利，最低纲领改为“民主建国”，但最高纲领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低纲领是社会主义改造，最高纲领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最低纲领是社会主义建设，最高纲领仍然是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纲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最高纲领仍然是共产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延伸始终以不迷失方向为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进入新时代，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们又踏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道路再度往前延伸，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守正创新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对自身的根本要求。为实现这一根本要求，我们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显然，这里的“问题导向”既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常识性问题，也不是指运用具体科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指运用单一手段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这是一些只有运用辩证思维即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才能解决的问题。诉诸“常识”或近代知性科学的狭隘经验主义，对于解决“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等，都是无所用其技的。这些都是复杂问题、艰巨问题，都需要超越常识、知性科学，运用辩证思维特别是矛盾分析法、运用理性科学，才能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单凭感觉甚至连正确地提出问题都不可能，更不要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了。

　　按照恩格斯的分析，根据问题的层次，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也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日常生活层次，二是知性科学层次，三是理性科学层次。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然而它并未超出动物的感觉和心理的层面，并未上升到知性层次。“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科学即知性科学的方法。按照黑格尔和恩格斯的讲法，这种方法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的特点是从“多”中抽象出“一”、从“变”中抽象出“常”，或者说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从特殊中抽象出普遍。这被称为“知性抽象”。如果说，日常生活的思维是一种模糊思维，人们惯于凭感觉下结论，那么，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则要求清晰和明确。对事物的精准把握要求对感觉进行知性抽象。以知性抽象为基础的逻辑思维遵循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其概念、命题和推理之间的关系，为从普遍公理出发，先推论到特殊、再推论到个别，最后形成演绎推理体系的方法准备了逻辑根据。这种通常被称为“形式逻辑”的传统逻辑训练是掌握近代科学的基本功，缺乏这种训练的人往往凭感觉下结论，难以到达近代科学的层次。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微信朋友圈中多数鼓吹“常识”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习惯于凭自己的感觉下结论，难以超越培根所说的“洞穴假象”。对这些人而言，知性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训练是极其重要的。对达不到这一层次的人谈论辩证法或理性思维，无异于对牛弹琴。

　　知性科学并不违背“常识”，而是对常识的深化。尽管有时会得出令人惊奇的结论，但却不难令人接受。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如此，其公理方法启发了无数科学家和哲人，近代以来四百年间更是知性科学的典范，对人类知识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当然不是说，这种思维方式能解决一切问题。康德就揭示了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于“形而上学”领域所造成的困难和问题。恩格斯评论说：“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恩格斯所说的“常识”是就西方人来说的，他引用了圣经中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按照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这正是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它使人们有可能超越是非混淆的模糊直觉，进入黑白分明的抽象原则层面，因此是认识的巨大进步。然而，日常生活的范围毕竟是狭隘的。一旦超出这一范围，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不管用了，而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知性思维只能帮助人们找到一时一地的真相，却无法把握整体，更谈不到把握整体的运动变化。

　　把握整体及其运动变化需要辩证思维。与知性思维相比，辩证思维不仅要求通过对事物的抽象形成范畴，而且要求通过对运动的抽象形成“方法”，因此，它是在知性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就其本身能够获得其逻辑范围内的自洽性而言，可称为理性思维。马克思曾评论：“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可见，作为理性的辩证思维是对运动的抽象。这一公式采取的是正、反、合的形式。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黑格尔主张“实体即主体”，把整个宇宙或上帝看作唯一实体，同传统教科书主张“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条件”不同，在黑格尔看来，“绝对”作为唯一的精神实体是至大无外的，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外因”。它“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设定、对立、合成。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也就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换一种说法，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同一、自我差异、自我对立、自相矛盾、自我扬弃。只要像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上帝看作现实的人的投射，从而把现实的主体即“自我”看作实体即肉体存在，就会得出马克思的结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既然辩证法就是“运动的抽象”或“抽象形态的运动”，那么，与知性抽象不同，理性抽象就不再是从“多”中找到“一”、从“变”中找到“常”，而是从“多”和“一”的关系中找到作为“对立同一”的“一”，从“变”与“常”的关系中找到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所谓矛盾分析法，正是要分析一个事物内部的对立面如何通过同一和斗争把自己转变为一个新事物。所谓质量互变规律，则是研究和分析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过程的具体特点。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一起，成为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

　　这与排除矛盾的知性思维方式形成了截然分明的对比。人们经常讲到马克思的“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然后再“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却从来没有想到“理性抽象”同“知性抽象”有什么区别，甚至常常把知性抽象就当成是理性抽象。由于从知性抽象无法过渡到理性具体，辩证法常常被人们误当做诡辩法。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在知性的抽象中，“同一”不包含“对立”，“常”不包含“变”，而理性的抽象却相反，它不是通过对“多”的实体性抽象得到“一”、通过对“变”的实体性抽象得到“常”，而是通过对“一”和“多”的自身关系的抽象、对“常”和“变”的自身关系的抽象得到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

　　一旦把理性抽象混同于知性抽象，就会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外在把握、主观把握，导致蒲鲁东式的伪辩证法。伪辩证法的特点：一是外在性，二是主观性。它不是深入研究对象内部，通过充分占有资料去分析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从研究对象内在的自我同一、自我差异、自我对立、自相矛盾、自我扬弃出发，揭示研究对象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是从研究者自身主观好恶出发，简单粗暴地划分对立面，如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精华和糟粕等，总之，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和坏，然后保留好的、真善美的、精华的，去掉坏的、假恶丑的、糟粕的，最后一厢情愿地使好的、真善美的、精华的部分发扬光大。同蒲鲁东一样，很多人没有看到，“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这种道德集中表现为“应然”和“实然”的对立。“实然”是包含矛盾的。研究者按照自己的愿望在思想中排除矛盾，就得到“应然”。这当然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凭什么“你”的愿望那么重要，以致整个人类历史都得向“你”的愿望低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并不顾及单个人愿望，“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问题不在于“你”的愿望如何，而在于“你”的愿望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从而在不同愿望的对立统一中推动历史发展。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一致才能实现。就此而言，问题导向以系统观念为前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如果说“问题导向”要求超越感觉层面和知性层面，那么“系统观念”则要求超越“原子式个人”的狭隘视野，进入万物一体的境界。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的“方法”所突出的，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系统观念”。它不仅确立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是人们站上理论制高点的思想武器。

　　为此，必须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区别开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点是不由人选择的，立脚点却不是这样。“道路”是由出发点和目标之间的路径确定的。从“道路”的角度看，立脚点与人们所能达到的“原则高度”联系在一起。因此，与普通群众不同，共产党人必须确立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系统观念，摆脱一时一地的局限性，站到开辟道路的制高点上。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先锋队员，从事探路、开路、领路的工作，就是由于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的出发点总是自身作为普通群众的现实，但奋斗目标却是共产主义。要看清整条道路，就必须时时站上制高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正是基于出发点和立脚点的区别。

　　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坚持联系观点。任何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存在“原子式个人”，只存在“社会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想象中的个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同对象的联系属于它的内在本质。这种本质表现为对对象的需要。“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满自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这种世界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空洞无物的，正因为原子是万物皆备于自身的。”所谓“绝对的空虚”，并不指没有空间，而是指不需要对象。“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在他那非感性的观念和无生命的抽象中可以把自己夸耀为原子，即同任何东西毫无关系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绝对充实的、极乐世界的存在物。而非极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却决不理会他这种想象，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他身外的世界和个人的意义，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身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实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命欲望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追逐身外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需求。”个人的对象性就表现在，他不能没有或脱离对象而单独存在。现实的个人为了能够活下去，必须既同他人打交道，又通过其他人同自然界打交道。可见，人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就是说，他们不是超凡入圣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这样的个人离开其他人根本无法生存；相反，“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对个人来说，自然和社会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存在物，而是其内在规定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自然性和社会性构成他的内在规定，由此决定了，人的对象性存在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

　　坚持系统观念不仅要求坚持联系观点，而且要求坚持发展观点。人不仅是关系性存在物，而且这种关系还处于不断改变中。人一出生就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而这种社会关系又总是具有特定时代的烙印。同样，他周围的世界也不是由自在之物而是由特定时代的关系之物、“为我之物”构成的。时代性或发展性是主体和对象及其关系的内在规定。针对康德所谓“自在之物”（thing in itself）不可知的观念，黑格尔指出根本不存在作为内在之物的自在之物。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不变的。自在之物既是内在的（in itself），又必然走向外化（out of itself），成为自身的他物，由此形成物同自身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历程表现为自我同一、自我差异、自我对立、自相矛盾、自我扬弃。作为绝对精神，整个宇宙就是这一自我关系的展开，而人对世界的改造和认识，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生成、自我认识的一个环节。在这一意义上，只存在已经生成和已经认识的物、尚未生成和尚未认识的物，不存在只是内在，因而固定不变、不可知的物；只存在处于特定发展关系中的物，不存在永远“自在的”、不与任何他物发生关系的物。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整个周围世界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在对象性关系的意义上都只是“为我之物”，而不是“自在之物”，“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并不是“我”和世界分别单独发展，由此导致“我”和世界关系的变化，而是在“我”和世界关系的发展中，“我”和世界共同发展。“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作为一个系统在向前发展的。

　　因此，“站到制高点上”意味着，对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三位一体，既要追溯其产生情况，从而找到推动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又要根据这种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展望其未来走向。

　　任何人都是父母所生，环境所熏。刚出生时都只有本能，没有“我”。一句话，“我”是在家庭中、学校里、社会上，一句话，在各种关系的交织中形成的。就此而言，“我”本身就是特定系统内化的产物。但这个“我”还只是一个“小我”。特定的处境和语境决定了，“小我”总是与习惯和常识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的“我”则是“大我”。这个“大我”要在探路、开路、领路的实践中反复锤炼，才能形成。从“小我”到“大我”，不仅是人自身的成长，而且是认识能力从感性到知性、再从知性到理性的成长。

　　至于周围世界，就更不用说了。周围世界每一事物都有其来源，都有从潜能到现实的变化发展过程。由于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人的活动本身是自然界活动的一个环节，因而所有为我之物也是该物在同人类的相互作用中由内在到外在、由自在到自为的展开过程。人的活动带有自身目的和能动性，就此而言有别于没有人的自然；但由于人的活动本身也是自然界演化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人的活动并不异于自然，更不可能违背自然。所谓异化，无论是自然界的异化，还是人的自我异化，都遵循同一种逻辑，即辩证的逻辑。只不过，从自然界角度看，对象化和自我异化并无本质区别，而从人的角度看，对象化和异化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系统观念的要点就在于，无论是从事物出发，还是从关系出发，都必须在事物及其关系的不同“层次”上看待事物及其关系，最终把所有事物及其关系视为一个大的关系系统。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万法归一或万物一体。任何表面上看起来是孤立个体的单个存在物，本质上都是经过中介的关系存在物，都不能脱离联系和发展的系统而存在。

　　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达到“胸怀天下”的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人类谋进步”和“为世界谋大同”，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天下观，所谓“天父，地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同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正义者同盟的口号来自基督教，而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在道家、儒家、法家等各家中都有其来源。正义者同盟要求成员互帮互助，同中国古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共同体思想也是相通的。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主张，其中儒家要求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天下为公”。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像狼”“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所谓“人人皆兄弟”，不过是一种幻想。在这样的社会中，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工人是可变资本，正如自然界是不变资本一样。资本家靠吃工人的肉、喝工人的血发财致富。资本家是狼，工人是羊，哪有什么“兄弟”关系可言？只有在无产阶级内部，才存在兄弟关系，比较起来，“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只有在狼和狼之间才是真实的；狼和羊之间只能是吃和被吃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正是基于上述事实。

　　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也就把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秩序推广到全世界。如果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狼与狼之间势力均衡的国际秩序，那么，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由于不存在势力均衡，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除弱肉强食之外的其他任何“规则”。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印第安人是羊，黑人是羊，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统统都是羊。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不过体现了狼和狼之间的“假兄弟”和“真正的共济会”关系。列宁发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正是基于这种狼与羊的关系的事实。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古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过程。只不过，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存，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混合了“天下为公”和“家天下”的社会形态，因此“确实较为崇高”，而西方却瓦解了公有制，在近代走向“鄙俗的”利润至上主义。尽管如此，资产阶级还是破坏了各民族的孤立、分散状态，把“人的依赖性关系”改造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而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并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这使得西方现代化进程具有外在的先自我异化、再扬弃这种自我异化的辩证自我否定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进步的代价”，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村居民被无情地牺牲掉了。相应地，资产阶级对那些停留在古代的民族采取了无情的征服政策，“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一意义上，对于“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历史具有“强制进步”的特征。

　　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能否不经历西方那种外在化和异化，在否定传统社会的同时保留其“确实崇高”的方面，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俄国革命道路时试图解决的一个著名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实际上包括三个条件：一是俄国革命先爆发，二是它作为“信号”引发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三是“双方互相补充”。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条件，是因为俄国只有吸收西方先进国家创造的现代化成果，才能为创建“自由个性”的社会准备条件，而只有西方革命首先成功，才有可能无私地援助俄国，帮助它吸收西方现代化成果。众所周知，俄国的农村公社遭到了破坏，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落空了。但在列宁的带领下，俄国仍选择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在西方没有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而不可能获得无私援助，且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无情打压的条件下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所以对俄共（布）和苏共提出了很高要求。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建立在无产阶级自我改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统一起来，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遗憾的是，苏共失去了先锋队品格，未能带领苏联人民完成跨越，反而朝社会民主党方面蜕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但在复杂的国情局势中，中国努力为自己创造跨越条件，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路者、开路者、领路人，不断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仅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追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实现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就初步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水平，这就是相对过剩。

　　1825年之前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短缺的历史。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因而全部文明的任务都是如何生产更多的粮食、衣服、房子，以便让下层人民能够吃饱、穿暖、有房子住，让上层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全部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都是为了解决短缺问题。甚至全部科学，都以短缺为前提。以经济学为例，它的前提就是“稀缺”，经济学是为解决稀缺问题而存在的。但1825年在英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却是相对过剩的危机。这表明，传统文明，包括它的一切制度、一切科学，都过时了，必须创立一种解决过剩问题的新文明、新制度、新科学。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科学。它表明，利润至上主义已经到了自我否定的前夜。如果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私有制和阶级对立都是生产力进步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从1825年开始，私有制和阶级对立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提供出路。

　　与资本主义道路把人分割为孤立分散、相互对立的所谓“原子式个人”不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标志，坚持实现现代化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最终目标这一最高纲领和各民族人民从本国实际出发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最低纲领的统一。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不同，它反对那种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秩序，坚持在联合、团结、凝聚基础上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互鉴。在这种互鉴中，不仅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基础，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幸福、自由起来，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