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把握新时代脉搏、反映新时代实践诉求的理论形态和哲学智慧。恩格斯强调理论思维对于一个民族发展和占领人类文明高地的重要作用，对此习近平深刻认同，他指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体现一个时代最高素质的哲学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彰显了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的思想内涵和理性认知，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最新成果所蕴含的本质性、规律性和价值性内涵的提炼，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果，代表着现代文明。它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实现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的旨趣中获得实践性根基，并以其特有的方式集中反映着时代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社会实践和人类发展趋势，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在不同国家实现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高度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表现在其不仅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同时也站在资本主义之外去揭露和批判，更重要的是能动和自觉地将无产阶级革命与之相连接，不断将理论和思想转化为现实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在与各国不同国情和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其世界历史意蕴，不断发展其理论内涵，不断拓展其思维方式。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命运、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相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全面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不断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典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理论形态和哲学精髓，第一次全面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必须坚持”。“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全面反映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各领域发展的状况和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反映着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和理论升华，是新时代“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梳理、挖掘和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揭示其何以能够作为理论创新的最新表现形态以及作为文明新形态的灵魂，并以其反思性和总体性的普遍原则来指引中国实践和人类文明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价值和实践旨趣。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何以可能
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原创性贡献，有两个基本前提需要认知：一是如何理解原创性，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何以可能。原创性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按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来理解，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彰显中国主体性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创新是原创性贡献最为突显的特色，“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揭示一条规律、提出一种学说、阐明一个道理、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可以看作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何以可能，回答的是为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原创性贡献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原创性贡献的前提基础、现实条件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三重逻辑的交汇中来理解。
一是历史进程和思想继承的逻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思想武器，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革命性、科学性、人民性的精神实质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不断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倡“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用哲学思想方法论统一和提高党的思想认识。邓小平哲学思想继承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哲学精髓，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这表明习近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将对实事求是这一哲学精髓和思想方法的遵循上升为全党的思想自觉和方法自觉。
二是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关注和理解时代，也改变和创造时代、引领和超越时代，它不断从社会发展中汲取实践智慧，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总结和升华新的经验，实现自己的发展。面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复杂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对其加以研究，主张立足实践来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认识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是实践，是时代，并自觉地把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坚持面向时代面向实践的开放的思维方式，由此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论。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联系更为紧密，所遭遇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前所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仍适用于新时代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紧迫性问题，但真正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领悟透彻并熟练运用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与新时代内容相符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反映新时代社会生活状况和实践发展水平要求的哲学思想，它是确保我们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思想根基。
三是理论创新和文明创造的逻辑。哲学是对于时代自我理解的理论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从整个人类历史演进来看，哲学与文明高度融合，任何文明社会必定有自己的哲学，文明进步也必定对哲学的发展提出要求。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和文明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沃土中生长出来，在不断汲取世界文明的养分丰富发展自己的同时，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推动理论创新和文明创造。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探寻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穿起本民族的“服装”。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人类文明新境界，反映了人类文明创造的逻辑和文明进步的规律，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走在时代前沿、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是新时代应有的哲学范式，能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并且对推进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具有正确的价值引领作用。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以哲学的方式，洞察社会发展大势和文明演进逻辑，对一系列最基本、最重要和最宏大的问题进行了前提性追问、系统性反思和全面科学的回答。比如，“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如何认识自己、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的纵深，如何让中华文明屹立在世界之林，如何引领世界走向更美好未来；等等。这些成果反映出习近平对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重大问题的独创洞见，具有哲学内涵和哲学高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真理价值论和社会动力论的新发展。以下就这些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作进一步概括。
1.对辩证唯物论的新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对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存在方式、世界的统一性、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理解和规定，回答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辩证唯物论批判了唯心主义世界观，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地揭示了世界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作为基本出发点，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并将唯物主义精神贯彻到对意识的本质理解中。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论的基石，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体现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坚持物质第一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它是对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也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肯定世界的客观实在性，鼓励基础研究勇于探索创新，推进对“意识本质、物质结构、生命起源等的探索和发现”；强调对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相关原理的认识是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同时提出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基点出发，来制定政策方针，推进改革事业发展；强调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做到实事求是，要坚持“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尊重客观实际，客观辩证地分析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并且充分发挥意识的能动反作用，深刻认识到“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全面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尤其是从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和执政根基的高度、从理想信念的高度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理论品质、实践要求，指出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知识要求和本领要求，也是政治要求和信念要求，认识到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正确运用意识、思维和精神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巨大作用，强调理想信念、核心价值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社会实现新发展的精神指引作用。
2.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
唯物辩证法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前提，以“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为本质规定，对世界存在状态、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说明，揭示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总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法看作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与形而上学相对立。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通过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现实和可能等一系列矛盾的基本范畴揭示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强化对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正确认识，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形成对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运用的新成果。
在唯物辩证法上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首先，深刻认识到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是客观规律，也是思维方法。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反对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看不到事物的联系，否定事物的发展，看不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它“瞎说一气，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
其次，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提出符合新时代党和人民要求的全局观、联系观、矛盾观、发展观。习近平明确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面对改革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在联系观上，强调世界是联系的整体，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分析和解决问题，“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均实现了对联系观的创新拓展；在发展观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并创新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在旧理念的破除中实现对新发展理念的立，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发展是事物由低级向高级、量变向质变的飞跃，是“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指出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讲两点论，也要讲重点论，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解决矛盾中推动事物发展，推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最后，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将系统观念看作“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系统哲学提升。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科学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习近平用系统观念的哲学方法科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统筹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系统擘画，还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构建，都深刻说明了系统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方法，也是科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思想方法；系统观念既是治国理政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原则。
3.对实践认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认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反映论，强调从实践出发，从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的存在、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于认识具有决定性作用，实践不断提出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推动人们形成新的认识，提升人们的认识能力。实践基础之上形成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人的认识是否正确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彰显其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把握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谛，科学理解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强调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谱写了实践认识论的中国新篇章。
对实践认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为：首先，创造性地提出基于实践的改革方法论，即“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表明在还没有形成确定性、规律性认识的前提下要探索着、摸索着前行，要不断总结前进中的经验；也形象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正确的认识、规律性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同时，这深刻揭示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直接照搬，只有在反复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才能获得规律性认识，并且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实践中新的矛盾的解决。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脚踏实地、实践第一、探索求变的强调，那么顶层设计则是对实践探索基础之上全局性、宏观性、战略性、系统性规划的强调，既是实践探索的理论升华，也是实践探索所需要遵循的原则。两者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是我们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决定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一对重大关系。
其次，明确提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方法指引。这一命题既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又深刻洞察到创新对于民族进步的深刻意义，体现了习近平在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内涵的基础之上，从战略高度、哲学根基层面进一步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是重要的实践活动，是理论保持其生命力的内在根源，是理论发展的主题，也是社会进步对理论提出的要求。理论创新离不开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全面把握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提升不断增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及两者良性互动的自觉性。
4.对真理价值论的新发展
实践认识论所揭示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用真理来指导人们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人的需要和目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真理力量在中国得到展现和检验。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是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真理。
对真理价值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深化了对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绝对性，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确定性、全面性的科学认识，是对世界发展规律和文明演进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只有了解掌握并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相对性，时代变迁和实践深化会提出新的课题，因此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既来源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指南。
其次，揭示出百年大党成功的奥秘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对真理与谬误对立统一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秉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始终坚持真理，不断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同时审视自身、反省自身，不断修正错误，以坚定的使命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真理就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动力，也是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真理是理想信念的科学支撑，最高的理想就是追求真理、践行真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强有力，就在于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用真理武装自己。这也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作为伟大建党精神首要内涵所揭示的深刻意蕴。
最后，首次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提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赋予马克思主义真理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守正是按客观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体现了科学的态度和对真理的坚持与追求；创新是对因循守旧的突破，是对真理的发展。科学是对人类发展本质规律的探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是尊重科学，遵循规律，从客观事实出发，求真求实；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是尊重真理，按真理办事，科学运用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迷信权威。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新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真理力量的展现。
5.对社会动力论的新发展
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深刻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多重动力。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革、科学技术、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复杂的社会动力系统。根植于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并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习近平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全党提高认识、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展开的历史，是生产劳动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实践的历史，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和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要求全党学会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全面分析社会状况和发展方向，不断依靠人民群众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动力论上提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论断，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动力的价值取向、如何在战略高度上统筹不同动力等重大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和方法遵循。
对社会动力论的原创性贡献体现在：创造性地将改革上升到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高度，并形成了系统的改革动力论，拓展了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丰富了社会动力论。首先，习近平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矛盾分析法，为改革动力论奠定了思想和方法前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破解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从唯物史观出发整体把握社会现状和发展方向。要把社会基本矛盾当作一个整体，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相结合的视阈来观察。改革是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因素进行调整，是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既是党的伟大觉醒，也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伟大革命。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发展进步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宝贵经验的总结。
其次，明确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论述。习近平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因素，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金钥匙。同时清醒认识到“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生产力、激发全体人民创造活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的深刻说明。
最后，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新论断，并科学地建构起以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和第一动力为基础和战略支撑的国家创新体系。习近平高度重视创新，将创新置于新发展理念之首位，把创新看作引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核心要素。创新是全面的，既是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也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管理、人才、科技、文化、企业、市场等全方位全领域的创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充分说明了创新是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性原因，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引领中国成为创新强国的动力和引擎；“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充分说明统筹教育、科技和人才对于提升发展新动能至关重要。最大限度激活第一生产力的潜能，最大限度发挥好人才的支撑作用，可以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上面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五个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尽管是初步的，但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全新总结，提供充实的哲学内容。“六个必须坚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概括，是新的时代精神和哲学思维的创新表达，体现了习近平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贡献，体现了习近平的哲学创见和哲学智慧，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和真理光芒。面向现代化新实践新征程，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代表人民意志的哲学思维运用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为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提供智慧源泉。
（作者简介：董慧，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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