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人民至上论”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葆有厚重的唯物史观理论品格，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主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19。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至上论”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基础上，扬弃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扬弃资本、超越民本“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1]17。

　　(一)对唯物史观的守正创新：以“人民至上”取代“资本至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开启了新篇章，中国的具体国情要求走一条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化道路。“人民至上论”指出了立足中国现实的发展定向，也是对西方所遵循的“资本至上”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1]1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守群众史观，始终将人民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决定力量，理论来自人民，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是理论追求的目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这个论断生动而鲜活地表达了这一思想的人民立场。

　　如果追溯“人民至上论”的理论来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宣称世界历史进程中唯一积极因素是理论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主张“他们宣布理性至上来同人民至上相对立，为的是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4]292。与黑格尔和布鲁诺•鲍威尔将群众视为“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4]293不同，唯物史观充分彰显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和理论研究都致力于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情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5]。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是如此，“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6]。不难发现，“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在新时代的原创性表达，“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2]17。

　　“人民至上论”对于唯物史观的守正创新，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人民至上”取代“资本至上”的理论逻辑。依循唯物史观，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再到“自由个性”的演变历程，事实上就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血缘共同体及其权力的依赖，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人对货币、资本的依赖，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历史活动的主体理解来说，“资本至上”与“人民至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核心价值观上的本质对立。在思辨哲学中，历史仅仅是自我意识运动过程的外化，而唯物史观则将历史视为人民创造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也仅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暂时性的特定阶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无非意味着：揭示其历史的前提并把握其历史的界限，从而历史地肯定它并且也历史地否定它”[7]。究其根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主体是被异化的、缺乏历史性的人，而“人民至上论”所彰显的历史主体是现实的、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党的二十大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鲜明展现了新时代是奠基于人民主体的伟大实践之上的，新时代本质上是更加关注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

　　(二)对传统思想的超越：扬弃“民本”理念

　　“人民至上论”所体现的是将人民视为历史主体的思想，对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而言，无疑是一种超越。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终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体是少数的统治者而非人民，然而“人民至上论”主张权力来自人民，“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1]14。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汲取“民本”理念中合理因素的同时，摈弃其中属于“君本”和“官本”的价值倾向，“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汲取民本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众观”[8]518。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以“民本”理念治国理政的思想，“人民至上论”以人民为主体的群众史观实现了对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9]。在阐述“人民至上论”的过程中，众多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根可循，是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民本思想便俯拾即是，如“泛爱众，而亲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论述指明了“民”对于统治阶级的重要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汉唐时期有“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国以民为本”“君为民所推”；明清时期则有“天下为主，君为客”。《吕氏春秋》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君为舟民为水的比喻生动阐释了当时统治者的反思——国家兴衰在于民。尽管在不同时期“民”的内涵不尽相同，在历史上人民也未曾被明确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力量，但是这一系列表述充分表明中国自古以来便对“民”有足够清醒的判断和重视。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其价值导向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也为“人民至上论”提供了历史性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时发现，历史的发展不是思辨哲学的自我意识的外化，而是通过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实践推动社会形态不断演变更替。唯物史观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至上论”的价值和目标指向也不能不是为了人民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10]42。毋宁说，将人民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来看，守江山守的是民心。这与唯物史观的群众史观一脉相承，江山就是人民，历史与现实都是人民创造的，“人民至上论”正是在对民本思想的不断超越中坚定了人民主体地位。“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1]17。“人民至上论”清晰地告诉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行稳致远。

　　(三)以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为源泉：始终面向“人民之问”

　　阐明“人民至上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敞开境遇以及时代内涵，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有理论成果的跃升发展，对于“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11]具有重大意义。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应当说，“人民至上”始终作为价值指向贯穿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始至终也都贯穿着这一根本遵循。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现代化普遍特征的同时，也面临许多专属于中国的问题与挑战。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解决的可能性也只能存在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人民至上论”将人民的伟大实践确立为主体性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和必然要求。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视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尊重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构成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体性内容；不仅在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而且建构了“人民至上论”的方法论基础或理论逻辑。

　　在不同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我们党对群众史观作出了数次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不同时代中的理论提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这一历史特点，立足现实状况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想信念深入开展群众路线，并积极发动群众力量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集中力量解决落后生产力阻碍中国发展的问题。其后，根据生产力发展遭遇瓶颈的具体现实，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12]。

　　在新时代，“人民至上论”生成于不断发展的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早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极具人民性与时代气息的鲜明工作导向，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更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强调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导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列为“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以人民为中心”思考更加深入。在2016年4月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广大知识分子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13]不难发现，“人民至上论”是在新时代党带领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必然不断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人民关注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共有180余次提及“人民”，内容涵盖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价值理念上，这一思想将“人民”放在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集中体现为人民至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评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和反思，以“人民至上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19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已将“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层面，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伟大实践的创新性与科学性。

　　“人民至上论”所具有的鲜明社会主义方向，体现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充分体现这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1]19。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释“人民至上论”的理论内涵：其一，丰富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决定力量的观点，揭示了新时代的发展方位始终立足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即理论来自人民；其二，丰富和拓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立足现代化追求，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努力奋斗，即理论为了人民；其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使命来自人民创造的历史，也以服务于人民为宗旨，即理论造福人民。

　　(一)理论的生命力：“来自人民”的唯物史观具体化定向

　　“人民至上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引方向的“立场观点方法”，既包含着面向现代化的普遍性，也必然要求准确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个具体性。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命运，是当前各国所共有的普遍性要求，而这一任务若要在中国实现就必须脱离抽象的形式，深入具体的历史之中现实地展开。在此，“人民至上论”展现了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具体化定向，即将理论的来源收归现实的人本身，“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19。这一理论破除了将现代性抽象化为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思辨哲学理念，将人民具体的需要作为理论的目标，“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1]19。

　　时代是人民实践活动的展开场域，也是人民实践活动的创造性成果，新时代的现实性便是在特定历史中展开的人民实践活动的具体性。黑格尔通过思辨辩证法，以“民族精神”的概念要求承认各民族本身的实体性内容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具体性差别。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同时，要求将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确立在“实践的主体”基础之上。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说，“实践的主体”也就是这一时期的既定社会及其在这一社会中活动的人，即人民。而当前西方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往往停留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把现代性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之上，强加到特定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要从根基上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需要真正把握人民在新时代中实践的具体性，“坚持在实践中摸规律，在倾听时代声音、辨析时代局势中不断推进实践与理论的深化发展”[14]。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产生于人民的实践，也发展于人民的实践过程中，其理论的现实性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性，“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15。

　　作为来自人民实践的创新性理论，“人民至上论”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彰显的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教条思辨，而是“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4]192。新时代我国“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1]20，人民在对美好生活追求过程中遭遇到的阻碍与矛盾，只有依靠人民共同的团结进步不断去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70。中国改革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一方面，新时代本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另一方面，实践目标的不断更新与推进也是人民伟大实践的要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本身。中国人民的历史性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其独特性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性密切相关，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11，理论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活动。

　　(二)理论的现实基础：“为了人民”的现代化追求

　　现代化既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追求，意味着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活动本身具有共性的要求。与思辨哲学对历史总结出的抽象原理不同，唯物史观要求这些原理在现实历史中能够得以展开，这种具体化理解才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遗忘了这一点，就易于把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当作抽象的教条、公式。“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4]11。如果将唯物史观仅仅当作一些抽象的原则或原理，当作超越时代的借口，而不是将其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这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式的理解恰好是唯物史观的反面。

　　“人民至上论”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唯物史观这一原则承继的鲜明展现，人民的生活所展现的时代性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始终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现全面小康之后，我国已经摆脱了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态，进入了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方向始终锚定人民的美好生活。在全面小康实现的基础上，物质生活的大幅充盈促使我国从追求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伴随着新时代而来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民的伟大实践是这一追求的历史根基，也可以说人民当前现实的活动就是这一追求本身。“对人民呼唤的及时回应，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8]635，每一时代都有专属于特定时代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国从理论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过了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等一系列的历史使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在新时代，“人民至上论”所展现的历史性任务就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我们要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出发，强调“人民至上论”的现实展开必须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现实挑战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2。以不变的“以人为本”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应时应势地调整“人民至上论”的思想理念和实践策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287，“人民至上论”要求充分认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将发展的可能性建立在人民的具体实践之上。

　　“人民至上论”将人民的幸福安康视为中国道路选择的立足点，从人民具体的、感性的、活生生的实践出发，而不是以从纯粹观念中推论出的抽象“应有”来指导实践。“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5]，唯物史观所奠定的是将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立足点，不是将历史视为抽象的概念的变迁史，而是视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民至上论”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社会现实，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指向，坚守“治国有常，利民为本”[1]46，从“为了人民”的立场出发开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8]459。

　　(三)理论的使命追寻：“造福人民”的民生福祉导向

　　在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胜利的坚实基础之上，“人民至上论”体现出的是实现“造福人民”的初心使命，即为发展的公平性与均衡性不断奋斗，使得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使命追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6]，这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价值导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将人民放在心上，坚持为人民造福。历史现实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不断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艰难挑战，在物质生活不断发展丰富到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水平基础之上，公平性与均衡性更加受到重视，如何共享发展成果日趋成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中心议题。此时，“人民至上”作为主线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是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点上对群众史观的理论升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的时代性表达。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决不能为西方现代化的抽象普遍性所裹挟，“人民至上”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的首要内容，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和目标指向人民，价值目标不是建基于思辨杜撰的抽象“应有”而是源自人民的美好生活。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任务的指向便是人民的实际需要，“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95。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愿景，现阶段人民追求的是小康之后的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全体人民更均衡更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进而“人民至上”体现的是实践追求即人的目的的实现，（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于当前的历史时期便是“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22。“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8]546，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在经济上追求人民现实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属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便是不断保障人民意志的体现。以人民为本位既是来自人民、更造福人民，形成于新时代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具体化为人民伟大实践的现实性力量，“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27。总之，“人民至上”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新征程上，我们的未来在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不是纯粹观念中的抽象的“应有”的虚拟图景，而是人民的伟大实践要求，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不断探究社会发展的动力，以便于更好地造福人民。

　　“人民至上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第二个百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高度关切人类文明进步。“人民至上”作为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主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极大丰富和拓展，必将继续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遵循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发展新思路新动力，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基于人民期待的未来图景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70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人民至上论”尊重与期待人民的创造伟力——人民所创造的一系列伟大历史性胜利既是承接以往的结果，更是开启未来的起点。每一个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交换方式进而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以及理论得以确立的基础，而历史只有从这一前提出发，才能被说明。发展本身就是扬弃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现存条件，进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31。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所创造的发展奇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不断得以清晰的根本前提，新定位的根本不在于高度发达的科技和高水平的经济发展，而只在于运用这些去追寻美好生活的人民，“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10]580，不断否定不符合人民需求的现实生活就是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坚持“人民至上”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17]。

　　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而不是为少数人或少数政治集团所享有的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人民既是现代化的根基也是现代化的目标来源。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新唯物主义理论；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时，这种理论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必然带有扬弃现代化本身的基因，“人民至上论”所展现的必然是一条中国人民不断超越自我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在对现存社会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在积极展开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克服不满足人民需要的现存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这种内在张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使得我国在发展进程中能够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立场，“人民至上论”突破了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幻象，人民才是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根本原因。人民作为实践主体本身所展现的现实性力量不是在现代性的应有框架中展现的，而是作为“实在主体”在既定社会中继往开来，指向未来的筹划与可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为历史积累了成果开创了新方向。“人民至上论”指明了人民本身便是历史性新起点的根基，现代化的必然性从不在于任何抽象规定，而只在于处在此刻历史洪流中的人民的现实生活。

　　(二)以“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制从来都不是照搬某些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将人民的真实需要视为历史发展的目的，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8]。“人民至上论”所体现的，正是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追求。作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继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复兴的伟大实践，也标示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的新历史方位。在此背景下，“人民至上论”展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批判旧世界、持续开创立足人民现实生活的新世界的目标。“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2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贯穿着“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这种具体化呈现，表达了对人民利益、人民诉求的关切。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23-24，明确地将人的现实需求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性指标定义为现代化的本质。

　　尽管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的战略重点、基本任务、具体内容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始终贯穿“人民至上”这个主题，即通过现代化建设谋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使人民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改革开放前解决人民的温饱难题，到新时期解决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发展问题，再到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始终与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难度大大增加，“人民至上”这一思想始终将人本身的发展作为根本目的，根据人民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固定标准调整目标策略。在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性判断和考量中，我们党始终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目的，立足不同的历史现实，不断在实践中凸显“人民至上”的历史必然性。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

　　“人民至上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所展现出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任务，更是在积极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4]539。这种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就在于：以“人民至上”为核心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的超越西方抽象普遍性的现代化，所具有的一种向人本身复归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2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加剧之际，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打开了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16。结合当下全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境遇，“人民至上”的原创性贡献对于当下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趋势的分析与把握，破除了西方以“人的异化”和“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神话，开创了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一方面必须在充分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现代化任务；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形态的可能性更在于积极地扬弃现代性本身，扬弃以“资本至上”和思辨哲学为原则的文明。也就是说，这种文明形态既不可能囿于当前的现代性之内，更不可能仅以现代性的变换形式出现，其发展方向必定是社会主义的。“人民至上论”所彰显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实践，在持续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越来越多地显示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并且不断地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与优势，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具体性，在以人民的实践为根基的同时，也以人民的需要为目标，不断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民至上论”在现代化过程中，在依循普遍性规律的同时，从当前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充分占有现代文明成果，并积极扬弃现代性本身，进而实现超越当前固有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与榜样示范。

　　“人民至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首要内容，表明了唯物史观的主体是人的实践，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而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人民的现实生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可能则是不断满足人民实践的期待与需要。“人民至上论”阐明新的历史方位下人民的伟大实践的现实性力量，不断将作为价值导向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46与作为实践要求的“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4]262的唯物史观相结合。面向新时代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探寻“人民至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历史性地超越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性基础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