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的基本界定
问渠那得清如许？源头概念要清晰。基本概念的界定，是讨论问题的起点，也是结论明晰的基础。现实中一些学术上的差异和争论，有的就是因为概念的模糊和跳跃而造成的鸡同鸭讲。本文研究中包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和理论贡献等三个关键词，有必要首先对它们进行基本界定。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阔。在内容上，其最新最权威的概括是党的二十大的论断：“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体系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两个结合”的根本途径、“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中央有关部门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对其作了系统概括。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上界定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的范围内讨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这样既抓住最主要的内容、没有大的遗漏，又避免包罗万象、漫无边际的泛化。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狭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全人类解放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重点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这里的讨论集中于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列的部分。当然，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既有明显的区分，又在一些方面是重合的、交叉的。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作为党纲其主要阐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其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又如《资本论》毫无疑义是经济学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我们在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时，有一些方面无疑地、不可避免地与对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贡献有重合的地方。
关于理论贡献。理论贡献有大有小，有一般性的贡献，也有重大原创性贡献。很显然，本文所讨论的理论贡献，实际要集中于重大的原创性贡献。所谓重大，主要指在思想中处于高层次、重要的基本观点，而不是一般的具体的政策性观点。所谓原创性，主要指新时代新实践提出的前人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前人虽然遇到但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是带有质的突破性的“从0到1”的创新。虽然本文要探讨的是理论贡献，但要看到理论与实践是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执政党的理论，是处于进行时的指导实践的理论。因此在探讨贡献时，不仅要看理论的增量，也要看实践的成效。原创性思想，要通过变革性实践实现突破性进展，从而取得标志性成果，它们之间是内在贯通的。原创性思想必须有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是原创性思想最重要的检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十三个方面成就”，全景式展示了新时代理论和实践的成就，因而也作为概括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的重要方面。
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曾列举了一些重大原理性创新，简要概括了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重要贡献。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研究项目比较多、阐述文章也比较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提供了许多独特的视角。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思想主要回答这三个基本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一个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对应科学社会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课题，也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我们以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第一个课题为主体，同时兼顾第二、第三个课题，抓住这一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贡献的主线和主要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说上几十条乃至上百条，都是毫无问题的。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有19章245个条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有100个重点问题，甚至党的二十大报告“3万余字的篇幅中含有300多个新提法”，这些都包含着理论创新，都有理论贡献，但如果都加以讨论，无疑太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此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如此广阔，如果就事论事地谈贡献，就会罗列很多，没有边界；而且罗列越多，就越显得零碎。研究的基本经验是，越是研究复杂的问题，越是要求主线明确，所谓“大道至简”“纲举目张”。本文主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四梁八柱”，即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历史渊源、发展方位、建设布局、现代化、执政党、世界战略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重点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发展规律，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样取代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中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深入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重大论断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成为邓小平理论中标志性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回答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十个明确”的第一条首句就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十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一条无疑又是其中最重要的。这是对“社会主义课题”的最直接回答。其中的“最本质”“最大”“最高”，这些最高级的词汇，毫无疑义表明其极端重要性。习近平还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这些用的是“本质要求”，不同于本质本身，却也是对本质的一种展示。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些新论断，其重要创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回应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与实践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创新、创新是大是小，最重要的一条要看是否针对和解决了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并不是简单逻辑推导得来的，而是从当今社会主义实践中得来的，尤其是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得来的。沧海横流，谁为中流砥柱？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面临复杂的形势，将党的领导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能否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最关键的是看党的领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说千条道万条，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放弃了党的领导。这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是这么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么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会很多，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排在第一条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二是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本质是对事物规定性的直接回答，划清此物与他物的界限。过去谈社会主义本质，列若干条重要观点。习近平用“最本质”来阐述党的领导，这比一般的本质深化了层次，突出了重点。“最”字是很值得思考的，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的韵味。最本质是极端重要的本质，是归根到底的本质。党的领导直接地、紧密地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具体反映在各个方面，包括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这些特点和特征，都是由党的领导所决定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发展、发挥作用和彰显优势的。还要指出，习近平还对所谓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之说进行了驳斥，在应对误解、曲解和诋毁中具体廓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三是开拓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新视角。社会形态的基础是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这些方面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是很自然的。经典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阐述，多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进行展开，展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着重从生产力等方面展开，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克服了脱离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现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习近平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着重于从上层建筑角度论述，这在实践上针对的是当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这在理论上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是一种更为全面的新的视角。
四是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而且提出维护这个本质的重大措施。有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党的领导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核心的领导统一起来，将党的领导通过制度和机制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构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并从六个主要方面展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安排中，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系统的核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
三、延展社会主义历史渊源
社会主义历史渊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社会主义是什么，向哪里去，都紧密联系着社会主义从哪里来。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要从历史中发掘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血脉，从历史中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很明显，社会主义历史渊源越远、根基越深，社会主义就越有合理性、就越有生命力、就越有共识性。
习近平以宏阔视野阐述社会主义历史渊源，集中于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之后的两次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习近平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等。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近7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鸦片战争170多年、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的成就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对中华文明史的巨大意义。习近平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又讲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正是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科学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创造了新的历史面貌。
习近平在历史渊源论述中，最有创造性的是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联系起来。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世界各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历史渊源的这些新论断，其重要创新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开创社会主义大历史观。社会主义不是一时的选择，不是一国的现象，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去论证社会主义，多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短时段而非全部长时段出发来解释历史现象，比如从社会主义之前的一段历史，如西方从资本主义历史，如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中找依据。这样的阐释有直接的现实的需要和合理性，然而以一个点、一个时期来阐述历史规律，可能过于单薄而说服力不足，可能受具体事件、现象的迷惑而出现误判。风物长宜放眼量，规律性认识是历史越长越好。习近平上溯到整个人类历史，比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溯到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这是终极的历史，也是终极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大历史的逻辑是，从最初的原始社会也是公有制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私有制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更高的公有制社会的回归。因此，将社会主义的渊源不断回溯到历史文明之中，这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也是契合的。
二是融入社会主义历史文化因素。过去论述社会主义必然性，主要从生产力、从经济因素出发，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将历史文化因素提到了更为突出的地位。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是一种更高的制度文明，必然也必须包含着人类文明的创造精华，既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化、文明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绵延不断、文化厚重的国家，更应当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因素。明确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量因素，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贡献，也是新的飞跃的重要体现。
三是扩展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历史传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既表明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更系统地汲取中国传统的精华，也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自觉。
四、明确社会主义发展方位
厘定发展方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发展方位包括诸多方面，比如世界形势、国内形势、党的形势等，也就是所谓的“世情”“国情”“党情”，从而对“社情”即社会主义方位进行综合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产主义等。明确处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哪一个大阶段，明确在大阶段中的具体阶段，明确所处的国际大势和国内大势，是制定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的前提。“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发展前沿。因此，中国对社会主义发展方位判断，具有更为重大的国内外影响，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注重发展方位的判断，充满着时代气息，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重大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从“五个是”“三个意味着”等，全面阐述了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新时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党的百年历史的四个时期中的一个时期，与过去的革命、建设、改革等时期相并列。
二是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习近平还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这一意味深长的论断。
三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的讲话中，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2019年在访问俄罗斯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家力量对比、科技革命、国际治理的“三个前所未有”，而后则进一步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的二十大提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发展的中国不是大变局的旁观者，而是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且要在这个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是世界社会主义从曲折到复兴。纵览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那么现在是什么状况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论断是：“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更明确地指出“从遭遇曲折到奋起振兴”，这无疑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定位。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新论断的重要理论创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及时准确地回答中国发展新方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方位是需要不断回答的问题。当今中国和当代世界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更需要对发展方位及时作出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是对国内发展方位的全新论断，进一步创新党的历史分期，进一步细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问题，对未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探索提供了指引。
二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新定位。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70多年，自十月革命100多年，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30多年，经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程。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态势？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一方面在大时代上，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发生了许多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最有资格、最有能力作出回答，而且明确作出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经历从曲折到复兴的转变。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指引和鼓舞着人们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而奋斗。
三是提供更为丰富的判断发展方位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政治角度的新时代，从现代化角度的新发展阶段，从世界大势角度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两种制度演进对比角度的社会主义复兴，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观察发展方位，不仅提出了全新的结论，而且各论断之间相互贯通、相互补充、互为支撑，从而对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判断更为全面，更为精细化、具体化。
四是为治国理政的战略策略提供新的基础。对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为明确阶段性的中心任务，并进而明确相关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基本依据。就国内而言，时代是思想之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空间，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时代坐标。就国际而言，断定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断定社会主义从曲折到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重大的历史担当，为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指出新的趋向。
五、构建社会主义建设布局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当今社会主义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摆在突出地位的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历史上，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使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更为紧迫、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问题。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过重大的成就，同时也留下许多深刻的教训。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上走在前列，如何搞好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探索性、引领性、全局性的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
一是提出国家治理新命题。着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中国深刻认识到国家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这个总目标作出总体擘画。中国还依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对其中的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设定相应的目标，即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形成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的结晶。党的十二大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布局发展为“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并列，并作了战略部署，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并不断丰富完善“五位一体”建设内涵，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三是形成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新时代的伟大创造。从党的十八届中央全会来看，“四个全面”是党中央战略性的工作。其中，三中全会讨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讨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六中全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四个全面”新的目标。“四个全面”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相互配合。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新论断，其重要理论创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新境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没有明确这个命题。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在理论上没有系统地阐述，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的实践，列宁去世过早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苏联取得了一些经验但犯下了严重错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的基础上，明确地、突出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自觉。
二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布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离开“怎么干”，“什么是”就显得落空。“什么是”究竟对不对，要通过“怎么干”的结果来检验。“布局”就是解决“怎么干”的问题。“五位一体”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两个文明”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位一体”，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和检验，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实践证明“五位一体”是正确的、管用的。“四个全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创造，抓住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关键性问题。“‘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
三是创新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全面”无疑是习近平用得最多、最频繁的词之一。有关“全面”的构词极其丰富、比比皆是，“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是其中的典型，其中蕴含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大在阐述系统观念时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确，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强化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方法。
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今世界上30多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是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时代课题，就是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等。党的二十大之后，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等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明确提出世界各国现代化，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树立守正创新意识，弘扬立己达人精神，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等中国理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论断，其重要创新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上走在前列，过去现代化国家都是西方国家，甚至有一种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画等号之嫌，这就如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一样。由于没有成功现代化的实践，加上缺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自觉，过去社会主义没有形成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二是拓宽世界现代化视野。过去有关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是基于工业化的视角，侧重于经济方面，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烙印。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信息化和工业化并举，立足于与过去不同的新的技术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全面的现代化，不限于经济，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各种现代化要素“并联式”发育和发展。中国基于新时代新技术的全面现代化，是对过去现代化的全面超越，展现了现代化的新风貌。
三是促进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世界现代化之问，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七、建设社会主义执政党
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巩固社会主义需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而失败，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邓小平曾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关注到这个问题，重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突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这样的考虑。而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70多年，如何长期执政无疑是重大而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
习近平在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
一是对党的性质宗旨、使命任务、地位作用作出重大论断。在性质宗旨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越是长期执政，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地位作用上，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定海神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在根本立场上，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二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有崭新的论断。习近平指出了执掌政权后的承平时期治党的“四个不容易”，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六个方面，指出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新论断，其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自我革命破解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敲响了警钟。社会主义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同时要解决长期执政难以监督的问题，党的自我革命是关键，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
二是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关系上认识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不仅要从党自身出发，而且要将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结合起来。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都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抓好中国共产党建设就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回答。
三是创造党的建设新境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总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时代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辉煌，面对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八、擘画社会主义全球愿景
科学社会主义是着眼于全人类解放的事业，自始至终关注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的运动，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解放全人类”。从目标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通过两制关系的长期演进才能达到。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共存的时代。如何在长期共存中处理两制关系，如何擘画社会主义全球战略和愿景，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以奋斗成就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一个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生活，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论断，其重要理论创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提出了崭新的问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成为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的重大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情怀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动力、历史主体、基本路径和必然趋势等诸多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时代高度和世界宽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二是创新社会主义关于两制共存的战略。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两制竞争与博弈决定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走向。历史表明，两种制度激烈对抗的冷战不符合人类利益，戈尔巴乔夫式的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所掩盖的妥协投降最终只能遭受失败。在当今“西强东弱”“东升西降”的大格局下，要根据两制力量对比科学谋划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既不能完全无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也不能刻意放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共赢的现实可能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两制共存的重要方法，具有实践性、建设性和操作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尊重世界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道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开启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九、总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具有若干重要特点。
一是系统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历史渊源、发展方位、建设布局、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执政党、社会主义全球愿景等，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不仅是观点的创新，也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新。这些创新涵盖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基本方面，是全面的系统性创新。
二是原创性。习近平在刚刚担任总书记时就明确宣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向崭新的时代、立足于伟大的实践、扎根于厚重的文化，在守正创新中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全新观点、重大观点，充满时代气息，富有原创性。
三是实践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所面对的是国内外重大的实践问题。这一思想既是实践的产物，又指导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简介：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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