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明确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六个必须坚持”构成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位列其中，背后深层理据是什么？它在新时代究竟有何特指和特质？它与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的关系如何把握？深入理解和把握上述问题，对于整体把握和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把握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提供了‘金钥匙’，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显然，厘清上述问题，实践意义更为重大。
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和提出的深层理据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内容之一，它的生成和提出，无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诸如时代需要、党在新时代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觉等更为显性、直接的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致因和理据。后者有力地表明它的生成和提出有内在根基和持久驱力，既非偶然随意而为，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之厘清和梳理出来，很有必要。
1.深厚的理论根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的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很早就知道社会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强调“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他还明确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但它必须为此“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以哲学的思维和方式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而不能远离现实问题去精心建构“思辨王国”。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循此理路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物质利益难题”的求索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萌生和初步形成。青年马克思走向社会不久就遇见了黑格尔和观念论哲学唯心主义立场解释不了的社会现实问题，即“凡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法律”，他很快认识到该问题背后就是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这既促使他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促使他反思黑格尔哲学、转向唯物主义立场来研究社会。两者的互相促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科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日益认识到历史根本上是人通过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生产中的内在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生和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探索和求解前述现实问题的直接成果。
第二，资本主义重大社会问题的批判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发展。在马克思因物质利益难题而苦苦探索的同时，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大工人运动，折射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尖锐分化、阶级对立。马克思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就尝试从异化劳动角度解析这些问题，恩格斯也从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求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确立后，他们认识到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根源于结构性矛盾即社会基本矛盾。恩格斯后来概括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由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偏重于把握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核心信条、基本内容被建构出来。
他们同时认识到，资本主义阶级分化与对立，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剥削，背后则是资本逻辑主宰，由之形塑的剩余价值规律就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基本规律。而经济危机，“三大拜物教”等重大社会问题，亦是资本逻辑、剩余价值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才是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偏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现象和规律）基本框架和内容得以确立，这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三，革命实践问题的阐析、总结、反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断阐析、回答革命实践中遇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革命家自觉的使命。比如，19世纪6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低潮到来，用激进语词打扮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蔓延，它主张推翻一切国家和权威，放弃一切政治组织，诉诸少数人“密谋”带动“全民暴动”。“无产阶级革命到底应怎样进行”一时成为很具困扰性的大问题。马克思先后完成《政治冷淡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恩格斯先后完成《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两人之间还有很多通信。结合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他们一是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放弃诸如党组织的权威领导；二是强调必须建设新的具有暴力机关功能的国家机器来巩固革命成果，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建设廉洁政府；三是革命选用暴力还是和平的方式，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这些针对革命实践中重大问题进行的自觉分析和反思，深化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拓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来列宁将此发扬光大，不断结合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创建了列宁主义。
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陈先达曾总结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典范，他们的全部著作，没有不是为解决他们时代的大问题而作的。就此而言，“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内容的生成和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坚持问题导向鲜明特点的当代继承和时代凸显。
2.自觉的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之后很快就捕捉和领会了马克思主义上述鲜明特点，发挥其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优势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路。习近平为此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将之转化为自觉的实践诉求，“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坚持问题导向的优良实践传统。
的确如此。中国共产党就是直面“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命运而成立，依据马克思主义选择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积极探索为谁革命、谁来革命、怎样革命等时代问题，自觉推动“两个结合”，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目标、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成为新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发扬坚持问题导向的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改革开放以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成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我们深化“两个结合”，在直面和自觉求解这些问题中，成功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新时代，我们发挥历史主动性，更为自觉地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求解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强国等重大问题，抓住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着力推动解决其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显然，“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内容的生成和提出，既是对上述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立足于新时代更有力的发扬和凸显。
3.坚固的事实支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事物矛盾表现形式、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具有多维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之所以始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实践导向，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问题”本身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多维重要性。新时代，我们对此有了更为系统的总结和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的口号”。2014年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他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要求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来推动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已提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敏锐地认识到通过社会问题可以把握特定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前，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诸如协调发展、分配公平、安全治安就是“这个时代的口号，就是时代的声音”，必须通过它们把握时代需要、谋划发展思路。新时代对之重复强调，就是希望通过一些突出的关键问题、重大问题（如新社会主要矛盾）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要求，确定新的发展理念、战略和举措。
第二，“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已深刻认识到干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现实问题。这一时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愈益成为党内共识。为强化问题导向，1942年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报告，强调“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的理论文章没有存在必要；那么“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把握和解决问题离不开把握矛盾、运用矛盾分析法。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提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把问题与矛盾关系明确化——两者具有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强调这内在要求“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同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特别是重大疑难问题是打开工作局面、谋取发展的突破口。
第三，“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发表《矛盾论》，依据历史辩证法强调，“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问题与矛盾具有本质性关联，所谓“矛盾的发展”背后就是问题的解决。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始终强调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对于搞好工作、谋求发展的重要意义。新时代，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了一些历史上长期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进展，对此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在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结合党的百年征程，指出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并告诫年轻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必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第四，“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新时代我们对创新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认。“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如何实现创新？习近平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唯理论创新如此，实践创新概不例外，不仅大创新如此，小创新也如此。
从上述可清晰地看出，“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和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更为基本的事理逻辑。
二、“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和提出的时代境遇和时代特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实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禀性。“坚持问题导向”作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内容之一，生成和提出同样具有客观的现实逻辑，既有独特的时代境遇，又有独到的时代特质。
所谓时代境遇主要指新时代这个独特的历史方位赋予社会问题以特殊规定性。
第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醒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新时代充分应验了这个判断。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就指出：“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相较过去，新时代无疑属于“发展起来后”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而且，新时代作为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对社会问题解决的要求越来越高。习近平对此强调，解决问题务必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新时代作为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这也同时使我国步入风险挑战累积、集中显露期，社会稳定逐渐进入风险期。习近平还用另一种表述对此进行阐明，即“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
第二，“三期叠加”与“深层次矛盾”凸显，“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在这种大的时代变迁下，我国经济发展也有了新的定位和要求。习近平早在2013年7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同年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这种“三期叠加”促使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党的十九大指出，新常态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三，“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与“国内问题中的国际因素和国际问题中的中国因素都在增加”。新时代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深度融入并深深影响世界。一方面，“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但另一方面，“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经济增长、全球交往、气候变化等多方面问题不断涌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世界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新时代我国的社会问题、发展变化中国际因素愈益凸显，国内国际因素的互相影响、高度互动前所未有。习近平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强调既有前述国内“三期叠加”的原因，也有“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等国际因素的影响，是两者交互作用、深度互动的结果。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之“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归根结底也是国内国际因素联动使然。
上述新时代及其所决定的我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独特性，使“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和提出具有历史必要性、必然性。而这种时代境遇则使“坚持问题导向”具有相应的时代特质。
第一，“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新的发展理念、战略和思路必须据此确定，因为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总问题”性质。党的二十大为此要求紧紧围绕它推进各项工作。
如前述新时代既使深层次矛盾凸显，也使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因之使得重大问题、突出问题、战略问题重要性更为彰显。重大问题、突出问题往往是矛盾复杂性、交叉性的产物，是社会基本矛盾集中的外化和外现，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动的重要显示器。它们往往同时又是关键问题，占据最核心、最要害位置，是诸多社会问题的聚汇处、集合点、交接带，是问题中的问题、问题群中的总阀门，也是国际国内因素联动的典型。它们的解决，可以带动一大批问题的解决；解决不了，连带一大批问题无法化解。正因此，习近平在诸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等重要场合都明确要求，新时代“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务必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鉴于新时代同时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保持战略定力极为重要，习近平为此多次强调战略问题是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要求党员干部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战略问题，是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新时代更应重视问题与发展的辩证法。新时代社会问题是“发展起来的问题”，尽管多、新且复杂，但本质上是可以通过发展解决的问题，而且是有条件、基础和能力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新时代必须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验，习近平除了强调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还指出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仅矛盾、问题更多更复杂，也是风险易发高发期、危机累加增多期。在这种“爬坡过坎”关键时期，尤其需要重视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新时代既要对问题的时代特质、复杂性和困难性有清醒的认知，更要铭记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不断解决问题来实现，有知难而进、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有谋定后动、攻无不克的智慧和信念。为此，习近平既生动地说，“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强调解决新时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重要，又生动地说这些社会问题是“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为解决它们付出努力和牺牲，“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为强化对问题和发展辩证法的重视，习近平多次强调新时代虽“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但“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发展、解决问题一定要有信心。
第三，“强化问题意识、增强本领、提升科学思维和能力”：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对主体提出更高要求。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不解决实际问题，再响亮的口号也只是空话，就是形式主义；真正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强化问题意识，就成为最基本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要强化问题意识，强调党员干部要敏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长于分析问题。
新时代，我们需要掌握的本领很多，但最根本的是理论素养，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这个“看家本领”学通悟透。从解决问题角度讲，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转化为科学思维方式。择其要者，就是要培养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这些思维方式与坚持问题导向内在关联。例如，战略思维要求“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二是据此提高“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更具体说，就是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最终勇于直面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质言之，新时代特定的历史方位，社会发展有其特殊诉求，社会问题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坚持问题导向，从主体角度而言，就是要把历史自信、历史主动、历史自觉有机融合起来，保持历史定力和历史耐心，以自觉的历史担当、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直面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题。
三、唯物辩证法的凝练化和具体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本质及与其他“必须坚持”的关系
深层次上说，坚持问题导向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问题”背后内蕴和浓缩着对世界的看法和因应的方法。但总体上看它偏重于方法论，侧重于“如何做、何以行”。习近平对此有明确表达，在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三个导向”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确定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维导图和方法路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实质看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凝练化、具体化，这就是其方法论本质。
第一，“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坚持问题导向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主义科学立场。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如前述，早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强调，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不能熟视无睹甚至回避和掩饰。作为矛盾表现形式的问题，同样是客观和普遍的。也正因此，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尊重问题的客观性，不能视而不见、故意绕避，由此“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才能在发展问题上“牢牢把握主动权”；而把握和解决问题，必须立足于问题本身的客观实际，如它的客观表现、产生的客观环境和原因、构成的客观因素等，来科学分析、决定解决之策。
第二，“新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坚持问题导向须以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习近平强调，要重视和依据问题的客观变化来把握问题。“新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它们“是由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引起的”，由于问题总是处在变化发展中，这就内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问题发生变化了，我们对它的把握和解决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历史上的问题，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价，不宜教条化地把握。针对民营企业历史上曾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及其性质的变化看待问题，不能以僵化思维机械地定性。问题的生成和发生变化，源自不同事物及其要素相互影响、制约即普遍联系，坚持问题导向，需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而这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因此，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成为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的具体要求。
第三，“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用好辩证法”，活学活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习近平针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调要“用好辩证法”，并着重要求坚持和运用矛盾分析法。针对脱贫攻坚战，习近平具体指出，“对这些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妥善解决，必须解决且有能力解决的要抓紧解决”，“有的问题是长期性的”，应该“创造条件分阶段逐步解决”。这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活学活用。概言之，就是“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而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求。
第四，“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和“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坚持问题导向要辩证地看待发展、问题以及两者关系。
习近平强调，既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还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论述还意味着，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必须辩证看待问题和发展的关系。“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看待当前困难、风险、挑战，实则要求深刻认识到新时代的发展不可能回避问题，但它们是我们在发展中更有条件和能力来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问题中蕴含着发展的机遇，我们可以且只有通过解决问题才能不断推进社会发展。所以，习近平在这两次讲话中都强调，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新突破和新发展。
综上，坚持问题导向既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展开，又是唯物辩证法在特定方式上的浓缩和凝练。也正因此，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离不开坚持问题导向的支撑。这也是“六个坚持”能够成为有机整体的重要致因。
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落实到坚持问题导向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人民至上具体阐释为“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其内容指向是多方面的，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人民诉求，无疑是最基本的要求和具体体现。而这只能通过不断解决问题来实现。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聚焦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谋划改革、推出硬招实招，强调“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是工作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将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列为坚持问题导向的主要指向之一。只有不断解决问题才能不断推动发展，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落到实处，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落实到不断解决发展问题上。
坚持自信自立是在坚持问题导向中确立和生成的，要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深化和强化。坚持自信自立，核心和关键是对独立自主的信心信念和坚持践行。独立自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独立自主体现在“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自信自立主要是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成功解决中国问题中形成的。可以说，“坚持自信自立”是通过“坚持问题导向”来不断确立和生成的。新时代坚持自信自立，可为我们不断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在历史自信基础上更好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供基本支撑；反过来，问题越能被及时有效解决、解决的问题越多，进而社会发展更有质量更为健康，人民对独立自立越认可越坚信越自觉践行，自信自立就会被不断强化和深化。
坚持守正创新，需要更为明确的问题针对性和自觉的问题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由此，“守正”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在事关旗帜、方向、道路等战略性、根本性问题上保持战略清醒、战略定力，不犯颠覆性错误、不误入歧途。具体如道路问题，“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如前所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动力源，创新一般始于问题的发现、完成于问题的解决，自觉主动的创新与自觉坚持问题导向是高度一致的。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解决问题不断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
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问题导向都根源于唯物辩证法，两者同源共存。关于坚持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三点，一是“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二是“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三是“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可以看出，坚持系统观念既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以上这三点要求，前面在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如何对待问题时，都已分析到。可以说，坚持系统观念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要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内容；而坚持问题导向则是坚持系统观念的具体展开，也是其具体运用的重要途径和表现，两者同源共存、互相促成。
坚持胸怀天下，要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关注和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实现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要坚持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首先，这要求“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这些正确认识和选择只能来自社会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自觉地对客观实际特别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重大时代难题、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等客观问题的正确分析和判断，离不开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其次，这要求不断为世界和平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这需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坚持胸怀天下最终要落实到对人类共同问题的自觉重视、科学认知、有效求解上，同样要诉诸坚持问题导向。
四、结语
鉴于坚持问题导向本身的现实价值、它在“六个必须坚持”中的独特地位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理解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在更高层次上，更好地坚持和运用问题导向，成为新发展阶段推进和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不断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必然选择。而这要求我们在新征程中，一是把坚持问题导向和其他五个“必须坚持”进一步融会贯通，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性、整体性，进而使坚持问题导向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把坚持问题导向和历史担当、历史自觉、历史耐心更好地交融，形成更为坚定的战略定力、清醒的战略判断、积极的战略主动去把握和解决重大问题；三是在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解决问题中，实现与唯物辩证法的更好融合和转化，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作者简介：关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