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改革开放较长时期内，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发展体系形成了高度依赖外部的国际国内经济循环格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复，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对我们施行了包括贸易、高科技企业等方面的非法制裁措施，导致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形势蒙上阴影。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依赖国际环境的经济循环格局显然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2020年5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正式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2020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是党中央在综合权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下提出的重要经济发展战略。本文将对双循环新格局进行详细研究。

 一、当前提出强化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背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体现在突出了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并强调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的高度依赖国家环境的经济循环模式而提出的。随着我国逐步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这一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要进行转型，即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转型。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我国目前已经逐步摆脱了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应该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必须要由较高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循环模式向更加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转变。改革开放较长时期内，我国形成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循环模式，这高度体现在我国在技术及部分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如新型材料、关键零部件等高端投入要素和石油、铁矿石等资源型投入要素）等方面和部分商品与服务的市场方面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造成这

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质便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既面临部分生产要素不足的问题，又面临着市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在改革初期，外部大循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需要更加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从需求的角度看，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1997年之前是处于整体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状态，理论上来说，这一时期国内生产体系应该着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应该较低。但是，在实践中，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逐步形成并在较长时间内强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加强出口，以便换取外汇，促进我国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国外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直较高。

由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功需要维持乃至扩大出口份额，这就要求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普遍工业竞争力较高，同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例如，二战之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出口导向型战略，这对其经济快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出口导向型战略，国际市场成为吸纳我国快速增长的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使得工业体系在1997年供给和需求达成总量性平衡之后，依然在之后10年左右时间保持了快速增长。但是，出口导向战略都是当前时期市场相对较小（相对于生产能力）同时人口和国土面积不大因而市场扩张受限的国家实施的战略，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和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时期实施这一政策尚具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即市场不断扩张，则这一状况必须要改变。

从供给角度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外部（包括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的涌入，缓解了相应要素的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我国要素市场不断成熟，各大生产要素必须主要依靠国内供应，而不能过分依靠国外。一方面，生产要素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状况在较大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生产要素过度依赖国外供应，使得国外经济环境的变动、地区局势的变化等，都可能会传导至国内影响经济稳定发展。例如，我国部分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则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能源生产和供应系统的稳定较为敏感，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由于石油等能源产品虽然集中于部分国家，但是毕竟相对分散，可以通过多元化采购的方式有效分散风险，而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我国当前高度依赖国外的高端生产要素，则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且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紧密，很难通过来源多元化有效分散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对正常的国际经贸合作关系十分依赖，一旦合作关系受到破坏，则我国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将很大。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以前高度依赖国外供应的高端要素在供给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上不断优化提升，降低了对国外供应的依赖度。一般而言，国外高度要素价格较高，投入这些要素将推高我国相应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从而降低了我国产品竞争力并减少了国内企业的利润率。另外，对国外供应的依赖还使我国企业发展受制于人，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有可能面临供给不足甚至拒绝供给的情况下，这将严重制约相关产业的正常发展。因此，国内高端要素如果可以对国外供给形成有效替代，则采购这些要素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国家产业安全都很有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工业体系最为齐全的工业大国，尽管不可能在所有的要素供给方面实现完全依赖国内，但是需要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高度要素供给方面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实现向产业链两端跃升，以便不断实现工业发展质量提升和产业竞争力增强。而从我国实践情况看，最近几年来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进步较快，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方面已经开始取得突破，一些领域已经实现了在全球领跑或者与发达国家并跑。同时，从我国技术发展趋势看，在未来“十四五”之后，我国许多产业领域开始逐渐步入核心技术突破期，因而国内高端技术供给将会逐步实现提升，对国外来源的替代能力不断增强。综合起来看，供给要素国内大循环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在现实中可行。

（二）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得我国必须要更加依赖国内大循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国际大循环依赖度的提升是在较长时期内国际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上形成的。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的逐步兴起，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特别是美国频繁对我国实施各种不利措施以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面临着急剧变动风险。这迫使我们必须要在更大程度上、在更短时期内强化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以化解外部环境变动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与现实挑战。

改革开放之后较长时期内国际环境稳定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强了全球经济联系。尽管这一进程也会遭受一些挑战，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正是在这一宏观国际背景下，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改变过去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模式，逐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便是我国在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后，于2001年底正式恢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应该说，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遇到很多外部阻碍，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规模的扩大对各方具有好处，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依然得以逐步扩大。最重要的表现便是我国在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逐步提升。客观而言，国际经济环境的稳定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

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环境逐步发生变动，经济全球化趋势遭遇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少数国家甚至到现在也未完全从危机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便造成了贸易保守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和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使得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逐步由边缘性参与者身份向共同主导者身份转变，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频频发起针对我国的各种非法制裁，所涉及的范围从贸易领域向高新技术产业及技术创新领域扩展，非法制裁的力度也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将疫情扩张归因于自身应对政策不力，反而将矛头指向中国，加剧对华经济摩擦。从中美经贸关系趋势看，尽管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人具备较强的“狮子大开口”以博取讨价还价空间的典型特征，因而美国发起的许多经济摩擦威胁可能并不会完全实施，但是整体来看，遏制中国的战略已经逐步形成，中美经济脱钩已经由以前的不可想象而变得并非完全不可能。因此，我们在未来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必须对这一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做好充分准备，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减少在技术、关键零部件等领域（供给方面）以及市场需求（需求方面）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少数国家的依赖，转而更加依靠国内，通过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来替代相应的国际大循环方面的损失。

整体而言，在当前选择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我国基于本国经济发展形势主动做出的战略选择，也有国际环境剧烈变化而“不得不如此”的因素存在。但是，前者是主因，后者的影响主要体现被迫提前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国内要素替代国外要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内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相互促进的进程。

二、强化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的主要任务

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供应主要由国内供应，国内最终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状况和内外部环境，要实现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其核心任务在于以提升供给体系效率和质量为主线，促进供需平衡，进而不断提升经济体系的效率。根据我国当前国内大循环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要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重点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加快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培育

高端生产要素对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最突出的要素包括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

首先，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短板，使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质的突破。提升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关键支撑要素在于技术创新。一方面，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平衡国内供需结构错配的核心要素。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技术创新则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主要因素，只有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才能在产品层面实现种类更丰富、档次更高档、产品附加值更高，企业层面实现由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竞争力向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转变，产业层面实现产业链由中间的加工组装环节向研发和销售两端跃升，宏观层面实现经济转型。从我国国内供需结构错配的情况看，主要矛盾在于供给方面产品的种类、档次和质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依托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供给质量，是解决供需结构错配的根本途径。

另一方面，加快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尤其是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加快对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替代，是突破发达国家对我们发展制约的关键。当前，阻碍国内大循环的最突出因素便是技术创新因素。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创新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如研发投入指标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0%提高到2019年的2.19%，已经超越了部分发达国家；主要创新产出指标专利申请量在2019年达到438.0万件，自2011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之后，已经连续9年稳居第一。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实际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未同步提升，大量产业领域尚未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在技术方面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实际上，由于在企业层面，发达国家先进企业自二战之后倾向于通过“专利池”等手段不断强化技术领先优势，增加发展中国家企业反超难度，在国家层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许多先进技术以国家安全等各种借口加以封锁，从而使得我国企业反超的难度加大。因此，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是今后我国一段时间内技术创新方面最主要的任务。

其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未来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便是人力资本，它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制约着我国内部大循环的运行状况。较高的人力资本不仅直接与知识及技术创新的积累与溢出、生产效率提升直接相关，从而在供给侧对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还通过获得较高的收入继而较大的消费支出数额从而在需求端对经济发展形成可持续性拉力。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人力资本质量差异能够解释全球范围内人均产出水平差异的绝大部分，即人力资本质量差异是对经济发展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根据这一研究，我国当前人力资本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与发达国家依然有显著差距，要在较短时间内追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就要通过不断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等手段促进人力资本质量快速提升。

（二）强化工匠精神，稳步提升产品质量，推进质量强国战略

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除了依托技术创新因素之外，还需要依托工匠精神，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囊括了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大类。庞大的人口规模、有梯度的区域经济体系等特征，决定了我们不能走欧美等部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发展模式，而应该仿照德国、日本依然保留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加工组装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使其能够满足人们对产品的种类、档次、质量等方面更高的要求，就应该注重强化工匠精神，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树立企业品牌形象。

一直以来，我国工匠精神相对缺乏，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过快的发展速度，使得企业倾向于通过投资或者资本运营来实现企业规模迅速扩张，以便在最短速度内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最大化结果。同时，市场状况、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动态变动，使得企业更愿意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而不愿意在产品质量提升上下苦功，即企业追求“做正确的事”更甚于“正确地做事”。而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大量企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压缩成本实现成本最小化，这也妨碍了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总之，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在战略上表现出来的“浮躁”，明显与工匠精神所蕴涵的不为外界所动的精益求精内涵无法兼容。当前我国经济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工匠精神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成为我国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提高产品竞争力、提升产品档次进而满足更高层次需求，最终在宏观层次实现质量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三）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做好风险控制，防止房地产等部分有发展泡沫产业继续放大泡沫

在做好前面两项任务基础上，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经济持续发展，是国内大循环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随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部分主导产业面临后续增长乏力、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度不断下降，因而必须要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填补这些产业增速下降所造成的空缺。

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般来源于基于前沿技术突破而直接演化的新兴产业和基于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应用以及不同产业在新技术催化下融合发展而产生的新型业态。从新兴产业的角度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在最近10几年来迅猛发展，部分产业几乎从无到有，迅速壮大起来。仅从近几年的情况看，2017到2019年，我国战略性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0%、8.9%、8.4%，分别比当年的工业增加值高4.6、3.8、2.7个百分点；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机器人产量从2017年的13万套提高到2019年的346万套，2年时间提高了25.6倍；新能源汽车从2012年的12552辆提高到2018年的115万辆，6年时间大约提高了90.6倍。当然，我国新兴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产业在发展方面过度强调规模扩张，而在核心技术领域却普遍落后；部分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较强的政策催生性特征和超前于市场的特性，导致产业发展的效率不高。今后应该在促进产业规模适速扩张的同时，不断强化核心技术创新，尽快在各个领域实现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突破，占领新兴产业技术制高点，从而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真正提高新兴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力，从而充分发挥新兴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潜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加剧趋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内存在下降幅度过大的压力，其中部分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具有重拾高速增长阶段（基本上对应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对经济增长具有立竿见影的相应措施的激励，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放开自实施“去库存”之后对房地产过快发展的各项限制，重新刺激房地产发展，从而达到在较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增长率提升的目的。房地产作为规模大、带动力强的一个特殊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确实具有突出作用，但是我国房地产发展已经具有明显的泡沫，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之一便是价格明显偏高，并由此带来供给和需求的明显不匹配，即库存问题突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推行了以控制房地产价格和供给数量过快的“去库存”改革，并在几年内取得了突出成效。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放开房地产政策的呼声一直较为强烈，而一旦放开相关政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将会继续吹大已有的泡沫，加大经济风险，并破坏已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因此，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必须要防止地方政府重新将房地产作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途径，谨防房地产泡沫的扩大。

（四）加速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健全相关机制体制，保证国内大循环效率不断提升

要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就必须要不断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运行效率，提高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相对优势。当前阶段，国内经济体制中尚存在一些阻碍国内大循环效率提升的因素，其中突出体现在公平竞争环境欠缺、要素自由流动不畅等方面。在公平竞争方面，尚存在政策倾向于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方面，而对小企业、非技术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政策歧视，不利于后者通过公平竞争获取竞争优势。在要素流动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因素，导致要素的潜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妨碍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相关体制中的不合理方面予以改革，不断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为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提升创造有力条件。

三、国内和国际大循环的关系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情况下，处理好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关系将十分重要。关于这一问题，需要特别强调两个方面：

（一）国际大循环对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十分重要，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

强调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我们开始排斥国际大循环，也不意味着国际大循环对我们不重要。事实上，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经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深度全球化和科技创新体系效率不断提升且各国科技创新联系日益紧密化的情况下，排斥国际大循环只会使自己立于被动境地，拉大与领先国家的差距。

有人从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角度来讨论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认定国内市场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必须强调，这一计算方法核算的仅仅是净出口在经济增长率中贡献的比重，而非全面衡量进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指标。其实以净出口指标为基准核算的进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会在较大程度上低估开放环境（在这里主要体现为进出口）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因为它仅仅体现的进出口结构性不匹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进出口完全相等，则净进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则为0，如果基于此认为进出口对经济发展没有作用，则是错误的认识。这是因为，出口和进口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与其他国家展开产业分工，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发展都起着正面作用，换句话说，进口和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均是起着正面作用，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叠加作用应该是进口和出口绝对值的相加而非净出口所采取的相互抵消。同时，这一指标本身是动态变化较大的，在相邻的年份里也会发生较大变化，而缺乏稳定性。显然用这一指标作为衡量开放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合适的。事实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导致净出口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性降低了。从出口的角度看，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口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自此之后，尽管出口增速下滑，但是整体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2008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14306.9亿美元，而到2019年则提高到24983亿美元。

另外，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担心的经济全面“内卷化”问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质上是强调在解决当前供需结构较为突出的不匹配问题上，稳步提升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促进经济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并降低国际环境动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逐步减少和国际市场的接轨，相反，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使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大循环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新格局，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大循环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必不可少的有力支撑

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是基于我国经济超大规模性特征而定的，即我国所具有的超大规模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四者耦合而形成的经济体，[8]它决定了我国不是小国经济，经济发展应该主要依托自身，而不是国外，反之依靠国外也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国内大循环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国际大循环将成为其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支撑。一方面，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地位不等同，国内大循环为未来经济发展中地位更突出。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国内大循环在其中将其主导地位，它将成为我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主导因素。而国际大循环，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有力支撑，在供给和需求两端，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来自于外部的资源、信息、技术、知识交换，避免国内大循环步入“熵增”状态。

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不可避免的要存在一些替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大循环的绝对规模就要大幅缩小。相反，我们在一部分要素或者市场方面实现了国内替代，但是依然会有的新的要素加入到国际大循环中，或者已有的要素的国际大循环规模扩张。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具备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及市场，因此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加强，意味着一部分要素（如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实现了国内替代，但是会有新的要素（如新的技术、零部件及我国短缺的其他资源）使得国际大循环规模不断扩大。这将在宏观层次上突出地体现为，出口额与进口额同时增加。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一个国家很难保持长期的、较高数额的贸易顺差，且长期贸易顺差对一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因此未来我国进口额将持续增加，而出口额也将呈现缓慢增加趋势，只是前者的增速将可能高于后者。

四、促进强化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在推进双循环理论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客观、全面、系统看问题的态度，防止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影响我们的改革事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极端化倾向，一方面要防止“主动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倾向。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发起对我国贸易摩擦以来，国内涌现出一些极端排斥国际化的言论，认为我们当前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国外大循环对我们的重要性迅速降低，我们完全可以“以我为主”发展经济。这样的思想中，无形中便包含了“主动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倾向。固然，我们强调以我为主，并要降低在“卡脖子”领域对国外的依赖，但是这是鉴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动而不得已的转向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和国际经济体系相隔绝。正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们不需要也不能主动关起门来，而是应该在形势下，多方面寻求国际经济合作的新途径，化解国际形势不利变化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我国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认为我们不能和美国对抗、要无条件接受美国各种苛刻条件以换取不被边缘化的观点。应该说，如果和美国脱钩，将对我们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无条件接受美国各种苛刻条件。事实上，造成美国对我国经济实施各种封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直接性因素，如国际金融危机后保守主义思想上台以及疫情爆发加剧了排外情绪等，也有深层次因素，如中国逐步崛起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化解美方发起的种种所谓制裁，仅仅依靠让步并不能真正彻底解决问题，也无法满足美方对利益追求的不餍足心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美方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制裁，可以倒逼相关产业领域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快核心技术能力突破，并在更广阔的领域促进我国庞大科技资源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我们也要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在预估各种可能性基础上，与美方开展广度大、视野宽、眼光远的深层战略博弈，处理好妥协和坚持原则的关系，谋取我国长期利益最大化。

第二，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要以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作为首要目标。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只有将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作为首要目标，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转型，才能体现出“新发展格局”，使其符合党和国家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相应目标。我们在落实相关要求的过程中，必须要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济基础、主要任务、发展趋势等方面，去全面、客观把握双循环理论。从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看，不断促进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推进企业由传统要素低价格优势支撑的价格竞争力优势向以核心技术为支撑的核心竞争力转变，在产业层面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进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宏观经济层面促进我国经济加速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双循环大格局的构建必须要在此框架下推进。否则，孤立地强调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很容易陷入片面强调国内大循环、轻视国际大循环的偏差中，而这在长期中，将大大降低经济发展长期效率，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三，要处理好经济安全和经济效率关系问题。应该说，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背后隐含着强调经济安全的因素，特别是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巨大潜在损害有关。虽然经济安全和经济效率之间并不必然是绝对的负相关关系，例如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强化国内大循环地位（这意味着经济安全性相应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例如更多外向型企业转型面向国内市场生产会促进其效率提升），但是超出了合理范围之后，经济安全和经济效率之间会产生负相关关系，即过度强调经济安全会影响经济效率提升。这是因为强调经济安全就要避免外部的不可控因素，过度强调经济安全，会影响到国际大循环，进而制约经济效率提升。对此，我们应该制定一个经济安全的基本底线，保证关键领域、产业核心环节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应该强调经济效率，并在经济效率不断提升进程中，逐步提高经济发展外部冲击的适应力和化解能力。

文章来源：《长白学刊》2021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