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姜国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

发布时间:2021-04-21
字体: 打印
分享: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判断,系统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理论内容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行动指南地位。进一步说,其意义绝不限于中国一国范围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后明确指出,“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特别是对世界范围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考和把握,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世界历史性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理论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引领当今世界的人们正确应对大变局、不断走向人类更合理社会形态的进程中,不断呈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真理光照世界的伟力。

一、透彻把握世界大变局的症结所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世界意义的逻辑起点

  我们认为,在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系列判断并从中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时,首先要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认真对照学习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回应中国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方法论逻辑,遵循这种逻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领域内问题的分析。也就是说,习近平分析世界范围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精准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变”、断言中国时代之“新”具有逻辑同构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世界之“变”和“新”的有力回应,担当起了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的世界历史使命。

  1.理论与实际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立身之本,因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根本品质上说是扎根于实际、内嵌于实际运动和理论形态之间的历史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所深刻指出的:“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继承和丰富了这种辩证法,在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历史运动当中为黑格尔所提倡的辩证统一性找到了真正的根据,也为自己理论的永恒活力和生长特性进行了奠基。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从黑格尔原先狭义的“哲学”视野拓展到了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时代问题给出了一套严密系统的理论回答,涵盖了最一般层面的哲学世界观、描述社会运动规律的经济科学、关于人的解放事业即共产主义事业的具体实施方略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品质内在地耦合了中国人民谋幸福谋复兴谋大同的历史任务,从国人最初选择马克思主义时辩明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有机地适应着历史各个阶段上实际存在的“问题”,不断呈现出自己的动态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宣告:“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正是随着中国实际情况的时代更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应有之义,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品质,又再次显现于世界大变局之中。

  2.提炼出复杂实际问题的核心要点,是理论作出科学应对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自“理论—实际”的基本对应关系,但并非停留在这一步。正如习近平所说,随着时代变迁我们所面临的是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一个“复数”,对于纷繁复杂的实际,单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承认理论回应实际还不够,不足以说明理论的具体内容。更深一层逻辑在于,要对复杂的实际有科学精准的把握,将之由“复数”还原为“单数”,由“多”归为“一”,习近平上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原则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的“一”。追溯来看,2013年初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已经明确宣告了这一原则,他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履新之始就定下了工作基调,“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既然是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进行续写,故而党的十九大在党的十八大所作出的“三个没有变”的基本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只进行了最为精准、最为关键的调整,只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一个变”上立论,以此划分出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关键的是一个“变”和“新”。

  把“新情况新问题”的“多”还原为“一”,这作为党的十八大后进行理论创新并提炼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一步,同样也是今天我们思考如何有效应对世界范围内问题、发挥世界性指导意义的重要指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前也曾提到过“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之外的其他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对这部分杂多的实际作出归纳提炼,但这已经为十九大后科学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集中的突破性的理论回应埋下了伏笔。例如习近平说:“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很显然,习近平在这里已经触及了“世界”这一问题域,判明了问题具有“大量深刻复杂”的杂多性特征,也提出对它的认识需要达到登高望远把握“大势”“潮流”的高度,他在党的十九大后进一步阐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乃是之前这些理论观点的逻辑线索的必然延伸,和回应中国问题域中的“变”和“新”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3.科学阐明当代世界变局的问题性质,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全面和长远布局已经得到详尽阐明和规划,对世界范围的实际问题加以科学归纳总结也就水到渠成。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当中,就宣示要“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这里对任务的提法与党的十八大后的提法相比,有着明显的递进意涵,要求我们党拓展看问题想问题的范围。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更是明确宣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更新了这两个在党的十八大后已经被多次提及的术语的内涵所指,将之由理论建设的未来目标转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下担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定阶段使命。如果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谈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是着眼于在中国自身的范围中进行审视和衡量的,那么“21世纪”的修饰语显然已经是从世界历史尺度、从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进程来进行评判的了。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在理论上科学回应世界范围内的“大量深刻复杂”问题,是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代世界问题的“大量深刻复杂”特征给人类带来了各种考验,例如,在经济上增长停滞,政治上面临保守主义猖獗和民粹主义泛滥的势头,在社会领域存在社群冲突和撕裂,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加剧,国际关系领域当中“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浪潮甚嚣尘上,乃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袭扰全球,揭下了许多国家“自由民主”“政治合法性”面纱背后的糊涂虚弱,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了极大威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这些情形的总体病因无疑是在于资本主义,但我们针对问题不仅需要给出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更是要给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因而习近平在之前阶段谈论世界问题时,对资本主义总体病因之下的具体样态和本质内核还是处于审慎的思考当中,认为面对“大量深刻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概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回应国内问题时把“多”还原为“一”,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那么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言,也理应得出这种提纲挈领的透彻叙事,完成对世界资本主义所存在问题从“多”到“一”的还原——而这一任务正是由党的十九大后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析所完成的。

  4.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内容及核心要点,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标志

  从目前公开发布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2017年底接见回国参加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的讲话中,首次公开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命题,这种术语的革命昭示着科学的革命,分析世界变局的新见解已经酝酿成熟。其后在2018年7月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世界变局的问题样态作出了三点清晰归纳:(1)“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2)“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3)“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这三大变动趋势,无一不触及当今世界各种问题的关键痛点,透视出了资本主义总病因之下的具体病灶。首先,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代表的新动能,就对立于当今资本主义放纵资本增殖本性的经济运动方式,后者演绎出了各种虚假需求、虚假流通手段和虚假价值符号,催生出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的灾难。其次,以新兴健康力量的崛起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演变,就对立于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核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凭借这套体系结构输出自己的资本、体制和观念,形成了持久固化的剥削霸凌。最后,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为理念的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就对立于当今的资本主义交往逻辑的失衡和失序,后者在指导处理民族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之间关系时生发出一系列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浊流。

  在这三点之中,全球治理体系又居于首位,是世界变局诸问题中真正的“一”。2018年,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作出了明确论断:“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这种对世界大变局最要害之处的归纳,相应也就启示了我们如何对症下药解决困境的切入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针对这一世界核心问题尤其具有破解意义,因为“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问题解决方案所具有的这种内在契合性,呼唤着作为中国方案之理论表达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回应世界范围内对人类所能获得的更好生存样态的追求。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在做“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也已经在世界性事务的许多具体场景当中提供了帮助,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发起成立“亚投行”等措施助力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政策的改革协商进程,中国针对世界交往和治理旧体系的痼疾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等等。而当习近平在理论上进一步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阐明后,中国就得以更加自觉和系统地生发出自己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鲜活力量。与此前相对间接、局部的方式相比,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本身将愈来愈直接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朝合理方向前进的伟大力量,辩证地体现出“自己的问题”与世界问题的内在同一性。

二、主动关联中国与世界的进步事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世界意义的使命担当

  我们在学习理解习近平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系列判断并从中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时,还要从“国内和国际相关联”的角度,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历史进步统一起来,把“为中国谋”与“为世界谋”统一起来,抓住社会主义这个解决当代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公约数,在实践中积极展现、在理论上明确表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超越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变局的过程中依托中国国内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为积极引领世界进步作贡献,也反过来助力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1.社会主义是解决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公约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超越自身界限而“为世界谋大同”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后注重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变局,这并不是与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侧重于我们“自己的事情”脱节的,前后两个阶段辩证统一的中介和始终贯穿的线索就是社会主义。习近平一贯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原则,在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把重心放在“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也是着眼于通过这个中心任务“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将“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置于“认真做好……各方面准备”的定位。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我们“自己的事情”并进而将理论拓展到世界论域,那么也就指引我们要超出打基础、做准备的程度,推导出“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要求。相应地,原先“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也就自然而然要向“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进行切换,这是在社会主义的一贯原则下内在的逻辑递进。

  特别是当习近平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几大特征和核心症结之后,“宽广”和“长远”的一般要求会被赋予更加明确的指向,进一步凸显“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直接现实意义。可以说,习近平在回应世界问题的进程中,更加完整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事业同我们“自己的事情”的辩证关系,既要从自己的基础出发为世界历史作贡献,又要由这种世界历史尺度来为我们的事业确定方向和意义。毛泽东曾用古语批判过那种“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的倾向,认为“‘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一向是积极主动地担当社会主义的大义所在。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更加自觉地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复兴,给出人类进步事业的方案指引,这样“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才尤其能够摆脱“难矣哉”困境,越走越宽广。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公开宣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命题,把对“为世界谋”的重视提升到和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一样的高度上,更加自觉和公开地担起这一方面的使命。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示范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对世界变局为世界谋大同,其价值导向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贯穿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外化为一种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怀,启示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断趋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逻辑与人类社会追求更好生活、更好制度的共同历史方向相结合,可以呈现出国内和国际的一种空间整体性。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辩证地指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在于“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这成就了马克思本人和全世界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又要落实到“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具体事业形态当中,要“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例如在近代中国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事业形态当中。而在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其所处的历史和逻辑环节就是既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文明发展,同时又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地生发出人民可以在不受剥削、不受压迫条件下繁荣发展的可靠证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榜样,也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警醒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对世界变局为世界谋大同,其基本方式和手段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成就及其理论表达,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及其顶层设计,外化并发展为一种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方案引领。从国内和国际的实践整体性来看,这就是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架构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进步路线图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治”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富家翁”,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范生”,中国是在世界历史前进浪潮的推动下,以自己的开拓奋进超越了这两种状态。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浪潮推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而在今天的新时代,我们“强起来”的过程既是与中国人民求得解放和幸福的进程结合在一起,是近代以来中国故事的必然延伸,同时,它又与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全球复兴、与人类进步的道路选择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新时代的世界趋势内在地要求我们展现新时代的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现实优越图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世界之“乱”的外部环境,从系统完整的理论形态上反映中国之“治”,以科学的理论阐述描绘出中国方案的基本内容,并呈现出中国方案的系统优越性和实践成长性,提供了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制度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示范。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载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特质

  用应对世界变局为世界谋大同的视角和尺度反观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就要凸显“自己的事情”的伟大社会革命意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后援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范畴来串联起中国共产党90多年一以贯之的奋斗史,宣示当代中国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这一论断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我们今天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当然是要落实到实干,落实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社会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科学概念,不是对各项具体事务工作的同义反复,不能消解溶化在具体事务之中,而是具有明确的规定性指向,即指向人类社会全面系统地完成“经济基础的变更”和“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此一规定性指向统摄具体事务工作的运行。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种带有世界历史视野的社会革命思想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嵌入了自身使命的基本要素。李大钊在获知十月革命讯息的第一时间,就觉察到这场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毛泽东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用“社会革命”概念表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说:“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由此路径进发,可以说习近平重提“社会革命”概念,就是在提示我们不忘本来,在新时代积极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这种智慧和方案具有社会制度变革的明确意涵,它是针对世界问题的资本主义规定性而给出的。

  以往我们理论界在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有论者可能会有一种倾向,在阐述中国“自己的事情”时就着“中国”谈“中国”,没有在事务性的工作和成绩当中凸显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又或者虽然谈到了社会主义,但是又就着“社会主义”谈“社会主义”,没有凸显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独特规定性来对照“资本主义”谈“社会主义”,谈出其中的根本超越性。在新时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我们尤其有必要更多地从不同社会形态的对比中正面阐发中国的制度底色和超越意义,包括在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成就和方略规划时,也要注重凸显它们是对于制度超越性的逐一具体落实。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但习近平的眼光要超越于这类议论和研究当中存在的某些肤浅赞扬,他抓住了上升进程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底色,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坚信这种模式或者说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展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同时它也蕴藏着从根本上超越人类旧有不合理生存状态的革命性。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提炼,面对世界的变局和难题,也就可以阐发出中国为世界人民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具体指引出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意义,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复兴更加具有了现实支撑和理论武器。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世界协同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

  中国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较长一段的低谷期当中,不畏纷扰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系着世界上许多志士仁人对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社会样态的希望和向往。而在中国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起来”之后,它必将进一步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和力量,超出单纯为社会主义辩护可能性的防御态势。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为了反驳撒切尔夫人那种“别无选择”论(“There is no alternative.”)而辩护说“另一种社会是可能的”,而是现实展现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样态,指出“这就是另一种社会,是更好的选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具体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也就是将一套详尽生动的中国方案贡献给了世界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不断追寻和展现人类文明的新样态,这个伟大社会革命的影响不仅是使得中国人民不断趋向于理想的新社会,而且也引领着世界人民,切实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关于人类解放和社会制度演进的初心。当然,新时代我们仍然坚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态度立场,我们的积极有为仍然是不“当头”、不“输出革命”的,我们在回应世界变局的过程中仍然还要继续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才能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成就来为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整体发展作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这种“国内—国际”协同并进的路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世界人民所认知和接受,中国为世界贡献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地位和意义不是我们自封的,而是世界历史的选择。中国自身的日益繁荣富强多年以来早就引发了世界普遍的关注,“议论和研究”早已层出不穷,而中国道路超出单纯经济社会建设成就的世界历史意义,亦即它所包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维度,也必然要在这条道路的自身深化和世界变局的日益严峻之际,愈来愈被世界所领悟到。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道路已经获得了国际上许多左翼人士特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和党派团体的关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左翼理论的阐发乃至实践探索当中为中国留出了位置,有越来越多的理论乃至实践探索开始把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元素作为自身的素材例证、参照榜样、路线引导,等等。例如2018年5月,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中国在连续数年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框架下,具有开创性地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左翼政党的专题纪念与研讨会议,明确树立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会议主题,有来自世界上50个国家、75个政党的领导人和代表响应参与。可见,中国为世界贡献出的智慧和力量不是空泛的,而是彰显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底色和担当;不是一厢情愿和自我满足的,而是靠着这种具有明确规定性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扎实前进。

三、积极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图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世界意义的最大底气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系列判断并从中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就要注重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角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置在社会主义追求人类美好生活的宏大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交往中展示自己的制度图景,通过稳妥实施的介绍传播工作,切实推动着世界进步事业。

  1.置身21世纪世界巨变前沿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进步接力的忠实继承者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实际”的结合中回应世界大变局,从其指引中国的社会主义发挥出“国内—国际”的关联性意义,都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能划定一个新的断代,必然要联系到中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最新接力者的角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能动地引领世界变局合理方向过程中,作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达。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这个根本的社会规定性,追溯到了经济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本源性矛盾对立,从理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和自我否定趋势,指导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和国际联合来实现共产主义样态的人类解放。20世纪,列宁主义之所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根本的规定性就在于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立足于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多元异质性,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回应了帝国主义的“战争与革命”核心问题,指导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指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建成了一套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体系。在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我们科学分析和反思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把我们所走道路的制度规定性和优越性生动展示出来,形成相应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叙事,说服和引领世界各国人民,这是中国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概而言之,正如同历史上支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最大根据、最大底气在于,列宁讲清楚了20世纪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开辟出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么既然习近平在“百年未有”尺度上的世界变局关头讲清楚了新的问题形态,也就必然推动我们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提到一个“百年未有”的全新高度。“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这三个维度和“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这个核心症结,它们所改变的正是20世纪以来百年间所长期定型的问题形态。在20世纪的问题形态中,既由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又存在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局部创新和突破,帝国主义在冲击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一定的改良调适,但从根本上依然还维持着总的体系。直至21世纪的今天,旧有体系中已经逐步积累了足够的内部瓦解因素,同时又已经积聚起足够的新生健康力量,从而形成的世界大变局的三个维度和一个核心症结已经可以让这个体系进入一个质变的飞跃环节,呼唤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这一世界历史进步的关键环节注入足够的改造动能,开辟新的变革出路。

  2.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原创贡献是向世界呈现又一幅社会主义的制度图景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呈现出具体详尽的制度安排,19世纪、20世纪、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推动历史前进,都需要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安排设计。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马克思本人慎重地避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经济制度作出具体的阐述”,包括有一个广为援引的论据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曾评价《共产党宣言》正文针对1848年革命所建议的十条具体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反对空想未来,但他们本身没有放弃从实际出发、从现实运动的趋势出发探索新社会的一些制度安排。比如对《共产党宣言》十条措施的评价,他们是为了避免读者把具体历史情境下的措施凝固化、神圣化,指出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但从逻辑上说“写”本身是完全必要的。又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巴黎公社时,也曾针对公社在公务人员的选举罢免和薪水制度等方面的安排,肯定了价值理念、操作方法和实际效果等各方面具有的普遍意义。与此同时,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某些“不作为”则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例如,没有及时坚决地没收大资本和镇压反动分子,这当然也就从反面指导了未来制度安排的应有举措。再比如,马克思对哥达纲领草案进行批判、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进行批判,他们除了评价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也都落实到了具体制度层面,针对社会生产如何维持、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如何运行、税制如何制定之类的问题提出了设计方案。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实际建立起社会主义,由先发社会主义国家给出一套现实制度样态,就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应有贡献和可行介入方式。苏联所给出的那套社会主义制度样态为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一系列历史贡献,但最重要的一点贡献就是它的制度的现实存在、现实呈现本身,由于有了这种存在和呈现,才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和现实历史运动对全人类的说服力、感召力。像上文所引述的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霍布斯鲍姆,尽管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内容颇有微词,但他还是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来进行了指称,因为“目前真正在实行的只有这么一种”。然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曾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力,都已经失去现实性成为了历史遗迹,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必须有新的方案和样态来加以表达,这是世界历史运动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逐步“强起来”,其具体制度样态的存在和展示,就如同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所形象地指出的那样,具有“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作用。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种具体样态的展示,是在不搞“输出革命”的情况下,吸引感召他国人民、推动世界进步的现实中介,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介。

  3.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图景正在不断发挥对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影响

  理论界此前在考察阐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时,也曾有论者对“模式”一词怀有担忧,强调我们要避免陷入误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静态存在,要注重凸显其动态发展性和未来成长性,并且有论者还特别强调,我们要恰如其分地反映中国在主观意愿、客观实力两方面对当代世界发挥影响力的程度都还有限——虽然中国自身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普世”道路不同的路,中国自身所具有的特质无可否认,但这些特质还不像另一套“共识”那样已经广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还不像苏联的所谓“模式”那样意味着要在客观上或自身主观愿望上进行批量复制式的推广。我们当然非常赞成上述考量,中国道路绝不会中止创新,也不会强加于人,但我们同时认为,中国也有必要积极认识到苏联模式作为“模式”所发挥过的那部分示范引领作用,今天中国在力戒“模式”一词所带有的“模板”意味的同时,需要承担“模式”的另外一部分“模样”的职能,即展现详细图景,呈现出社会主义另一副看得见摸得着的模样,不同于苏联模式但又万分真实。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21世纪新图景意义,相应也就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和理论阐发工作提供了任务指引,即我们要把自己社会主义的具体样态,把具体设计和安排,把具体经验和做法自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展示传递给世界,以此来引导世界大变局汇聚成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按照《共产党宣言》提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的引领时代的气象,指出沿着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前进可以采取的一些有益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中国方案,从制度展示和示范的角度,引导世界人民像中国一样逐步通过自愿选择的、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学习吸收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乃至领悟并采纳这一先进制度的关键内核,这个伟大社会革命的世界性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肩上。正如习近平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一样,中国的新一套社会主义制度图景的世界历史意义“特就特在”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全面深化发展实际,与世界性的变革发展形成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复合体。作为比较,我们可以看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以来逐步不再通过热战征服而“输出资本主义”的操作方式。资本主义在这种“和平”的输出过程中,并不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笼统的符号,而是十分详尽地展示着自身的各项制度安排,在这个内核之上辅之以意识形态的包装,即“西方”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理论上归纳并展示出私产神圣、市场自由、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详尽内容。与此相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把社会主义的制度方案归纳清楚,展示传递出去。

  4.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交往中有力推进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图景的展示传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方案当中,既然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从逻辑上说展示中国制度,首要地就是要展示有关党的领导的最核心制度内容。我们可以注意到,2018年6月,栗战书在会见来华访问的尼泊尔总理、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奥利时,正是专门介绍了中国道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2019年10月,习近平在访问尼泊尔期间专门会见了普拉昌达,他特别称赞了普拉昌达同奥利将原先各自所属的两派党组织联合组建尼泊尔共产党的“政治决断”,并向普拉昌达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又比如,2018年由坦桑尼亚、南非等六国的左翼执政党联合建设的“尼雷尔领导力学院”举行奠基仪式,习近平专门致信祝贺并由中联部部长宋涛出席宣读,赞扬了六个政党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为各自国家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探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加强交流和互学互鉴的愿望。这六个左翼政党历史上曾受到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很大帮助和影响,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以新时代的积极有为方式,延续着同这些党“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关系”,特别是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制度核心问题,继续帮助其事业的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一种积极作为的态度和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在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基本前提下言及社会主义、引导社会革命、担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使命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艺术。2019年10月,在由中联部和求是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新中国成立70年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创新研讨会”上,中联部部长宋涛所发表的主旨讲话中系统提出了“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拓展同各国交流互鉴;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引领;在团结社会主义力量的同时,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捍卫党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各国合作共赢”的任务要求,这五个“同时”可以说是具体落实了习近平对“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的根本要求。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超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己的事情”的范畴而达成对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关照,从而随着这两方面现实运动的不断发展突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活机体将愈来愈进步,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也同时不断延展世界马克思主义宏观发展道路。承载着这一神圣历史使命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构成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阶段和枢纽环节。

四、小结

  总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实际”“国内—国际”“历史—现实”的关联架构中对21世纪世界变局作出了科学的理论回应,做到了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守成与创新相统一,在这个统一的动态过程中为全球问题提供“图景展示”和“参考答案”式的导引,推进了合作与斗争的内涵深化和形式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过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往优秀成果而继续推进,将当代中国的“强起来”作为“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连续性事业的最新环节。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强起来”的征途上不断展现自身所蕴含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必然性,针对世界变局中的问题所在展现中国智慧和提出中国方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样态的鲜活性和感染力来更好地示范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现实性和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两个向度是相互促进的,由内向外、传播和贡献中国的力量、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文化,则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中国的帮助和示范;而反过来说,这又将刺激由外而内的螺旋式上升,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断获得自我观照、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和自我超越的参照物和坐标平台。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欣然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