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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热点与新动态

  ——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暨“社会透视”青年学术沙龙第6次活动

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第四次研讨会暨“社会透视”青年学术沙龙第6次活动，于2014年11月23日在北京理工大学隆重召开。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炜教授发表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胡钧作主题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及北京理工大学等多家科研高校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深入研讨了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的区别；经济、社会、生态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分配正义等议题。

一、国内经济理论热点研究的新常态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5月在河南省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习总书记在7月29日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习总书记的讲话表明，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研究、经济热点分析上也应追求新常态，应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1.经济理论研究新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光在论文中指出阶级分析方法并不过时，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领域。首先，在经济基础领域，不仅在私企和某些异化的国企中存在阶级斗争，同样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上的对立，集中于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追求目标这三个方面。这些针锋相对的纷争实质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势力的对决。第二，运用辩证法、两点论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具有局限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市场价值规律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不能迷信市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第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前提是加强、壮大国企。要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允许私有资本参股甚至控股国有企业的同时，允许国有资本参股甚至控股私人企业；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后，“经右政左”理论上是一对矛盾的概念，防止“经右政左”导致社会分裂。社会主义经济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侵蚀，弱化计划化、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倾向，加强自由化、私有化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会变质，政治思想上亦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况，也会导致政权颠覆。

程恩富教授在主题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评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理论热点和政策。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财富收入分配研究新进展，认为财富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应常态化，研究中所提出的解决全球性两级分化的措施是资产阶级改良措施，不能根本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重点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才能从所有制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来根本缓解分配不公。其次，面对当前争议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常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继续加大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支持力度，国有经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领域要对民营经济放开，但是国有企业经营的市场决定和政治决定作用都要发挥好。必须区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本质区别。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时，更好地发挥好政府作用，实现二者作用的强强结合与互补。第三，塑造经济新常态是一个方针性的重要经济思想和政策思路。不仅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常态，对外开放、粮食安全、核心技术自主产权、区域经济发展、调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也应塑造新常态。最后，要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阶级、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使之成为理论发展新常态。

胡钧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强调要理直气壮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科领域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常态理论。他批判了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没有因党中央的一再强调而稳定树立，相反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现代西方经济学最为有用的错误现象。指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只讲阶级斗争，对实现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不经世致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最为有用。胡教授认为二者区别的关键是用什么标准判别有用和没用，对谁有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只限于为单个资本家企业主在竞争中获取利润服务，丧失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阐明它怎样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国家财富更快增长。这是我们判断理论实用性大小的标准。在党制定有关经济发展大政方针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有的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影响下，看不到自己的决定性作用和优势，要学生向西方经济学的应用方向学习，这是引导人们走向改旗易帜的路线。

武汉大学王今朝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论证了经济学的政治性，指出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新常态。首先，阶级斗争理论是邓小平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资产阶级不复存在为条件，以防微杜渐的具体手段为依托，以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和保障，以不产生资产阶级为限度，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其改革开放理论就应以阶级斗争理论为逻辑基础。其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经济学的政治保障。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结合当前对立面、社会和党内情况，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采用专政、组织、教育三大手段。理论与实践证实，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是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云南财经大学薛宇峰指出，对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各种批判与反批判绵延至今，我们面临着如何准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发展与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问题。迈克尔·海因里希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一个失败的理论，“规律本身”是不确定的，此规律是不能被经验证明的论文的发表引发了又一轮新的争论。论证了对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责难与批判在理论上和现实中为何都无法成立，究其原因无疑在于其错误理解和故意歪曲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马克思的理论和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差异。在价格层面上进行利润率变化的实证检验，与极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贯的研究方法并无根本的区别与差异，试图以此来否定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是无法得逞的，枉费心思。

    2.经济热点分析新常态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在论文中指出应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弄清和搞好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从理论上明确混合所有制的经济性质。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不同的问题。分清所有制的存在形式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性质及其作用。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方式，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它的性质取决于股份资本私有还是公有。第二，发展混合所有制既要遵循直接的、具体的目的，也不能偏离作为指导思想的战略性目的。其直接具体目的，既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总的、战略性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应是双向混合。即私有资本可进入国有企业持股；同样，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也可进入私营企业持股。这才真正成为“交叉持股”。重点在国有经济，关键问题是控股问题。应视公私资本各自参股量的比重大小，确定由国资控股还是私资控股，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在混合所有制的改制中，要坚持和发展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武汉大学龙斧通过五评“资本混合型企业”的决策科学性，说明“混合所有制经济”与“资本混合型企业”的根本区别。首先，“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指在大型国企中混入私有资本、让私人老板成为国企资产、资本、资源、资金所有者之一的“资本混合型企业”。其次，企业“股份制”和“上市”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等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股份化、上市不代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自身的改革方向不是与私有资本“混合”。第三，用把“资本混合型企业”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混为一谈并把对中国国企进行私有资本化改造的目的隐藏其中的“理论”反映了“改革=效率效益=私有化”的价值观。第四，在西方封闭系统方法论指导下，运用“资本混合”的方法对国企进行改革，不会给其带来高效率高效益的发展。第五，对中国国企“资本混合型”、私有化改造，与中国国企效率效益的政治属性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大学张旭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全面理解马克思所有制思想内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前提是能够推进这种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权”的实现。或者说，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更加接近马克思，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经济。我国当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继承，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基础上进行的现实创新。因此，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和发展中提升劳动者在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科学认识混合所有制在实施中可能出现的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和危害，通过有效地规制措施使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能够真正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北京交通大学张国认为，在全力应对始于美国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想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应当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使得国有经济的发展既遵循市场经济的准则，又能够充分发挥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主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融合，一方面，应当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便为国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国有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3.深化改革应用新常态

南开大学刘凤义认为，现有对产业升级与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都是孤立的进行研究，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产业升级与劳动关系的关系，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具体内容。看似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的问题。产业升级不可能离开社会生产关系，产业升级是生产力层面的问题，但它一定是在具体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抛开劳动关系搞产业升级，不可能是可持续发展观下的产业升级。要使中国的产业升级具有可持续性，必须结合中国生产关系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产业升级中把握中国劳资关系问题解决，命门不在私营资本身上，而是在国有资本和外资资本身上。

东北师范大学孙业霞从国际货币职能角度分析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出发来看外汇储备具有价值尺度、国际购买手段、国际支付手段和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这四项国际货币职能职能。具体来讲，一般支付手段职能中国际购买手段对货币的需求表现在商品贸易往来和服务贸易往来；支付手段对货币的需求表现在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支付利润；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职能主要表现在外债以及调节外汇市场的资金。上述各因素构成了外汇储备需求的基本内容。运用相关的方法，对目前的数据分析分析我国执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外汇储备规模，得出我国已有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满足国际货币职能。

山东财经大学冯道杰就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现实实践中也存在许多片面性理解和偏差性做法，应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村“第二次飞跃”。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为主导，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为主体，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为龙头，私营工商企业等为辅助和补充。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重点是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

河北省社科院覃志红从空间正义视角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同时面临着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明智选择而非权宜之计。当前，要在城市空间生产的优化与重构中打破固有利益格局，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使得中国的城市化符合“空间正义”的价值，实现城市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发展的战略要求。从空间正义视角审视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无疑会对未来城镇化的跃升提供一种社会价值维度的综合考量。

二、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批判视角的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习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以警醒，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灵丹妙药，要坚持批判的立场、观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与会学者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客观分析。

1.经济、生态危机理论分析新常态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美平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危机首先出现转向全球化虚拟金融危机的现象；而后，这种虚拟金融危机又进一步转向空间危机；现在，空间危机经过逐渐深化后则转向制度危机。这充分说明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千方百计通过全球化方式不断在转嫁危机，以期实现资本主义在时间中得到延伸、在空间中得到拓展的目标，但是这种延伸和拓展的结果却引发了更复杂、更深刻、更难以治愈的多重危机。多重危机的同时爆发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还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重罪孽和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根本缺陷。

北京理工大学宋宪萍认为，对危机理论的一般方法及分析积累和危机的框架而言应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循环框架开始。资本循环理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系统性图景，资本循环运动蕴含了资本自我发展和再造的历史生长可能性。在这样一个框架中，生产过程指向消费过程并在消费过程中完成了生产过程。在资本循环中，金融资本逐渐从一个适应产业资本积累的辅助系统，演变成使所有其他经济活动从属于自身的独立系统，金融资本独立于实体资本的运作形成了一种非经营性的资本主义。同时，空间化的“灵活”性资本积累，借助资本在国际空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资本循环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展，空间生产的多重维度使得资本循环发展了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循环路径。金融化和空间化作为资本循环修复方式，会使镶嵌在资本循环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不断激化，促使循环系统本身不断被迫脱离有序均衡状态，不仅不能修复资本循环的断裂，反而会加剧资本循环的断裂。

中国人民大学沈尤佳认为，全球气候会议，以及伞型集团和欧盟对生态退化的干预，其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可兼容性，是试图利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再平衡实现对地球生态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然而，地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与本国发展的优先性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国家间的重大利益冲突，共同利益的均衡点难以把握。抑制他国发展、维护本国对地球生态消耗的霸权，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角力的核心利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干预地球生态和自然环境退化方面的停滞，恰恰用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不可兼容性。因此，环境问题的改善与根治无法在一国内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新，借力全球化趋势，实现全球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转变。

江南大学张乐指出，资本逻辑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谋求利润增殖运动中所展露出的内在规律及必然趋势。资本的贪婪秉性和生态的永续旨趣相抵牾，其扩张的短期行为亦和环保的长久理念相背离。与此同时，资本社会狭隘功利的价值生产更是将原本充裕的生态财富消磨罄尽，酝酿许久的生态危机连同其他危机的一并迸发势必会触及人类存续的红线。而消解资本逻辑引致的生态风险之可能路径便是当下遵奉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危机，唯有实现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联姻，塑造面向人类发展需要而非服膺资本增殖的生产劳动，才有望完成复活自然界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宋丽丹认为，与马克思主义按照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阶级不同，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把达到某一收入标准范围的人群，统统划定为“中产阶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也使资本的有机构成迅速提高，减少了活劳动应用，这一变化导致从前的中等技能的工作数量明显下滑。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使然，“中产阶级”的多数成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入不敷出，为维持生活水准又举债消费、甚至破产。“中产阶级危机”暴露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其实是无产阶级的事实，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2.后危机时代理论研究新常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认为，当今世界，无论是国家间还是一国范围内都面临两极分化这个共同的困境。两极分化表面上表现为财富占有的分化，而本质始终是劳动与资本的分化。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把国民收入作为研究两极分化的逻辑起点，存在许多致命性的错误。概括起来有：混淆了成本和收入的本质区别、掩盖了两极分化的真正秘密、用初次分配这种形式剥夺劳动力所有者参与社会净财富分配的权利、建立在国民收入分配基础之上从而达到消除两级分化或者缩小贫富差距的所有政策的效率将极其有限。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应回到马克思，还原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本质，把社会净财富作为分配的客体，作为研究分配问题的起点，使劳动力所有者真正享有参与社会净财富分配的权利。最为根本的是必须重建分配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凯旋强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劳资对抗性矛盾突出，劳资冲突在诸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大规模集中爆发。把劳资冲突集中于南欧爆发的动因置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动态机制下进行剖析：经济一体化所致的南北欧经济发展不平衡深化，南欧劳动阶层贫困化加剧，南北欧劳动者之间的分隔加深等等都导致了南北欧罢工运动的失衡。然而南欧的大规模罢工运动，仍属于关注就业安全、就业条件等问题的传统工人运动，是被资本主义制度化了的、合法的抗争，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严厉紧缩政策的推行，挑战了南欧主流政党格局。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形势尚未完全好转，随着以灵活就业和放宽解雇限制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深化，不排除近期内南欧有再度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的可能。

山东大学焦佩研究了韩国复数工会问题。虽然复数工会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但是在韩国却是个新事物，其吸收国际经验并融合自身特色的过程正适合案例研究。韩国复数工会制度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以理念为区别、集体谈判一元化。复数工会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提高了韩国劳动者的组织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劳资纠纷和劳动委员会的责任，经验和教训并存。由此可见，要建立成熟的复数工会制度，工会间的自律和合作是关键。首先不应过分依赖法律规范，其次要促进理念工会向产业、行业和职业工会的转变。

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的新演进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演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呈渐进演变趋势。与会学者长期关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著作及其理论动态，围绕最新理论进行了激烈地探讨。

1.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

曲阜师范大学刘刚指出，波特的“竞争力”概念指向古典经济学的“利润率”，利润可以还原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将波特“拓展竞争”与“现有参与者的竞争”纳入统一的“价值转形”模型。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可以还原为产业内企业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差异，以及产业间剩余价值转移和占有的差异。企业间的“效率差异”是决定产业内剩余价值生产能力差异的竞争优势。产业间的“结构性稀缺”是决定产业间剩余价值转移和占有的差异竞争优势。优势生产条件和交易条件是形成企业“效率差异”和“结构性稀缺”的关键，竞争优势归结为从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制造效率差异和结构性稀缺的“四维空间”模型，将波特止步于经验总结和战略分析的“竞争力—价值链”研究推进至理论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包大为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出发就资本所有权的正义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义“保守革命”中，私人资本增值利润在国民财富中占有了前所未有的比例，由此使得资本所有权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达到了历史高峰。社会经济不平衡的日趋严重伴随着公共资本的不断丧失，以及剩余劳动人口对高度集中的私人资本的绝对服从。当资本的社会属性被资本私有制所构想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所遏制，关于资本所有权的正义性问题就被凸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而关于公有制为核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论证也就成为了关乎正义的必然理论诉求。

2.西方左翼学者理论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海峰指出，“市民社会”是早期马克思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决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切入点，是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关键。但长期以来，这一概念被有意无意忽视，或者直接被以“资本主义”取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望月清司以文本为原点，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分析，得出“市民社会”概念是串起马克思关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认识，是理解和预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未来历史过程的“应有之物”。了解望月清司“市民社会论”的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还能更好的回答对已经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受到的某些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道一认为，当代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最显著“转向”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激进地理学社群在人文地理学论域下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方法，从而抗辩、脱离由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所统摄的贸易发展与空间经济规律解释。在这一理论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形态就是由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的议题下，主题化为“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城市—环境—阶级的广域论述。以大卫·哈维的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逻辑分析的基本框架而展开的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作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城市化”问题的诊断，开启其“资本的限度”之问题意识下的“环境正义与城市发展”的反思，通过将其理路中蕴含的“权利进路”的思辨义理与卢梭以降的“公意”传统的比较和对勘，进一步审理哈维之“建构的正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的反叛”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淼评析了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论述。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论述包括两个个方面：第一，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竞争、自然发展的产物，而且还是反市场的。第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个神话。这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和启示是：首先，虽然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要“市场决定”的高度，但我们改革的目标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其次，要真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第三，要注重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3.西方左翼学者新著简介

南开大学孙寿涛讲述了Jerry Harris的《全球垄断与跨国资本家阶级》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指出，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级跨国公司竞相成为各自领域的主导性垄断者。这种竞争性斗争是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国家级成员实施的，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征的变化。创造一个无缝（连接）的金融和生产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追逐（寻求）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内在结构性要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其中，每个国家按其各自的条件和步调融入生产和积累的全球框架中。这一过程充满着紧张和竞争，但共同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许敏介绍了Kristin Plys的《金融化、危机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该文以1929-2008年的美国数据为核心进行实证分析，对在宏观历史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所述的利润率变化、金融化和危机之间的不同方法进行评估。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无论是利润率和通货膨胀之间，还是企业的现金资产和经济衰退之间都无相关性，但利润率下降和危机发生之间存在相关性。有力地论证了危机是与金融化紧密相关，并伴随其产生这一观点。这些论证与沃勒斯坦-阿瑞吉假说相吻合，即在资本主义霸权周期背景下，利润率下降引起企业现金资产增加，导致金融化，并与其它机制相结合诱发系统性危机。

马研院20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本次活动。

（供稿人：马研系许敏）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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