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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问题是我们观察和处理国际与国内重大问题的出发点和重要依据。列宁说：“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因而，正确而全面地把握时代和时代发展的特征，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科学应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和重大问题，制定并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进退自如，主动在我，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要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作出科学的说明。这里所说的时代，不是一个具体的局部的概念，而是指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由某个进步阶级所开辟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上的大时代”。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形象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科学角度考察社会历史及其变动的。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可以说这是对未来新的时代特征的深刻的理论说明。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发现的科学基础上，虽然它遭到一切反对者的污蔑和攻击，但它的历史真理性永远不会因此而磨灭。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明了世界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并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他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他指明所谓时代的内涵，就是指“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正是这样，列宁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他并说“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也就是说，作为新时代的起点，是两个不同阶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和相互较量的过程。世界历史发展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代。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基础，深刻揭示经济制度变更的内在原因，只要这些要素存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所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不会改变。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某些策略和统治方式的改变，起到某种缓和矛盾的作用，但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能改变阶级、民族之间的对立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科学技术革命而继续发挥其潜在力量，可以延长其寿命，但不能改变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矛盾最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科学结论，是不会过时的。法国学者萨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多，而且更加深化而富有现实感。

同样，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对立的基本格局，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决定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和历史走向。人们不会忘记，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1989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直接宣称“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并预言：“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可以说，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论调充斥西方世界，我们国内的一些软骨症患者也以拾其牙慧为荣耀。但曾几何时，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不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这不能不使他们那热得发烫的头脑有所冷却。像布热津斯基这个蹩脚的预言家在1993年又出版一本名为《失去控制：21世纪全球混乱》的新书，他虽然仍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和歪曲，但又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认定的共产主义失败之后，并没有导致他们所期望的所谓民主自由的理想的社会的到来。他写道：“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地”。原来以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成为唯一能够影响和领导世界的国家，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但无情的现实又使他不能不承认：“美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反而促使甚至创造了使美国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的条件”。“美国的全球力量可能会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像这样还算能够面对现实、比较冷静的分析，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舆论中大有升温之势。这同苏东剧变时西方世界出现的得意忘形的盲目欢呼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我们时代发展中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会影响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对时代产生错觉，甚至因此而出现理想信念失落的严重情况。这里需要指出，革命的道路绝不是笔直的、一帆风顺的。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就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会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方能冲过去的。崇高的理想信念会使人无私无畏，使我们能够“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坚定信念，不但会升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会在斗争的惊涛骇浪中使那些投机家和懦弱者现出原形。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经历挫折以至暂时的失败，都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但应该看到，苏东剧变后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国际上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确实会使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失落，甚至热衷于改换门庭。

其实，革命低潮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暂时的失败不能改变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但可怕的是，因为低潮的到来，有些人会因此惊慌失措，丧失信心，而向西方另找出路。这种历史的短视者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时代要变天。列宁就曾经把这两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 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上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列宁曾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

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正因为这样，正确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历史时代及其特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苏东剧变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就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失败论的国际性思潮，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对时代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命运的深刻阐述，是我们回应、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

二

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因为它是以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的特点，它的发展是波浪式的，高潮与低潮、胜利与曲折、前进与后退，会交叉出现，会呈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因而，正确判断和认识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这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做出的科学判断，正如他所说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

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因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过去战争与革命而做出的新的判断。1939年毛泽东在《妇女们团结起来》一文中说：“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很好的条件。”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一次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这是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做出的科学判断，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的基本特征。这个判断，对于中国革命和当时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历史的演进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邓小平正是根据这种变化做出了新的判断。但是，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并没有凝固化、绝对化，而是善于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他特别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更明确提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些清醒的认识，虽然没有改变他对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判

断，但更深刻表明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对这种阻碍和平与发展的行径进行必要的应对和斗争，而不是姑息和纵容。那种把和平与发展凝固化、绝对化的观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用阶段性的主题代替和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时代，既不符合邓小平的思想，也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实际情况。据有关统计表明，冷战时期的20世纪70—80年代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平均每年3.5起；而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每年新发生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平均每年约10起。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为所欲为，任意践踏别的国家主权、发动武装入侵的事件难道还少吗？近些年来在一些国家连续出现的“颜色革命”，正是“两个冷战开始”的产物。一些人借口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极力宣扬“去帝国主义化”“去阶级化”“去革命化”的错误观点，这种对时代特征的错误理解、歪曲宣传，在客观上助长了霸权主义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对时代阶段性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对国际形势分析的重要内容，就是正确估计和平与战争因素的消长变化。在这里，毛泽东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同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相结合，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关系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有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论断，并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毛泽东明确地把一般战争（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世界大战作了严格区分，提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局部战争、有限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和制止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争取和巩固世界和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对于世界大战，他始终坚持两点论的辩证观点，即存在打与不打两种可能。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就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如果说世界大战只有打与不打两种可能，这是一回事，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又是一回事。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存在绥靖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错误政策，这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后，他兴高采烈地说：“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结果，第二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所以，有没有这两种可能的思想准备，是大不一样的。事实上，毛泽东曾多次估计我们能够争取到多少年的世界和平，以便于进行我们国家的建设。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提出保持世界和平“25年可能”。他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同时，毛泽东关于能够制止世界战争的思想，是寄希望于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而不是等待或乞求和平。毛泽东1946年4月《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就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英等国就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当时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因而不敢斗争而写作的。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争取和保持

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正义斗争，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看待和平与战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时代，是包括大的历史发展时代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大的时代在其发展过程必然会表现为若干不同特质的发展阶段，但这里首先必须坚持我们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大时代观点，这样既能使我们认清真正的历史发展趋势，把握我们事业的正确导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阶段性变化，把握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及时调整我们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很显然，假若只固守大时代而否认阶段性的变化，就会使我们陷入僵化，丧失时机，造成历史性的失误；同样，如因阶段性的变化而否定大时代，就有可能被暂时性表面性的现象所迷惑，被导入歧途，犯下更大的历史性错误。

三

邓小平关于“两个冷战”开始的判断，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阵营迅速分化，出现了以美苏对峙为主要特征、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新格局。在中国，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意在假蒋介石之手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达到独霸中国、控制远东的目的。中国革命面临着新的侵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这种反动力量，就成为敢不敢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时，毛泽东在延安做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的同时，又明确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这个论断，深刻反映了一个历史的铁的法则，尽管现在有些人不愿面对或有意掩盖这一事实，但它一再被战后70年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帝国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总是交互使用武力消灭与和平瓦解这两种手段，即使是以和平瓦解为主要手段时，它也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当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将领丘吉尔曾提出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并参与策划对苏俄的武装干涉。1918—1920年间，英、美、法、日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勾结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侵犯苏维埃俄国。遭到可耻的失败后，它们又企图通过和平方式瓦解苏维埃政权。列宁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列宁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还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意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富有教益的，必须时刻牢记并加以遵循的原则。今天，列宁的这个预言不幸而言中。苏联和东欧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大倒退固然有外部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主动撤销了这“三道战壕”，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意志”，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太平。美国霸权主义仍然横行天下，它不但可以依据假情报随意武装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屠杀无辜平民，处死合法政府首脑，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而且在新世纪一再发生的“颜色革命”，更是值得人们高度警惕。近些年来，在格鲁吉亚、伊拉克、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突尼斯等国发生的名目繁多的“颜色革命”，都表现了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都有外国势力插手，典型地表现了“两个冷战”的特点，既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又是针对第三世界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演变和倒退，但如果这个政权仍然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性，不肯听命美国，也仍然是被颠覆的对象。二是利用和激化所在国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以极少的代价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形成快速集结为特征的街头抗争行动，使现政府瘫痪而失去应对能力。三是通过长期准备，培植内部反对派，内外勾结，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总之，无论是武装干涉，还是所谓和平非暴力的“颜色革命”，都是在对外输出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等价值观念的名义下，扶植亲美势力，实现其霸权主义的企图。值得注意的是，“颜色革命”在今天已成为它们妄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第三世界的主要的、便捷的途径。

邓小平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毫无疑问，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就成为它们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一个重点。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政治风波中持续的广场集会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具有“颜色革命”基本特征的严重事件，只不过是一场遭到可耻失败的“颜色革命”。2014年在国外反华势力策动下、由一小撮港独分子鼓动的“占中运动”，也是一场“准颜色革命”，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以此影响中国内地。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未雨绸缪，掌握主动权。

第一，在复杂多变而又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既要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善于化解矛盾，广交朋友，又要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决不因外交策略的灵活性而在理论上偃旗息鼓，那样做只能模糊自己的面目，失去正确观察和应对的能力。帝国主义在实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时候，总是希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首先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以便于他们的谬说得以畅行无阻。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说：为了改善美苏关系，需要苏联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他从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的言论中看到了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迹象，欣喜若狂，立即向华盛顿报告：“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资产阶级政治家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第二，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不给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的可乘之机。我们在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它是可以通过总结经验加以纠正的；但如果自己犯了颠覆性的错误，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给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以可乘之机。所谓颠覆性的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由于我们工作中的方向性错误，由于我们党的工作和作风严重脱离群众，违背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根本利益，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总是在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指导改革开放的；他断然拒绝资本主义的逆向发展要求，指明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当两极分化现象初现端倪的时候，他严肃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十八大以来的良好局面，坚决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抵制和战胜敌对势力妄图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的意图，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要坚决而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错误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儒化中国等，蜂拥而至，不断发酵，互相配合，制造意识形态攻势。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利用改革开放之机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其目的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一是企图把我们的

改革引导到西化、私有化的方向上去，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通过各种的蛊惑、造谣和任意夸大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三是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培植、集结和形成针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派，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结成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他们的活动内容和并不隐讳的目的，完全越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底线，而且在中央一再强调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收敛，有的人还公开把促进和实现私有化作为自己的成就加以渲染，达到了毫不顾忌的地步。这种顽固性，反映了其顽强的政治诉求，这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外来背景为支撑，也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工作中的软弱、缺乏应有的应对能力而造成的。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就不能说服群众、团结群众，就会因为思想的混乱而造成社会的一盘散沙，这是国内外反共势力企图在中国引爆“颜色革命”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因为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所谓开明形象而贻误党的事业。

第四，要切实解决好党内理想信念缺失的严重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我们党是一个久经考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能够经受得起任何惊涛骇浪，有能力应对任何严重的考验，但如果出现理想信念失落而不加以纠正的话，党就会丧失自己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毋庸讳言，多年以来由于党内外种种原因，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严重的“缺钙”问题，淡忘或丢失了理想信念。有的党员以党内反对派自居，在党砸党、毁党，成为各种错误思潮的举旗人；有的热衷于以权谋私，疯狂掠夺国家财富，成为新的剥削者和吸血鬼；有的身在党内心在外，一门心思为自己和家人准备后路和退路。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脱离群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失去人心；这种状况的存在，是不可能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把党和国家引向邪路；这种状况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和助长社会的不良风气，使整个社会失去凝聚力，失去共同的社会理想。可以设想，如果一旦党有事、国有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会迅速集结起来成为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所以，对于党内理想信念缺失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按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部署，从严治党，决不松懈，决不姑息。毫无疑问，重视和解决理想信念的问题，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具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也是防止国内外反共势力制造“颜色革命”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他说：“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认真思考并做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2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