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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按说在我国大陆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近 30 年来又确实成了问题。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革命的忏悔者和传统文化的护教者，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代表的近现代文化思潮把传统文化摧毁了，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被中断了，以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处，在强大的外来文化侵入下，造成民族的生存危机，社会的不安定。他们提出挽救的方案不太一样，多数主张尊孔读经，有的主张独尊《道德经》，还有的主张扶植佛教、道教。二是某些“全盘西化”论者，包括所谓“文化基督徒”。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先天就具有缺陷，愚昧落后是它的必然；他们提出的挽救之道，也不一样，其中有一种主张，是要将中国文化基督教化，亦即基督教化中国，“中华归主”。

　　号召回归传统，儒化中国，或高唱上帝入主中华，基督教化中国，看起来这是绝对对立的两种观点，但却有一个共有的前提：在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形势的判断上，持悲观以至绝望态度，认为在价值观和道德观上是一片混乱，中国人民已经失去文化归属，处在“精神空虚”、“信仰危机”中。我个人对这个前提和两种主张都不以为然。

　　一

　　新中国建国 60 年特别是近 30 年以来，中华民族取得政治独立，经济上高歌猛进，人民物质生活富裕宽厚，社会整体太平稳定，以及思想上自由活泼、文化上丰富多彩，不但是 1840 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有过，即使与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走在前面的。这一点，上述两类学者大都并不否认。但他们的意见是：经济固然富裕了，可精神贫困了；思想文化是多样了，人们却无所适从了。这里隐含着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当前现实的中国存在，似乎没有进到他们的眼里，映入他们的头脑；在他们的言论里，只是一团昏暗，除了西化或儒化，无可救药。因为他们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知道中国人民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究竟在干着什么事业；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当前的中国，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与中国实际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历史和现状都在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具有吐故纳新、自我更生的内在机制，所以始终蓬蓬勃勃，充满活力；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依然是引领我国社会当前和未来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是在继承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基础上，持续指导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先进思想；以此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发扬和提升了维系我们民族世世代代得以统一和生存的传统精神，吸取和包容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成果，从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现代化的高度，使我们古老的民族焕然一新。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改革和革命，归结为传统文化的灾难，至少是一种认识上的失误，思维上的偏颇。

　　我不是文化主义者，不主张用文化解释文化，更不赞同用文化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思想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必不可免地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革。人们固然不能设想脱离传统而任性驰骋，但影响他们观念更剧烈的则是现实。传统表现为思维中的习惯力量，而现实则推动思维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来自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一方面来自对异质文化的借鉴。因此，就民族文化的整体而言，它既是传统的连续，也有中断性的更新，它是连续性与中断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延续，而且是一种向上的发展；它不是轮回式的循环运动，而是波浪式地从点到面的逐步扩大，从初级向高级的不断进步。

　　任何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创新力的民族，都不会读着一本经，守着同样的教条，抱着不变的观念，封闭自足地存活下来。有些学者只看到某些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信仰上表现的一体性，完全忽视了这些宗教随着相应社会的演化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以基督教来说，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从非法地位上升到全民必须信仰的国教，从统一的教会到一分为三的分裂，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基督教自身，而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及不同阶级和集团的不同利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国内是很著名的，它讲的其实是“宗教改革”逼使基督教不得不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改变它的信条，以适应在新的国家体制和新的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由此形成了与天主教对立的所谓“新教”。遗憾的是，在中国某些文化人读来，这本书成了证明基督教是足以产生新的经济体系的宗教，这如同今天有人出钱要求证明基督教产生了科学一样荒谬。他们同样忽略了资本主义强制基督教改变形态，尤其是强制性地改变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得近现代科学、哲学、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纷纷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基督教统治下分化独立出来，从而将西方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为世俗人文主义和无神论的发展打开了不容堵塞的豁口。至于有些民族和地区，重新打出他们传统的宗教旗帜，似乎在向传统回归，但只要认真地进行客观研究，就不难发现，在这旗帜下面簇拥着的是世俗的利益诉求，以及与这利益诉求相应的已被翻新了的教义，即使最保守的原教旨主义也不例外。

　　二

　　考察我们的文化历史，评价我们的传统，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站在我们民族发展的制高点。只有站在当代我们民族发展的高处，才能更科学更准确地评价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才能更准确更科学地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我在一次发言中讲过，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令我感触最深也是最具时代特色的思想，一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二者是互补的，不但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我在一篇论文中认为，始终贯穿着在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精神，大体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日新日日新”（包括“维新”和“革命”）这种对自己的传统敢于反思与革新，敢于吸取异质文化作为自己的养料，不封闭、不排外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二，在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为本”，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为贵”，这区别于西方的上帝决定论及视人民为“羔羊”、人人天赋“原罪”的宗教文化基础，而成为中国民主传统的源泉；第三，“大一统”与“和而不同”，这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承认和维护各民族平等和个性自由之统一，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机制，这与同属古代封建社会的西方传统有天壤之别；第四，“大同”与“平等”、“均富”的思想，自古至今，一脉相承，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坚不可摧的理想。

　　我认为，十七大报告反映了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作更深层的认识，使我们评估五四运动有更准确的尺度。

　　三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念，即“科学”与“民主”。严格地讲，这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理念，贯穿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要它创建和发展近现代科学，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就此而言，科学与民主同传统文化的长短无关，与民族特性的优劣无涉，倒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紧密相关。在当时的条件下，五四运动的本质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科学则是支持和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基本途径。反帝反封建是五四运动的否定方面，特别反映在文化批判上，同时它又蕴含着肯定方面，这两个方面同样不可或缺。这里只讲三点：

　　第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两大“革命”，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非常巨大。 “文学革命”主要指“白话文”和“大众语”运动，其中也包括“文字改革”。这个“革命”也可以称作文化大普及运动，它把读书识字、获取知识的文化权利，从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中解放出来，为劳动大众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提供了条件，也把历来作为“劳心者治人”的工具，变为了“劳力者”避免被“治于人”的重要手段。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劳动大众的历史大发现，使知识为最广大的劳动大众服务成为进步文化人的自觉———由此促成了反映劳动大众的需要、情感和政治诉求的“革命文学”，以及在城乡工农中的普遍开展的以识字为中心的“大众教育”。

　　第二，对儒家“礼教”的清算。这一清算的实质，是要把我们的民族从封建主义的文化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历史学家多把它看作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之从宗教文化统治下解放在性质上是相近的。斥责五四是对传统文化的断裂，拒绝正视它的启蒙作用，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只要粗略地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五四批判、清算的着重点是封建主义势力，以为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扫清障碍，而不是全面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它主要是政治批判，不是学术研究。

　　鲁迅被认为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代表，他遭受的谴责最多，对他的丑化和辱骂似乎还成了眼下的一种时髦。但是，只要当真翻翻他的著作，他对传统文化的关切，从《嵇康集》、古小说与传奇的整理到《中国小说史》的编撰，从信笺的搜集到碑文的收藏，大概至今也少有人能够做得到。他有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很能反映他所以批判礼教的原因，同时具有为孔子正名辩诬的性质，那些非鲁者不妨也去看看，俾使在捍卫传统的时候，不要回到慈禧太后时代，与徐桐大学士为伍，更不要回到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那里，继承他们的衣钵。当年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和正在侵华的日本，都是热衷于尊孔读经的，不妨也可以作为全面认识鲁迅的一面镜子。这说明，对于孔子的尊重和礼敬，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意涵与政治趋向的。鲁迅最致命的“罪状”，恐怕是提倡青年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这个主张可谓反传统达到极致了，但奇怪的是他的自题像中却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字句，死后又被当时的文化界奉为“民族魂”。这其中的道理，是应该很好想想的。

　　第三，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影响了国民党的左转，一直左右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着世界大格局的变化。在判断当前中国的文化形势时，无意地忽略或有意忽视正在指导我们发展方向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而要回归过去，或者西化中国，或者异口同声地倡导宗教救世，这是颇为反常的。发出这类声音的，情况复杂，其中有的是对过去从事的革命事业表示忏悔，对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有些则基于某种动机，不安于我们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成就，而大多数是对于转型期的困惑。不论如何，文化教育界应该有所回应，以便在多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中，让读者有客观评审和自主选择的余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实际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人民本位基础上的，它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与西方某些国家把宗教作为立国之本，让人民把侍奉上帝作为根本理念是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众多社会制度，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梯，西方国家的某些思想家则把资本主义视为终极完善的社会制度，永远不会改变，二者的不同是明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观，集中体现在“八荣八耻”上，与以上帝的旨意为道德的最高准绳、将全部伦理建立在唯利是图的基础上的道德观，也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理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升了中国的传统。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