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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杨敏:个人安全的预期与焦虑

来源:2006年08月14日 《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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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是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普遍安全感低落,这样的社会是难以达到和谐的。一个社会的安全需要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需要,二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需要。过去我们主要侧重于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人生活中的安全。实际上,后者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更经常、更普遍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个人生活中的安全状况已经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的安全度,构成了影响甚至威胁社会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因素。

  几十年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再生产体系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譬如,由于社会成员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受到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所带来的压力;职业生涯、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一些意外事件很容易对个人生活造成沉重的打击;教育、通讯、交通、医疗、住房等的涨价,也会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安全感。这些原因在不同程度上催化了个人的自我保障,使金融和保险市场(储蓄、证券、股票、保险、期货等)的投资套利行为更加盛行,这样,个人不安全感所造成的非理性行为又加大了社会风险,形成了日常生活世界不安全性与社会系统世界不安全性的相互反馈,造成了社会深层结构的风险化趋势。

  除了上述结构性变化的深层成因,还要注意我国个人安全问题的两种实际成因,这就是“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现实困境”是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如贫困、失业、失地,党群、干群、劳资关系的不协调或紧张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在当前,“现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又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问题上。“未来恐惧”的意思是说,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高度敏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恐慌,公共物品(如教育、通讯、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等),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心态。

  因此,我们应当转变安全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应该认识到:个人安全是更为基本的安全,对人类安全有着基础性意义,维护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及其他安全,归根到底是要保障人的安全、促进人的幸福。(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2006年08月14日《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字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