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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灾荒的频繁性、复杂性、严重性和广泛性，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颇为少见的。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而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黄河下游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这样说过：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

　　在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下，频繁而严重的灾荒固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劫难，但也恰恰成为激励中华文明生长、绵延的一种积极力量。中华民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不再匍匐于自然灾害的淫威之下，而是发展出“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的思想，与灾荒进行了不间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

　　早在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时代，就有人对消极祈禳弭灾的观念和活动进行了批评，形成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意味的灾害观。荀子明确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东汉王充坚决反对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加以神秘化的灾异谴告说。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中亦声称：“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所有这些认识，都冲击了天命主义的灾害观，也成为中国古代积极进行抗灾救荒的思想基础。

　　与灾害观的发展相对应，关于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来进行抗灾救荒的思想也很早就出现了。成于战国时代的《周礼》提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其内容包括：“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的较为系统的荒政思想。除了“索鬼神”，其他各项大体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切实可行的措施。差不多同时代的《礼记》，更明确阐述了积储备荒的必要性。这类思想在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救荒思想的内容更为丰富，也对当时荒政制度的建设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直到今天，其中仍不乏值得借鉴的真知灼见。

　　我国积累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大量的灾害史料。在先秦时代的《竹书纪年》、《春秋》、《左传》、《逸周书》等典籍中，就保存了相当多的灾害史料。《汉书》首创灾害专志“五行志”，开正史记录灾害之先河，后来的正史中几乎都有专门篇幅辑录历朝历代的灾害史料。不仅如此，我国另外一项独有的史志编纂传统即地方志的修撰中，也都有“灾祥”、“灾异”等专章记录本地区灾害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正史中灾害记录之不足。这些丰富的灾害史料，有助于我们总结、认识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理和规律。

　　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国家力量主导下的、相当系统而且周密的荒政制度。至少从秦汉时代开始，就已出现了许多专门应对灾荒的有效政策和行动。后来各朝代几乎莫不在重视和继承前代荒政经验的基础上，对这项制度又有所发展。特别是清代，更是集中国古代荒政制度之大成。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规定，都无法避免封建统治下操作过程的种种弊端。

　　我国还形成了重视总结救荒经验的传统。大约从宋代起，一批有识之士就开始系统地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诸多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并著录成书。据初步统计，迄至清末民初，此类救荒专书约有250余种之多，其中如《救荒活民书》、《康济录》、《筹济编》、《荒政辑要》等，均被当时的统治者奉为救荒圭臬和赈灾指南，且多次刊行，流传颇广。这些救荒文献，一方面详尽记录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灾害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官府与民间社会历次救灾实践的实录和总结，颇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救荒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于今天的人们深入了解各历史时期的灾害情况特别是救灾减灾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今天党和国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它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提供极其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国家减灾救灾提供宝贵的借鉴。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种民族灾难，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自然的。但不论哪一种灾难，都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民族压倒，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屈服。相反，灾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昂扬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是在克服各种巨大灾难中不断奋起、不断前进的。

　　

　　（责任编辑：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