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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对大陆新儒家的评说，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上陷入了唯理论的僵化境地，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的儒学上陷入了唯方法的空洞界域，这是僵化空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未必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在不同领域受到西方学术、儒家文化冲击而（已、正、将）被边缘化感到恐惧、忧虑的情绪化反映。
一、在持守“马克思主义”上陷入了“唯理论”的僵化境地
方克立在关于所谓“立儒教为国教”问题致李宗桂、杨海文的信中说：“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则应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操守。我很奇怪我们同行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宣称自己是“儒家”。儒家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其理想、信念、立场、世界观和价值观与共产党员能是一致的吗？过去人们避“儒”唯恐不及，现在当儒家又成了一种时髦，以至共产党员也要去赶这个时髦。”
这种所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操守”，在他那里实际上陷入了“唯理论”的僵化境地。他忘记了理论与实践的真正关系，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无法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集中体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在现实层面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这种实践进程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但不是中国要屈从于这面旗帜，不是中国的革命与发展实践要适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更不要说是马恩列斯的著作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要适应中国的客观现实与发展需要，而是这面旗帜要服务于中国的现实需要。现代中国，是自主发展而来的中国，是正在自主发展的中国，更是必将自觉自主发展的中国。他不能洞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内生自主性，所以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以中国化的形式入主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落地生根，关键在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契合性。
这种契合性，体现在原儒经典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所蕴涵的思想[人们通过接触现实世界的活动来领悟把握人化世界（天、人、家、国、天下，自然、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格物）[外在客观规则]，形成知识并内化为（通过“学”、“思”、“习”）人们身心意智结构的认知（致知）[化外在客观规则为内在理性认知]，真诚遵循外在客观规则的意念（诚意）[化内在理性认知为内在意念自觉]，端正诚守规则意念的心态（正心）[化内在意念自觉为内在心理（情感）诉求]，在总体上修养提高人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内在理性认知、内在意念自觉、内在心理诉求综合通过人体成为“身”]，从而通过实际行动担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权利与自由）]，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学理感同的根基。这种契合性，还体现在：原儒经典依托中国原始氏族晚期社会生活图景（中国原始氏族晚期社会一方面留存着被马恩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因素，一方面又产生了人们分殊共生的社会架构雏形），所提出的美好社会生活理想[“公”“均”“安”的大有大同小康至善社会理想]，为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将其中国化提供了理想感同的基础；原儒经典不仅提出了现实而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还给出了实现这一社会生活理想的根本性解决之道[儒学主张通过“修身”“笃行”即人们通过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并以实际行动担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义务、从而也实现自身的权利与自由，从而以人的综合素质提升与现实行动为根本实现“公”“均”“安”的大有大同小康至善社会理想]，这与马克思主义相似，在实现社会生活理想根本性解决之道上都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为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的提供了一个道路可行的感同基础。从长远来看，人的综合素质与现实行动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之所在（马恩也主张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但是由于马恩所主张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砸烂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革命路线”，更适应用中国近现代之交中国国情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需要，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中国化的主要根源。
二、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的儒学上陷入了“唯方法”的空洞界域
方克立在关于所谓“立儒教为国教”问题致李宗桂、杨海文的信中说：“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儒学和儒家呢？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批判地吸取和借鉴了儒家人生修养学说中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这说明共产党人并不排斥而是十分珍视儒学中的精华。李一氓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无法接受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这说明共产党人是不能认同和接受儒家的价值立场与世界观的。匡亚明同志在研究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三分法”：一是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是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是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这个“三分法”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讲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二分法。”
这种“‘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二分法”的坚持，又使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的儒学上陷入了唯方法的空洞界域。他凸显了“方法”，忽视了“对象”，对作为方法之对象的儒学没有作全面、深入、具体、丰富的研究与把握，只是依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二分法”的方法朦胧含糊地以为“对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即直接为维护、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和宗法专制统治秩序服务的那些东西，如“三纲六纪”等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深入批判的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做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倍加珍惜，精心保护，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这个概念，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的人格化，或者说是一套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格化，它是与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儒学，则存留于包括文化典籍、生活方式和精神传统在内的大、小传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而又精糟并存，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弃糟取精、批判继承的巨大任务。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共产党员、儒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可以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
这种儒学精糟并存、糟大于精、当以批判为主的方法与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保守派那里根深蒂固，盖源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时期，将孔子等儒家视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将儒学视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与鞭挞的社会历史需要与实际运动过程（这是主要根源）；原儒之后起诸家主要（不是全部）从伦理道德的维度不断将儒学发展到一种新的“极致”，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原儒经典多重性多向度理论读解生发的本真状态与其它理论发展线路崛起兴盛的可能性（这也是一个不能忽视与否认的重要因素）。对儒学遭斥的主要根源，借用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在泼洗澡水时连同孩子一起泼掉。”对于原儒之后起诸家对原儒经典的遮蔽，我们应当回到原儒经典、生发其本真精神。原儒经典对人与世界的体悟与把握，是人天然参与现实世界其中的混沌模糊的整全式体悟与把握，广大悉备与意蕴丰厚而内蕴多重性读解与多维度理论生发潜质，这克服了儒经典言说形态与具体内容的历史局限性，而深具恒久魅力与普世价值；后起诸家主要（不是全部）从伦理道德的维度不断将儒学发展到一种新的“极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它发展线路崛起兴盛的可能性。要准确全面把握并自觉立足中国当下现实之所需，借鉴吸收全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从原儒经典多重性读解生发框架中找准最能承续历史、顺应当下、指点将来的儒学义理结构，用现代汉语解释系统建构为简明通俗、面向百姓的现代儒学理论新形态。
三、对“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感到恐惧忧虑的唯情绪的情绪化反映
方克立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说：“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反而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还不是个别情况。 在经济学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力图掌握话语主导权，在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保守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在上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甚至边缘化。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和批判继承的方针都不行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主张纷纷登台并占有一定市场，他们断言中国只有走“儒化”之路才有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儒化派在我国的学术思想领域里各有其阵地和市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刘国光同志关于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带有普遍意义，除了硬措施外，还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马克思主义者要说得起话，要有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使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近各单位都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则应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持守。 我很奇怪我们同行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宣称自己是“儒家”。儒家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其理想、信念、立场、世界观和价值观与共产党员能是一致的吗？过去人们避“儒”惟恐不及，现在当儒家又成了一种时髦，以至共产党员也要去赶这个时髦。”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在不同领域受到西方学术、儒家文化冲击而（已、正、将）被边缘化（可能失去其指导地位、统治地位）感到恐惧、忧虑的情绪化反映。这种情绪化反映，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抽象的唯理论之理论操守，凸显方法、偏解对象的唯方法的空洞之方法，使他既看不到理论与实践的真正关系，又偏离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更无法全面准确的体悟原儒经典的广大悉备、丰厚意蕴，也因此陷入来自恐惧忧虑的唯情绪的情绪化反映而不能自拔，因此他只有情绪化的诉诸“硬措施”，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自觉地坚持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及需要出发，在准确全面把握现实与需要的基础上，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中庸之道”，走出唯儒学主义、唯马克思主义、唯西方主义的保守主义与分立斗争的藩篱，形成儒学、中马、西学相交融、相补充、相发展的良好局面，注意避免中国发展偏离健康轨道的可能，真正找到中国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问题的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