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方：很高兴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早就听说这是一所人文氛围很浓的学校，今 天亲身感受到了 。我和林安梧教授今天讲的内容涉及到20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现在大家正在学习江总书记 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想这个题目可能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点关系。要 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说明它的文化方针、方向是正确的 ，就必须总结、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个历程，通过与其他文化思潮、文化方针的比 较才能做出这个结论。所以我今天就想粗略地谈一下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以及各种文化思 潮的看法。

　　先讲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

　　我们知道，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三大思想派别：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 中国到“五四”时期，也形成了大致类似的三种思潮。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 化派，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政治、文化观念，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主张中国要 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保守主义则是指固守中国传统、反对或者抵制西化的思想 派别。保守主义通常又分为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前者竭力维护社会政治 现状，反对社会革命；后者不见得反对革命，有的在政治上还很进步，主张革命，甚至亲身 参加革命，如章太炎、熊十力。熊十力先生当年在武昌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护法运 动。就是说，他们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对待民族文 化传统问题上，他们却显得很谨慎，很保守，主张立足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西方，走一 条“ 中体西用”的道路。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派别，有国粹派、学衡派、“本位文化 ”派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现代新儒家”。这个学派从“五四”时期梁漱溟先生到北 大去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在今天，它在港台地区仍然 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思想派别。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就是马克思 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对它非常 仇视，所以把它称为“激进主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首先 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五四”时期有一场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辩论到底是东方文化优越还是西方文化优越。 当时胡适、陈序经等人主张全盘西化，梁漱溟、杜亚泉等人持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在这两 派争论时，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企图超越偏于“肉”(物质)的西方文明和偏于“灵”( 精神)的东方文明，表示了对“第三新文明”的向往，他认为这种理想的文明是一种“灵肉 一致的文明”。瞿秋白同志到苏联去考察后，也是既超越东方文化派，又超越全盘西化派， 指出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是一种“艺术文明”，认为它是自由、正义和真善美的统一。

　　中国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这种“三分”的思想格局，将近一个世纪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可以说一直到今天，我们分析今天的各种思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 义三派并峙。它们之间既有对立紧张，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甚至互动和互补，是一种 对立统一的关系。“五四”以来，中国发生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这些论战基本上都是在这 三派之间展开的。比较早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自由主义者胡 适 之间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在文化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当时 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介入了这场论战；我刚才提到过的东西文化论战，也是在这三派之间展开 。40年代，新儒学在抗战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冯友兰先生提出了“新理学”，贺麟先生提出 了“新心学”，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写了一些与他们进行讨论的文章，包括我们社科院刚 去世的老院长胡绳同志，还有杜国庠、陈家康等先生。到了50年代，中国内地批判梁漱溟和 胡 适，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同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论战。60年代，在台湾也发生 过一场中西文化论战，站在自由主义方面的是很有名的柏杨、李敖，他们批评的对象主要是 传统派胡秋原和新儒家徐复观。就是说，80年代以前，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思想 文化论战都基本上是在这三派之间展开的。80年代以后，文化讨论把大陆和台港学界已连成 一个整体。1988年我们到新加坡去参加“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研讨会，与会的40位 学者都是华裔，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当时我 们的一些 学者还是初次出国，大家还在想，海峡两岸学者长期隔离，难免会有思想观念上的对峙和紧 张。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陆的自由派学者和台港、海外的自由主义者站在一条阵线，同新儒家 ，也与大陆的马列派学者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和思想交锋。

　　为什么这种“三分”的思想文化格局在近一个世纪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想，从根本上 说，这三派思潮正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冲突。文化问题不是孤 立的，而是和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或模 式不外乎三种选择：一种是“全盘西化”，一种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就是我 们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想，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三大 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大概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无视和回避这一现实。文化问 题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企图摆脱或超越意识形态，结果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掉 到某一种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去。

　　以上是从总体上讲一下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下面再分别对三大文化思潮在20世 纪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它们在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最新表现，来看它们之间的对立互动关 系.首先看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表现。

　　自由主义在西方有深厚的传统，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它的代表人物有洛克 、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杜威，还有当代的海耶克、波普尔、罗尔斯等人。近代中国 的自由主义思潮，从严复起，经过胡适、丁文江等人，到40年代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主个 人主义者”，再到台湾的柏杨、李敖，也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呼唤人的个性解放 ，鼓吹人权，崇尚理性，追求西方模式的民主和自由。这一派在近代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展，李泽厚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未能创造出自己真正独立的哲学”，应该说这是事实 。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理念，但它也有文化意义，有其哲学基础。按照自由主义理念提 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改革方案，在中国总是和“西化”联系在一起的，实质上就是要求实行 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方面，胡适先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和政 治实践，都可以为自由主义的理念做一个诠释。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台湾除了胡适之外 ，还有殷海光等代表人物，这一思潮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许多台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 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包括新儒家中的一些人，在文化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但在政治上信奉自 由 主义。比如徐复观先生，他去世后有人写文章纪念他，题目叫做《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 主义论政》，就是说在他身上体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二者的结合。

　　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大陆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但也有一股潜流。1957年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了，但其中有些代表人物就是从40年代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演变而来的。80年 代后期在中国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所继承的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有些人的 思维方式和“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打出的口号也是“彻底反传 统”，宣称“反传统是永远不悔的旗帜”；有人还再次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要“让 先进的西方文明全面冲击中国”。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有了一定的 气候就要表现出来。大家注意到，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三年，自由主义在中国又有一次兴起， 其标志就是1998年的北大百年校庆。当时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北大传统?有 的说是科学和民主，有的说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的说是爱国主义，有的说是与时俱 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北大传统是自由主义。他们编了一本书，书名叫 做《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副标题是“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位知名学者为它作序，认为 “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呼唤“发轫于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 兴”。在这之后，中国思想界出了一批宣扬自由主义的论著，当然也有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人 ，在世纪末展开了一场新的思想论战，其影响至今犹存。为什么在世纪之交会出现这么一场 思想论战，恐怕与今天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直接相关。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大 家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其次，再来看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是在传统和现代化的对立紧张中，代表维护传统的一种力量，主张认同和回归 传统文化。它在形式上是反现代化的，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排拒现代的普遍价值，而是主张在 传统的基础上渐进的改良。它不承认突变和飞跃，反对断裂传统。所谓维护传统就是维护历 史上形成的、代表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事物。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长期连续成长的、历史积 淀下来的人类理性和智慧，要远胜于个人瞬间的偶然创造。所以，他们不相信没有经过试验 的改革或革新，更反对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说自由主义是从西方传进来的，那么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中国的特产，它也是一种国际 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运动而出现的。它的代表人物有德 国的哈曼、谢林、赫尔德，英国的柏克、卡莱尔等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非西方地区的扩 展，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在非西方地区活跃起来。非西方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往往与民 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典型代表有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日本学者西 田几多郎等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有以章太炎、刘师培为 代表的国粹派，再早一点的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还有上个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以 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等。而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 主义主流派的则是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现代新儒家学派，因时间关系这里不能作详细介绍。

　　中国最近的一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它表现为主张回归 传统，批判激进主义，有的学者还公开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有本《原道》辑刊，在 “编后”中公开声明其办刊宗旨就是“保守主义”。该刊第一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无 本者竭，有本者昌》，副标题是“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它的基本观点是：曾国藩指 挥的湘军认同儒家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所以它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洪秀全领 导的太平军是以“拜上帝会”，也就是以基督教为旗帜来动员群众，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以必然失败。它把曾国藩讲的“无本者竭，有本者昌”说成是 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用来说明、剪裁历史，完全不考虑这场战争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政治 、经济、军事等条件，仅以文化上是否“有本”来说明其“必胜”或“必败”的原因。这是 一种典型的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不要小看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我给大家念一段描述1993年的中国社 会文化氛围的文字：“在文学界，《白鹿原》和《废都》成为1993年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前 者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儒教圣人朱先生，以及他的俗家弟子白嘉轩，拜倒在传统文化的脚下， 期冀着在理想化的儒家学说中栖息疲惫而脆弱的心灵；后者则是在历史转折、文化失落之际 ，放荡形骸，纵情女色，逃避现实，精神自戕，却也仍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从魏晋 的放荡名士到明清的无行文人的有意识地效仿。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复古主义和传统文 化的回潮更是全方位和多元化的：从大众传媒中的评书艺人说《杨家将》、《岳家军》、《 三侠五义》、《小八义》，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播放唐明皇、杨贵妃、康熙、雍正、乾隆、慈 禧等宫廷戏，到著名影星刘晓庆、巩俐等纷纷主演武则天，到久盛不衰的《易经》热，蜂拥 而上的白话今译经、史、子、集；从大量的仿古建筑，以‘皇家花园’、‘行宫’等命名住 宅区，到所谓宫廷秘传的占卜术、生男生女术……以整理古籍名义出版的明清艳情小说等 等，称本世纪以来，怀旧和复古思潮，于今为烈，大约不是妄断。从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的叛 逆和决裂，到世纪末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岂不令人感慨系之!”(《文学评论》 1994年第6期)这段放大了的描述，难免有些夸张，但它所揭示的20世纪末的文化回归现象，确实值得深思，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最后来看代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

　　前面讲了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一个主张全盘西化，一个主张回归传统，他们都说是为 了救中国，我们也不怀疑其中一些人的感情、动机是真挚的，不否定在这些思想学说中也包 含着一些合理因素。我们对现代新儒学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都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分 析态度，有些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要有所肯定。但也必须指出，在处理古今中西文化关系问 题上，这两派确实都有所偏颇，在事实上也行不通，因此都不具有现实性。正确的文化心态 是既不崇洋媚外，也不是盲目的华夏优越感，而是应该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 吸取古今中西文化之长，为我所用。从16世纪末叶开始有中西文化交流以来，一些先进的中 国人都有这种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文化观点和文化主张，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总结提升为系统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 创 新”的文化观。我们要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当然首先要学习、 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 还有1986年、1996年的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等重要文献。此外，一些主要从事学术文化工 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我在这里想着重介绍一下张岱 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文化观。

　　张岱年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今年92岁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综合创新文化观 的雏形，当时的提法是“创造的综合”，又叫做“文化创造主义”。80年代，他在《文化与 哲学》一书的自序中说：“30年代曾参加当时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我反对东方文 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 以称为‘综合创新论’。”〖HT〗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张先生发表大量文章和讲话，重 申和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文化观点。特别是和他的学生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一书，系统地论述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实质内容和形成过程，是一本重要的文化学专著。同 学们如果对中国现代文化问题有兴趣，可以把这本书找来看一看。

　　综合创新文化观虽然是由现代学者张岱年提出的，但它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 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过了许多前辈的艰辛探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逐 渐形成并概括地表述出来的，今后它在理论和方法上还要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深化。

　　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早在16世纪末，自有中西文化交流以来，徐光启就向崇祯皇帝 提出一个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认为要胜过西方文化，就一定要学习、了解西 方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有人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主张，既不抱残守缺， 绝对排拒西学，也不盲目崇拜西方学说，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五 四”时期，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一种既 超越全盘西化，又超越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的“灵肉一致”的文明，或所谓“艺术文明”。另外还有一些人，如蔡元培先生，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既超越了 欧洲中心论，也超越了华夏中心主义，主张中西文化辩证地融合，要“合东西洋文明为一炉 而冶之”。我们知道，30年代鲁迅曾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来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一种对待文化问题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叫做“古今中外法”。他说 ，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要弄 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 究。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经非常通俗地解释过这种方法 。他说，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 ，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成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成自己的，和中国的 结合起来。“古今中外法”就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把它们都变成我的有机血肉。徐老还 打比方说：就像吃肉，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都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 是说吃了狗肉就变成狗肉。这一解释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古今中外法”的辩证综合的本质。 我刚才讲综合创新文化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许多思想文化心态比较健康的人实际上都 趋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因此他们提出的文化主张都与此相接近。比如在30年代，有一派提倡 “新启蒙运动”的学者，包括胡绳、张申府等人，都提出过类似的文化主张。他们认为，新 启蒙运动在文化上是主张综合创造的，它所创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 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而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辩 证综合或有机结合。在这段话中，综合创新的思路已经相当清晰了。由此可见综合创新文化 观的产生确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论在今天已成为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观点。它在30 年代已有雏形，以后不断完善和发展。张先生在80年代又有许多新的重要论述，他特别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HT〗其他学者也为研究和宣传这种文化观做了许 多工作。综合创新文化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还有重 要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值得认真研究，大力宣传。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对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作详细介绍，只能描绘一个轮廓。中间讲 得不对的或不恰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批评。我也希望得到林先生的指正。(鼓掌)

　　林：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华中科技大学，因为我去年4月曾经在这里做过一 次讲座。方克立教 授刚刚很详尽地把20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几个大思潮做了完整的论述，并且指出未来发展的可 能方向。时间又有限，我现在只能做些补充说明。

　　1990年，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参加学术会议，做两岸的学术交流。到今年，2001年，前后已有 11年。11年来，我回到祖国大陆已有20多次，说不定是超过了30次。看到祖国这11年来 的进步，我就想到我1990年第一次来大陆，到昆明参加两岸学术会议的时候的情况。那 时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或者说是初期过了一点——因为现在是中期，你不能说现在已 经是晚期了对不对?(笑)所以同学们留意以后人家请你去讲祝贺之词的话，说我的朋友事业 真是如日中天，你讲这个话就不太好，意思是说现在如日中天，等一下就要开始西斜。(笑) 应该说“一般会觉得我的朋友已经是如日中天了，其实才八点半、八点而已。”(笑)中国的 改革开放，如果以目前的态势看起来，真的你会觉得她已经是如日中天，不过她真的不是如 日中天。(笑)这不是恭维的话，其实她才九点多而已。(笑，鼓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改革 开放的路还很有得走。

　　在1990年的时候，我当时跟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他说：“林先生，你对于我们祖 国 的改革开放有什么看法?这一次到祖国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我当 时想了一下，后来我就回赠他一副对联：

　　乾道难知，惟诚立命；

　　坤德未毁，斯土安身。

　　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虽然经过了十年的浩劫，现在开始改革开放，大地母土充满了生 命的力量。当时台湾有很多人觉得大陆要改革开放，那谈何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 疑虑。但是我却发觉到在我们文化母土、心灵母土的那种纯朴的特质，这就是我说的“坤德 未毁”。就像大地母土，你看起来她好像草很少，但是并不意味着她不具有生长养育的力量 ，她其实具有非常丰厚的生育养育的能力。果不其然，这11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内地日 新月异，经济突飞猛进，全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出现停滞甚至是负增长，台湾几十年来今年 第一次经济要负增长，我们中国内地，在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的低增长的情况下，她仍然是高 增长。当然，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我愿意说那是文化力——那是长在我们深层 的内在的心灵的力量。中华民族是勤勉努力的、刻苦耐劳的，有一个神圣的信息一直引 导着她，我们要走出自己的格局来。

　　我们回想一下，近百年来，我们就几乎是糊里糊涂的，知识分子其实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造 者、灾害者。三大思潮现在一个一个都成为我们所谓的研究对象，当时这里面又有多少糊涂 仗，在那里打过来、打过去。经过了这100多年，现在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经济的成长 接下来所面临的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我想现在所讲的或者可以为方教授所说的作一个补充， 也 就是从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会带动社会、政治的变化，也会带动我们整个人内在的“自我”的变化。什么叫 做人的内在“自我”的变化?很简单，我跟我的儿子说，这是我用的第二块表，而你 才戴 了几年表，竟然已经是戴第四块表了。他告诉我说：“老爸，因为时代不同了。”这看起来 是时代，但骨子里却隐含着一个自我的变化，他对自我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交考卷 的时候，老师坐在前头，有一堆考卷在他面前，我们总会把别人的考卷掀起来，把自己的放 下 去，然后盖上去。(笑)但是台湾现在年轻一辈的同学没有人这样做。我在台湾“清华大学” 教书教了13年，特别是最近的四年来，基本上他们都是直接放在上面。这就是自我概念 的不同。经济的变迁会带动整个心灵意识的变迁，物质条件的不同也会带动整个人的精神 意念的不同。这样的思维似乎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最重要的思维之一，存在影响着意识，下层 建筑影响到上层建筑。

　　台湾原来是一个神圣的“党国威权体制”。这神圣的“党国威权体制”是把三民主义加中国 传统文化，然后把蒋介石提到最高的位置——当然他不好拿到最前面去，所以前面加个主义 。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这叫“五大信念”。这“五大信念”成为国民党政府统 治台湾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稳定性的、意识形态的贯彻的力量。但是另外，非常幸运地有一批 经济学者，包括尹仲容、严家淦、李国鼎、孙运璇、赵耀东等先生，他们具有大胸襟、 大视野，他们宏观地了解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局势，了解到整个台湾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物质条 件，它应该怎么办，他们开始去设想台湾的经济应该怎么去发展。

　　因为其他种种历史因缘条件的配合，还有非常重要的，台湾同胞，广受华夏文化教养下的台 湾同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灵土壤。几千年来，我们儒道同源的文化，还有从印度传来的佛 教文化，已经完全中国化的佛教文化，这样所形成的文化心灵积淀，形成了非常丰厚的调 节性的、和谐性的力量。我认为台湾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具体体现者。台湾的中国人，既勤勉 又努力，又具有冒险精神，又具有这样的调节性的力量，刚好又在几位非常具有前瞻性经 济学家的引导之下，整个台湾的经济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起飞。这一起飞，一直到20世纪60年 代、70年代，整个台湾的状况，真的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

　　就在这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下，随着经济的变迁，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之中，包括“神圣的威 权体制”在内，都在变化之中。在这变化过程里面，非常幸运的是，由于台湾原来的中国传 统 文化的底子是非常丰厚的，虽然她不及大陆五千年，不过她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 都知道，一次“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对于文化传统的灾难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所知台湾既 然 延续着原来的华夏文化传统，所以她仍然是几千年。比方说，在台湾讲的是闽南话，闽南话 就是现有目前活在我们中国人的各个地区和族群里头最古老的汉语，他们讲的都是文言文 。譬如说，台湾说“你有空吗?”说成是“ni wu ing bou!” 写成文字就是：“尔，有闲否 ?”这是中原古音，是文言文。(笑)所以我说，整个台湾基本上是靠这样的一个文化基 底，就这样走过来，非常顺利，它的社会性也就这样慢慢地蓬勃发展，而政治力在慢慢地减 弱 。台湾现在明显是在“社会先行”，社会力跑在前面，还有传统文化力量也跑在前头，在作 为调节力；政治力则是置放于这样的情境下调节变化的。我常说现在的台湾是社会力推动政 治，而不是政治领导社会。也幸亏如此，尽管沸沸扬扬地争议，但基本上社会是稳定的 、循序渐进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乐观地误认为这样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 真正走向一个既照顾到个体性、又照顾到整体性的公民社会的未来，这是何等艰辛的事业。 她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民族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的问题。因为新加坡不是一个纯由 华人组成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很小的政治共同体 。台湾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她所 面临的艰苦无与伦比。因为整个自我的概念变化了，一个一个的个体性冲出来了，这个个 体性如果没有办法去尊重别的个体而是以每个人的个体为主，那就不得了。

　　台湾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目前遭受到很大的痛苦。这个痛苦可能表现为一种空虚和彷徨。这时候发现原来神圣的信心不见了，发觉到整个人的 内在好像已经被淘空了，而且他 还要求更大的权利、更大的欲望、更大的利益来满足自己，来说明这个自我。台湾社会上有 一句口头禅，说“谁怕谁”，用分别心、计较心，彼此竞争得很痛苦。这就不是真正而恰 当的公民社会中的公民那彼此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当然台湾还有很多思潮在那里涌动，很 多文化、次文化在那里交融。根据我的估计，这种情况至少要经过5年到10年。现在台湾也 稍 有一些成果，社区意识普遍提高。什么叫社区意识呢?譬如说原来大家住同一栋公寓，谁住 哪里都不知道。现在不会了，一栋公寓，一座大厦，他们会组成一个委员会，谁住哪里大家 都会知道，他们会有一个共同阅读的空间，共同的游戏的空间，共同的大家交往的空间。它 开始慢慢地变化了，开始学习了。它从原来家庭为主导的社会中走出来，走到一个以个人为 一个单位的、跟其他的诸多的个人连在一块而形成的公民社会中那样的总体。他开始寻求个 体跟总体之间恰当的关系，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台湾人口2 300万，台湾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台湾接受的各种思潮里面，现在是什 么思 潮都可以沟通。在台湾，譬如说在我的母校台湾大学的前面，跨过罗斯福路，有一条巷子， 那里有一个店，就叫“巴黎公社”。(笑)你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毛泽东语录》，可以看到 五星红旗，可以看到很奇特的东西——在你们看来不奇特，在台湾觉得很奇特，社会上 已经有着这样的承受力。台湾现在面临着如何缔造良善公民社会的艰辛局面，它现在面临着 很大的问题，2 300万的人口，有着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其他各个思潮的交融底下，现在 还得受苦，但愿它会安然渡过。中国内地现在改革开放正在上升中，像旭日东升一样，九点 多，十点多，十一点，到了十二点了，就要面临我讲的所谓的“公民社会”如何建立的问题 。这问题可不简单，我想台湾的发展可以作为不错的参照系。当然，我要说自家的传统文化 的调节力是极为重要的，千万不可忽视。

　　我认为21世纪整个近现代的三大思潮，必然一步一步转化、融合，中国文化也将面临着一个 新的问题——公民社会如何建立起来，这将是一最大的考验。13个亿的人口，五十六 个民族，贫富差距正在增大之中，而经济正在上升之中，人的内在的自我概念、心灵精神意 识正在变化之中，一个一个团体的构造也在变化之中。中国啊，中国，伟大的中国!多少智 者 在这里思考这些问题，这是21世纪中国文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将是整个中国文化一个转型成功的真正起点。因为中国现在是在站起来之中，但是还没 有转型成功，惟有我们“公民社会”的构造成功，中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 具有丰厚无比的力量站在这个世界上昂首不屈的大中国。这样的中国不是霸权的中国，而 是王道的中国。我们得重新去了解、去诠释我们文化的源头，开发我们文化源头里面和新兴 的、生长性的、创造性的、共生共荣的思想，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我刚刚讲的主要是从内在的角度做一心灵意识深层的阐释，指出我们未来可能要面临的严 重问题。再者，我们把美国帝国主义思考进去，把其他世界各国国际之间的竞争一起放进去 思考，你就会发现到这个问题的艰难程度。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舵手，但是 改革开放现在走到九点钟，什么时候是十二点?当你进到下一个阶段，就得面临如何建立公 民社会的问题。但，我愿意这样说，非常可贵的是，我们这个族群、我们这个民族有非常丰 厚的文化土壤，目前来讲，国内的传统文化方兴未艾，正在生长之中，当然西方文化传进来 也方兴未艾，在这样互动的过程之中，千万不必再来一个像以前那样的“传统与现代化”的 论战，这是不必的。是不是只要彻底的反传统，是不是只要自由主义就不要自己的传统， 统统不是这样思考，应该在很具体的条件底下去思考：我们 是在什么样的变迁过程里面，而在整个变迁过程里面我们的心灵意识、我们的组织结构 将会随着经济发展产生一些什么变化。

　　我们要在这一变化过程里面仔细地思考，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回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可能是要有一个崭新的蓝图，相当不容易。就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当我们谈21世纪中国文 化发展的时候，中国文化不能够再只是把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庄子怎么 说，说完了就了事，而应该是深入到他们的文本里面，去开发他的思潮，而是真正地面对我 刚刚说的未来的“新民说”，少一些无味的争论。这样做，我认为中国内地可以省掉些在整 个人类文明改革过程中必须忍受的煎熬时程。当然，这里就需要在座的朋友投入人文性的思 考。虽然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名是一个科技大学，但是我去年来你们这里，我的感受是这里充 满了人文的气息。上一次我来，杨叔子院士，华中科大的前校长，跟我说，“下一回来，无 论如何要拨冗来学校讲演。”我就这样应约再来。科技大学不是只懂科技的，应该是既懂科 技又懂人文。“又懂人文”不是把人文拿来当修饰的，而是真正能够做深入的人文思考的。 人文思考是真正通过古代的典籍、现代的典籍、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总的遗留下来的东西以及 现在正在生产的东西，继续思索我们自己这个族群该怎么发展，自己的民族怎么发展。不只 如此，还应思考整个21世纪人类文明的未来，因为只有中国安定，中国和平，人类才可能安 定和平；惟有中国的强盛，才使得人类未来发展里面不会流落于惟一的在某一些文化帝国主 义的压迫之下成为一种单向度思考。

　　我们知道，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天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一体而多元”的格局，中国本身就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谐性的、共生共荣的、万物并作的伟大的民族。我们期待在座 的各位朋友，虽然华中科技大学，名字叫科技大学，但是你们是非常具有人文性的，以深度 的 人文思考去操作你们的科技，去理解你们的科技，去了解科技本身的限制，进而回过头来去 了解人文本身可能的发展。 我们中国人 站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文明有更大的帮助作用、参与作用、促成作用。那时我们可以 说，我们又回到了天下一家，因为中国人的思考就可以散播到全世界，不是用美国文化 的霸权的方式散播，而是用我们原来王道的方式，让全世界都能够了解什么是一体而多元、 共存共荣的文化的模式。

　　（本文为作者2001年9月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陈文平，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