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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2022年8月26日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学术中国·2022年国际高峰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指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跃式发展。”我们取得这些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改革发展中形成了自主的方法论体系。这些方法论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宏大实践。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同样离不开自主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赋予“摸着石头过河”这一中国自主的方法论以更为丰富的内涵。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就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就特别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法要求通过试验，总结出经验，防止走弯路。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探索前进，就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方法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避免了我们在改革进程中走了很多弯路。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这一方法论是否还管用？其内涵有什么变化？对此，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是从总结经验发展到把握规律，从试点推广到试验可复制。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了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我们要研究科学发展的经济规律。这包括很多规律，第一个规律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标准、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二是强调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质量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制度等。第二个规律是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相关的规律。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会相应地慢下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10年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再到高质量发展，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我们提出来的这一系列的新判断，都是基于对规律的把握，也就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而丰富和发展出来的一些科学的结论。

　　第二，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一中国自主的方法论。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蓬勃成长的大国、一个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绝不允许犯任何颠覆性错误，“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极为重要的遵循。方向要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要坚定不移；步伐要稳，蹄疾而步稳，政策和措施都不能大起大落；战略要稳，要有战略定力，不为各种风云所动。稳中求进不是不思进取，更不是原地踏步，是要进，甚至是大进、长进。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强调这个阶段的稳定性，但同时我们强调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们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布局从2020年以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平稳地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战略举措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同样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现在的全面从严治党，它包含的要求和内容与2020年以前的就不同了。比如现在更加强调自我革命，特别强调我们永远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我们强调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同时在新时代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既有稳定性的一面，要解决更高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的任务依然艰巨；更有进的一面，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 

　　第三，提出系统观念这一自主性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既有辩证唯物主义事物普遍联系的方法的哲学基础，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观的文明基础，还有系统论这一自然科学的科学基础，更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反复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最早是2012年12月7日—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来的。总书记提出：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7年6月26日上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2019年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题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文章。文章指出：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如何理解改革的“三性”？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统筹性。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阶段、发展理念与发展格局，只有深化对发展阶段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发展理念，更好地构建起新发展格局。

　　其二，联动性。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相互联动，是相互促进，不是相互抵消。例如公共政策与道德风险关系的处理。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中提到：“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公共政策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各项公共政策制度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都要充分体现道德要求，符合人们道德期待，实现政策目标和道德导向有机统一。加强对公共政策的道德风险和道德效果评估，及时纠正与社会主义道德相背离的突出问题，促进公共政策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公共政策制度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都要充分体现道德要求”，这是一个有真正实效的政策设计，它实际上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使每一项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都会变成促进道德进步的力量。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价值预期，例如严格的责任制一方面能够使人们更好地担负起应该承担的职责，另一方面产生的结果就是矛盾上交、推诿扯皮，产生各种不作为的预期。此外，注意金融的道德风险。金融的道德风险是指在金融领域中，为了巨额利益而抛弃道德原则或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择手段的行为。2019年2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要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金融领域道德风险的危险性在于：具有隐蔽性，在破坏性爆发之前往往看不出多少征兆；具有爆雷性，一旦爆发就会像炸雷一样迅速蔓延，特别是会对社会一些固有的道德观念产生摧毁性的破坏。 

 

　　其三，时间性。注重政策效应在时间上的递减、变异性。实际上我们强调系统观念，它是时间上的整体性，就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而言，它的今天、明天和后天，它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果之间的相互关联问题，以及公共政策效应的时间上的递减和变异。习近平在2018年11月1日指出：“任何一项政策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不断提高政策水平。”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恩格斯的思想告诉我们：无论是在自然领域还是人类社会，政府制定的政策都有积极性和外部消极性并存的特点。从远期看，外部消极性往往会逐步抵消短期的积极性，造成人们没有预料又恰恰不想要的结果。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资本作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充分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具有的逐利本性越来越突出，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设立“红绿灯”，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的任务就提到日程上。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确实是越来越深化的。 

 

　　所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确实需要有一些我们自主的方法论，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自主的方法论体系，这需要我们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的学者，能够交叉融合去推动对这些领域的研究。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