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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陈其广等同志的调研和我与他们的座谈，特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肿瘤及疑难杂症发病率持续上升，传统中医药大有可为

　　由于环境污染和工作、生活节奏加快而带来的生理、心理问题等因素影响，肿瘤及疑难杂症发病率持续上升，并出现向中青年漫延甚至危及青少年的可怕现象。据报道，仅癌症一项我国每年就新增病人200万以上，因癌致死120万人以上。此类疾患不但成为患者死亡主因，高额治疗费用还使不少家庭涉贫返贫。防治恶性肿瘤和疑难杂症已成全球医药卫生行业面临的最重大难题。

　　近年来，我调研组以原科技部相关课题组的前期成果为参考，深入城乡调研中医药生存和发展现状，了解和接触到传统中医药、尤其是民间传统中医药在恶性肿瘤、疑难杂症的防治或术后康复方面的一些实例。尽管有些防治方法用现代医学理论还无法理解和说清，但疗效表明：我国最具原创优势和特色的传统中医药学在这些领域的确大有可为。

　　遗憾的是，即便有的公立中医药机构领导和体制内名老中医也承认民间中医药对传统理论和方法理解更准、继承更好、运用更多，但现实里民间中医药的传承却因有关法规未能充分考虑中医药自身特点而处在困难境地。此种情况全国普遍存在，但以民间中医药根底较深、发展较好的山西运城较为典型。

　　运城是华夏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古人“医文相通”的传统在民间得到较好保存，当地中条山脉的中药材资源也相当丰富。建国以来，运城市卫生部门曾几次试图依照西医药的标准 “严格管理”民间中医药，却屡不见效。后经深入调查分析才认识到：民间中医药并非漆黑一片，而是鱼龙混杂，其中不乏真才实学之人。在当地500万人口中，年龄50岁以上、临床能较熟练地运用传统中医药知识技能的民间中医（不包括预防保健类人员）就有1000人左右。运城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始终不甚突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民间中医药有效发挥了“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该市稷山县曾被誉为“全国卫生战线的一面红旗”,近年来该市又成为“山西省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2010年卫生局抽查了320名民间中医，其合计年门诊一百万人次左右，患者每人次日均费用普遍低于20元，而本地县中医院是42元，市中医院是75元。

　　运城民间传统中医药以专科为特色。其中又以骨髓炎、针灸（“头针”和“九针”）、痔瘘、肿瘤、难治性结核病和难治性溃疡的治疗更为见长，声名远扬市外、省外乃至国外。在运城民间传统中医专科医院就诊的患者80%来自外地，虽然收费标准相对较低，但这些专科医院的总收入竟占到当地医疗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由于在探索民间中医药管理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和经验，该市卫生局正式承担了国家有关部门“民间中医范畴及管理的立法研究”课题。

　　二、民间名老中医的传承问题比公立机构名老中医更为严重、急迫，现行“师带徒”规定和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相比仍不相称

　　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工作的指导和扶持明显加强。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也陆续出台一些有利于民间传统中医药规范有序发展的政策法规,但传承问题解决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民间传统中医药和公立中医药在机构、人员方面存在很大差别：

　　不论是临床、教育还是科研，公立机构都有一定的人员规模和层级制度。近几年各级政府根据“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从制度、资金和人员方面为传承工作提供了一定保障。而民间中医机构多数在农村及城市边缘，又以个体诊所最多，连门诊部都稀少。规模有限、经费困难，对传承问题无力顾及。

　　公立中医药机构人员不仅有执业资格，且还能逐年评定、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达到一定职称后就有了教书育人的资格。民间中医却极不相同：历史上就以家传、师承和自学为主要学成途径。上世纪全国曾有乡村赤脚医生146万人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以传统中医药为主要服务方式。为此曾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和推介。然而行医几十年后，赤脚医生们遭遇了以西医药为标准制定的“执业医师法”,于是几十万人失去了行医资格 。即便是得到“乡村医师”身份的人因绝大多数未曾受过“正规教育”，自然难以通过“中医类”执业医师“中西合璧”式的考试。因此，截至《执业医师法》颁行十年后的2009年，在全国调查的近60万个村卫生室中，有中医类执业医师资格的仅2.4万人，助理资格2.3万人，中药类竟无一人！而同时期从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的人员中能运用中医药传统方法的还有31.8万人，但他们连考获执业（助理）医师资格都困难，评专业技术职称就更无门可入了。

　　这个现状，给民间中医里的真才实学者，给靠患者口碑相传、积累而成的民间“名老中医”的传承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近年卫生部门虽表态支持“师带徒”中医药传承方法，但规定为师者至少必须同时具备“执业医师资格”以及“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从事临床工作15年以上”两项条件。而且在院校教授可以同时带一个“班”甚至一个“排”研究生的同时，却规定中医师傅同时只能带2名徒弟。不符合这些标准，为师属非法带徒，为徒不能参加执业资格考试。

　　那么，这些“硬杠杠”在民间传统中医里对应情况如何呢？在运城因疗效明显而在省内、国内享有较高声誉的民间传统中医内大致有三类情况：一）从公立医院甚至从医药管理部门“下海”或退休自立门户成为“民间中医”的，都有执业医师资格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因为这是自立门户的先决有利条件。其中个别医术高超者甚至被国家管理部门认可和推荐，承担了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任；二）完全依靠家传、师承或自学成才，医术高超又有各种机缘（如：文革时给下放领导干部看过病、经人辗转推荐给重要人物看过病），虽在深山僻壤但能碰上伯乐，有幸以特殊方式获得某种相关资格、荣誉的；三）完全依靠家传、师承或自学成才，医术良好但无缘碰到伯乐的，至多只有“乡村医生”头衔，甚至在赤脚医生消亡后连最起码行医资格都没有。但就是在后两类中，不但有人在专科领域处于全国乃至世界领先地位，先后治愈二十多万例被城市大医院无法治愈的骨髓病，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直接成为正规院校的教授；有人专攻肿瘤，接诊八万余名癌症患者，除血癌和骨癌外，大多数都有一定疗效，并有两万三千余人留有较规范的病案记录。此外，还主持过省、市两级科研项目，得到国家管理部门组织的国内著名专家小组对其工作所作的“取得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满意疗效，是目前治疗中晚期癌症的临床用药较为理想的一种，具有开发前景。建议在已有的科技成果基础上，选择部分癌症进行前瞻性严格的科研设计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提高疗效置信度，进一步深化课题研究。并建议按新药评审要求，准备申报材料，开发新中成药”的评价；还有的用所继承的传统方法制成专治久不愈合溃烂伤口的特效药，“先治病后付款、治不好不要钱”，以疗效和诚信服务患者……

　　然而,即便是后两类已被事实证明是确有真才实学的民间传统中医，即便现有 “师带徒”规定已经是近几年才改进过的，但这些人却依然无法符合这个规定：特聘了教授的，因不是国家干部没有人事档案，即便按老人老办法也拿不到执业医师资格；而特办了执业医师资格的，又被管理部门告知：从来就没有给农民评过职称，也拿不到副高职称；至于没有执业资格又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就连把脚放到起跑线上的事都不敢想。

　　上述几位民间传统中医的行医年限都在50年左右，一方面自身就有独门绝技不外传的旧习俗影响，另一方面外部中青年为保障就业生计也不敢拜这类“体制外”的师傅，所以多数都是带自家子孙为徒的。而按照现行师带徒规定，没有学历的或同时超过两人的子孙哪怕就是带了也不能考执业资格。这样就几乎断了民间传统中医传承的路！

　　三、重视和解决民间中医药传承问题必须从建设、完善法规着手

　　“保护和改善民间中医药的生存环境比挖掘、整理民间医药资源更加重要和紧迫，倘若不能从源头上解决民间中医的合法从业、生存和传承问题，民间传统中医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活力”，而失去了民间中医药，既是我国原创又完全符合人类新医学发展方向的传统中医药学也就失去了继承和创新的一支主力军。这是来自地方卫生部门的殷切呼声和我们调研组的深刻反省。

　　要充分认识当前国际国内所面临的中医药发展机遇和挑战，高度重视传统中医药传承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能都指望靠“天赐良机”、“巧遇伯乐”、“领导特办”一类的方法来解决民间传统中医药的传承问题。为此，建议改进完善相关法规：

　　1、增加具备一定年限临床工作经验（如30年以上）的“乡村医生”作为指导老师必备资格的可选项，符合此项条件的可不要求原定两项。

　　2、增加带徒数量，如改为：“每年收徒两人，同时不能超过六人”之类。对师承人员（徒弟）的学历要求和实践经验要求的对等性和可替代性做出更灵活的规定。

　　3、传统中医药立法的拟定和审定工作要大大加快步伐。在实施规则中应将人员区分传统中医师和传统中药师两个平行系列，使之等同于现行执业医师资格；各自分为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四个等级等同于现行医药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分别由县、市（设区的市）、省分级考核、颁证和管理。由于医药学归根结底是应用学科，因此考核内容在理论方面应侧重中医药经典、实践方面应侧重基本应用技能并以临床应用能力为重点。

　　

　　网络编辑：谭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