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是在当今中国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思潮。R.L.海尔布隆纳（1919-2005），是美国研究“马克思学”的著名代表。由于该思潮主张对马克思的思想与著作进行超越政治的重新研究和解读，其倡导的客观、纯学术、反权威态度迎合了当下一些人厌恶政治、崇尚学术和猎奇的心态，因而拥有一定的市场。正因为它是一种对待马克思及其著作的态度及方法，而不是有着严格思想界定的流派，因而不同的“马克思学”学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上差异极大。海尔布隆纳是其中较为真诚、客观对待马克思（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力图把主观评价置于对马克思的思想成就的理解和发掘中。其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以尽可能朴实、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认知和态度。这本只算得上是小册子的书，对于快速进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争论及可能展开的思想空间，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警示作用。但是，即便如此，海尔布隆纳最终还是通过“赞成与反对”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机械地加以拆分（实际上是肢解），而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

一、准确解读马克思，需要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观点、方法

海尔布隆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之所以较为成功，不是源自作者主观上的纯客观、纯学术立场，而是来自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模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分析原则。

第一，坚持着眼于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人类思想探索史的开创性上进行评价，不以具体观点的成立与否作为整体判断的依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评价历史人物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看其较之前人开创了什么。海尔布隆纳秉持的正是这一原则，他不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切入，而是从“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要求助于马克思”的提问开始，探讨马克思在今天仍然“无法回避”的原因。在他看来，马克思之所以绕不开，就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必须面对，“必须认同或反驳，扩展或抛弃，说明或辩解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历史分析方法。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下的深层次现实，发现了看似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自我否定的生存机理。在他看来，只要我们试图突破社会生活的表象而深入探讨其真实的存在，马克思就不可回避。

马克思首创的这一批判性研究方法，海尔布隆纳称之为“社会分析方法”，它超越了长期主宰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视域，力图透过经验事实的现象寻找其本质存在。换言之，马克思的不可替代的思想成就，就在于他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社会客观规律领域，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因此，尽管长期以来马克思某些具体观点被不断质疑和否定，却丝毫不能消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海尔布隆纳提出的这一见解，当时正值“反本质主义”猖獗之时，确有振聋发聩之功效。

第二，着眼于从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完整性上确立客观评价标准，反对主观任意解读马克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学说的多元化解释愈演愈烈，以致人们似乎只能放弃“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致的学说”的努力。但是，海尔布隆纳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定存在可识别的同一性”（〔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5页。）。尽管人们心中的马克思不尽相同，甚至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马克思，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所有文献和研究成果都具有的共同前提，正是这些共同前提成为我们界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客观依据。这些共同前提就是马克思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在海尔布隆纳看来，要实现马克思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去寻找其本质的追求，必须从下述前提出发：一是辩证法的世界眼界，即从变动发展中把握事物。“辩证法的这一精髓主要体现在这样一种观念中：考虑事物时，将事物最核心的本质视为动态的、相互冲突的，而不是惰性和静态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页。）二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把生产性活动及其基础上的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因。“显然，这种历史矛盾观与辩证法哲学的矛盾观有类似之处。”三是批判性考察资本主义，即把资本主义视为在历史中产生并变动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这一见解仍被公认是对辩证历史观的运用。”四是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即克服资本主义弊病而自觉开创的未来。“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仍然是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统一起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7页。）

这一归类标准不仅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界限，也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思路。“这一认识体系始于一种基本的哲学观，继而将这一哲学观应用于对历史的解释，然后研究了现存社会秩序中所显现的历史发展动力，在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析中臻于完善，从而延续了认识活动完整的逻辑分析轨迹。”（〔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页。）这种以唯物辩证法为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历史分析框架，以资本主义为现实对象，以超越资本主义为历史未来的大思路，确实较为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要义，令今天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汗颜。

第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反对以某种政治实践的失误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成为现实历史革命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许多社会主义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开展政治实践，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国家制度。但是，这都是马克思的后来者按自己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进行的实践，其得失成败不仅直接拷问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政治现实，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为以它的名义从事的行为承担何种责任”这一根本问题。

海尔布隆纳认为，“我们不仅要以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而且要以肯定和认同的态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态度决定了他对于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较为客观的具体分析。他认为，理论和实践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尽管这一理论“为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难题提供了全能的解释”（〔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9页。）。把这一解释作为标准答案在实践中套用，难免出错，但责任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第四，着眼于从知识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纯知识化。海尔布隆纳正确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而是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思想；他还明确指出，“知识性内容可能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令人不安的存在、其导致的相互冲突的想象，根源并不在于此”。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可以很专业，可以很绅士地开展争论，更可以保持住在马克思面前的统一，但却达不到真正和马克思对话。“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这是海尔布隆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可惜的是，他没能将这一态度贯彻到底。当他试图超越赞成与反对的两极分化立场，将其内化为自身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立场时，他也就内在地割裂了马克思。

二、出色阐明马克思，需要尽可能发掘其思想精髓

要成功地推介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还需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成就，抓住其思想精髓。不为流行观念所左右，不被各种偏见所主宰，更不为个人的好恶所把持，紧紧把握住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是海尔布隆纳能够在这方面出彩的原因。

第一，把唯物辩证法视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并与形式逻辑和实证科学相区别，是海尔布隆纳思想极为卓越的地方。他作为出生和生活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绝对盛行的美国的学者，能够努力排除这一思想环境对于辩证法的偏见，用一种类似启蒙的方式，努力展示马克思这一哲学世界观的深刻内涵和可贵之处，实属不易。

尽管海尔布隆纳对于唯物辩证法也有若干模糊之处，但他从存在的本质、对立统一、质变过程、自然辩证法同社会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辩证概念的形成及其运动等方面去解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确实抓住了主要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把“矛盾”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加以解释，用它来表明事物“就其最本质的存在而言，它是由互不相容的力量暂时共存和不断解决形成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7页。）。他看出了人们否定矛盾的思想原因，就是用“静止的形式逻辑”观点看待矛盾，将其视为同时肯定或否定静态事物的存在，视为对同一静止事物两个相反命题的肯定或否定。“这很容易将辩证法的运用贬低为违反常识和意义的混乱，但是那不是矛盾作为一种联系的世界观具有的意义。”（〔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2页。）海尔布隆纳明确指出矛盾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对立”，而是现实关系意义上的对立。例如“主人”逻辑意义上的对立是“非主人”，而社会关系上的对立才是“奴仆”，但正是这些现实联系构成了动态的世界历史，形成了事物的本质存在和意义。

海尔布隆纳指出人们否定辩证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用实证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辩证法，“这类社会科学家并不关注本质，确实，他们也不了解这个词”（〔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9页。）。实证科学所说的规律，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和趋势，而不是包含了必然性的本质意义上的规律。“相反，辩证的观察者试图通过深入考察社会带给我们的系统性扭曲，找到真正的本质（不只是规律性），如矛盾关系。”因此，他在该书极其有限的篇幅中还多处专门花费文字，纠正了以“反本质主义”而著称的卡尔·波普否定辩证法的一些观点，指明不仅不能用形式逻辑，也不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去解释辩证法。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这种肯定，不仅睿智，而且有胆识，确实值得浅薄地否定唯物辩证法的人们警醒。

第二，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就无法区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史观、生产史观的界限，这是海尔布隆纳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警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但海尔布隆纳敏锐地发现，对于这一崭新历史观的理解，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世界观。否则，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必然陷入经济史观和生产史观。

当马克思把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奠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基础之上时，确实产生了是否会把历史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问题。海尔布隆纳特别强调不要从实体性的单一概念上理解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要从关系、联系、系统和过程的方面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指的是物质生产的方式，包括人口、技能、艺术、技术和人工制品等。另一个构成部分是生产关系，它在持续的生产活动中同样重要。它指的是指导生产力并分配产品的社会安排。”（〔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2页。）既然生产力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全面关系，那么显然，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从直观的唯物主义观点看，亚当·斯密关于历史四个“阶段”理论，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定居农耕阶段和商业社会阶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运用，而实际上，这种划分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表象的描述，根本说明不了历史的真实过程。要解决历史过程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基础和历史发展推动力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说法，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仍被冠以此名的原因。”〖JP〗（〔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5页。）〖JP2〗今天确实有人借口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而对此加以否定，但实际上，通过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孤立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把唯物史观引导到实践史观，从而引向唯心史观，这才是时下一些人的真正用心。

第三，把阶级斗争和异化作为阶级社会矛盾对立统一的两种表现，共同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两大主题，体现了海尔布隆纳试图综合各种对立观点的研究特色。异化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争论之一，大多数争论的参与者将两者对立起来，形成了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论立场。海尔布隆纳却独树一帜，力图将两者统一起来。需要指出的是，他并非随意将两者捏合在一起，而是依据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去加以整合。

他认为两者的统一是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观察历史的必然结论。“阶级斗争的思想与辩证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解释了所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一大矛盾。”“阶级斗争这种内在性质是辩证法赋予历史的主要理论见解，它能使我们看到，阶级斗争植根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征中，而且，无论是隐藏的，还是公开的，辩证法关注的似乎是所有生产方式中这样或那样的阶级权益。”（〔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6页。）异化也是历史发展辩证主题的一种表现，“这是另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与阶级斗争有关，但独立于阶级斗争，我们能够从马克思所称的‘异化’的人类特殊状态中发现它的身影”（〔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7页。）。异化是一种社会心理和人性的畸变状态，它不仅没有随着人类物质进步而得到改善，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因此，“异化主题和阶级斗争主题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和交叉联系。两者都是辩证的过程，阶级斗争是由生产模式的运作所造成的矛盾，异化是由物质进步过程所造成的矛盾。但是，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者的一大相似点：它们都展现了卓越的推动力”（〔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海尔布隆纳上述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读者可以在阅读中自己做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把阶级斗争和异化作为历史的主题加以统一是可取的，把消灭阶级斗争和消除异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令人向往的历史期待也是卓越的。这较之今天那些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的鼓吹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符合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制度构架，是“历史的终结”的喧嚣，是多么明亮、持久、具有穿透力和不可抗拒的理性之光。当然，把异化归因于物质进步缺乏说服力，对于马克思而言，研究异化问题的前提是区分“对象化”和“异化”。对象化体现了生产力的水平，其进步和提高也意味着人的自主能力的提升，因而绝不是异化的根源；而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个人在资本、货币和商品所编织的物化关系中，由于丧失自我而产生的社会心态和情绪，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脱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去谈论异化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

三、真正读懂马克思，需要走出“赞成与反对”的困境

海尔布隆纳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很明确，就是想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中走出第三条道路，“我至少要向读者们提出这一建议：除了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之外，我们还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持另一种态度”（〔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1页。）。我们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第三种态度，就是尽可能地理解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同时保留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性的批判。这是在坚持所谓“纯客观”立场下可能达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包容和理解，就此而言，他的这一态度是值得包容的。但是，毋庸讳言，海尔布隆纳的对马克思主义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思想困境，说到底是不成功的。显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个根本性或非根本性的界限。如果是非根本性的问题，无论你反对或赞成，它都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是根本性问题，一旦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赞成和反对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海尔布隆纳思想上的犹豫、困惑以致矛盾。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道义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特点，但缺乏辩证综合思维能力西方学者都将两者加以割裂，最好的也只承认其道义性，而否定其科学性。不彻底纠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马克思主义就永远得不到科学性的认同。海尔布隆纳也力图摆脱实证主义科学观，但始终没有解决“本质”规律的科学判断问题，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的判断上，还是摆脱不了实证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如在马克思时代一样，剩余价值的存在，现在仍是一个不可证明的命题。它是一个启发性而非操作性的概念。它的重要性在于，在生产和合理化剩余的过程中，它确认了阶级斗争和商品拜物教这两大基本要素。剩余由一个阶级生产出来，但被另一个阶级占有了。”（〔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1页。）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怎么“赞成”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价值预设，这就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了。

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惯性”和理解、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间的冲突，导致海尔布隆纳游走在两难的思想困境中。一方面，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地方，就在于革命辩证法所揭示的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变革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剔除了所谓哲学想象的纯实证分析，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矛盾，就是所谓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大预言”模式的对立这一错误判断。实际上，海尔布隆纳提出的这一对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而是他自己的学术立场本身的混乱。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成”和“反对”常常是前后矛盾的：时而指责马克思缺乏纯经济的分析，把不合理的哲学推论引进经济学；而另一方面又常常指责马克思夸大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例如，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思想认同，他正确地看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宣称他对这一制度内在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5页。）但是，他所承认的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底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在经济合理化过程中私有制活力被逐渐削弱并因而产生的社会不协调，是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海尔布隆纳的回答又往往是含混的。

坦率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确如海尔布隆纳认为的那样，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但这第三种态度并不是他所取那种笼统的“赞成与反对”，而是如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既不离经叛道，也不僵化教条，走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统一之路。这条路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路，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到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中。海尔布隆纳的失误可能就出在他对于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有偏见，从而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思考停止在了理论层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提出的质疑来自他理解上的片面性。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有两种情况：一是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其前提是假定理论能正确地预见历史规律，这样掌握了理论的人就能具有左右实践的权力。二是理论作为行动的“辩解手段”，其前提是理论承认它无法推断出正确的战略，这样行动就靠自身去证明其是否合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是第一种“统一”。虽然可以肯定，“不只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以一些指导思想的名义强加他们的意志，或者通过改写他们的原则来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从哲学上致力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才能将这一问题升华为道德和智力层面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3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这种理解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历史证明，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创新理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成功之道，而任何主观主义的统一都是此路不通。

海尔布隆纳的误判主要依据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东）所经历的失误。尽管他也从历史传统、国际环境和实践经验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尽量给予理解甚至是辩解，但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非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因而它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然是扭曲的，它们认同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也必然是扭曲的。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起源于西欧的文化传统，“按其传统属于贵族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遗产”；只是随着俄国共产主义转变为专制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被曲解了，脱离了它的西欧起源。而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则是一种“凡勃伦的技术官僚社会的形象，那里的生产是由工程师管理的，再没有‘价格体系’的累赘；整个社会被想象为（用列宁的话说）一个机关和一个工厂，在由武装工人保卫的行政国家指挥下进行工作”（〔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第106页。）。这一构想的现实依据则是“从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战时经济，特别是由国家管理生产与产品分配的体系中得到深刻的印象”（〔捷〕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然侵犯个人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则会成为其公开的口号。但是，人们不禁会问，把人的自由视为“西欧贵族的传统”，这是真实的马克思思想吗？

这样，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即便为它辩护也是苍白的。他根本无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以下几个重大界限。

（1）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叛离。马克思学说根本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之一，是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蓝图极少具体描绘，而把它留给历史去解决。既然如此，当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革命危机到来时，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人民和民族解放的需要，适时发动革命，由此开创历史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用范围呢？难道墨守成规、甘愿本国长期充当发达资本主义的附庸，延续人民的苦难，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那些用马克思学说的某些观点来去束缚后人手脚的做法，肯定是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格格不入的。把列宁发展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践说成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叛离者，很难说他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

（2）前进中的失误和倒退中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判断进步和倒退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一切变革、一切政党的政策和措施，如果归根到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其中的失误就只能是前进中的失误。既然海尔布隆纳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为其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改善”，那么就不能够仅凭其民主法治方面的一些问题或曲折而根本否定这一制度，更不能因此而武断地认为该制度已经没有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的可能。

（3）可以或正在克服的弊端和不治之症。马克思主义判断一种弊端可否由制度自身加以克服的根本标准，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基础上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不能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之所以不具有无限的自我调整能力，就在于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设置了其不可逾越的“禁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就在于它没有这样的禁区。社会主义是否会出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新权贵阶级”？应该说，这种坏的可能性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极力防止的。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主义也就变了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制度了。其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权贵阶级”，既非逻辑的必然，又远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把特权和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的确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想象。不能超越这种偏见，就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

正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联系，海尔布隆纳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他曾极力规避的陷阱，即割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知识性，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把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谈论马克思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蜕变”，即由革命的批判武器变成了维护某种特殊制度的辩护理论时，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海尔布隆纳也不能“免俗”，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多强，“答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最终应是意识形态还是批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它的有用性将随着它的目标的到达而耗尽。它也许可能被确定为新制度的官方信条，用辩证的词汇宣布人类已经从资本主义时代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成为人类发展的新枷锁，即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是完成人的历史任务的枷锁”（〔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页。）。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种成为人类发展新枷锁的可能性不仅是由于现实中某些人的需要，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潜藏着这种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目的方面跟一般教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完全可能，它的哲学将像各种一般教会的哲学一样，仅仅以意识形态和神学告终。”（〔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119页。）相反，他认为，如果作为一种批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辩证观点以别的哲学所缺少的矛盾性扩大我们的视野，应该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9页。）。不难看出，这种思想上的清理，就是要切割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意识、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个人的自由思想。在海尔布隆纳看来，他这是在拯救马克思，而我们则在感叹其实他不懂马克思的心的同时，也极其惋惜这位主观上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终还是失足于此。

四、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价值：阶级性和人类性的历史统一

尽管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今天的一些学术圈有市场，尽管一些人并没有海尔布隆纳的那种真诚和良知，却凭借着“纯学术”来彰显个人的清高。我们还是要说，马克思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批判，而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武装。非意识形态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癌细胞”，在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我们决不能听任它猖狂肆虐，而必须认真彻底地加以根除。

在今天，超阶级、全人类是个噱头，“纯学术”也是时尚，正因为如此，人类性高于阶级性一类观点就很流行。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身上，那就是区分其阶级性内容和人类性思想，指认其阶级性内容是短暂的、会过时的，而其人类性内容则是永恒的。但是，无论这样做的主观动机如何，可能其中还有一些为马克思辩护的想法，然而其客观结果却只能使得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从非意识形态化的方面关注马克思主义，从而偏离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存在阶级划分的世界，没有抽象的人类性，而现实的人类性就是先进阶级的阶级性；工人阶级以前的先进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其先进性的暂时性决定了与人类性的现实统一也是暂时的；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没有本阶级的私利，是阶级社会解体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领导力量。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就是当今世界现实的人类性，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离开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谈论人类性，对于有的人而言是幻想，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有意的欺骗。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社会是由统治阶级主导的一种利益对抗格局，在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前，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要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它们并没有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具有“消灭阶级”的阶级意识，且这一阶级意识并不是出于经验的工人群体的自发愿望，而是工人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的要求。因为“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这就是说，无阶级社会不是自发到来的，阶级斗争不是自行熄灭的，而是工人阶级自觉争取自身解放的结果。

还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消灭阶级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而且“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从人的解放角度看，其他阶级的解放要求都是人的部分解放，而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才是人的整体性解放，才是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他们已经沦落为物化的商品。“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因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利己市民的要求，而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要求。

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表现为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都以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来命名。“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彻底性就在于，它从来不用一些抽象、空洞的词句模糊或掩盖自己的立场，而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揭示真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在于用抽象的“人类性”掩盖其阶级私利，而马克思主义则从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上，找到了实现人类根本利益的道路。看似都讲人类性、普遍性，但马克思主义是从阶级性上升到人类性，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否认阶级的存在而空谈人类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

[3]〔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侯惠勤，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