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表明,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来讲, 根本问题是理论方向和学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 就是看其能否静下心来研读马列原著、真正走进经典之中, 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 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这不仅是决定该学生在今后理论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的根本因素,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办学方向。正因为如此, 读经典著作就不仅是个如何读书的问题, 还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不仅是个读书做学问的问题, 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砥砺和升华的挑战。因此,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导师来说, 抓学生研读经典, 就抓住了培养学生的关键一环, 值得下大力气去研究和引导。
一、读经典要抓理论方向, 方向错了开卷无益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揭示了客观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从而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 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客观规律领域, 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就要引导学生研究规律、明察方向,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般来说, 妨碍学生真正去读经典、读懂经典的是各种不健康的心态, 包括走“捷径”的功利心态、炫耀卖弄的猎奇心态和孤芳自赏的自满心态等。这些不健康的心态一经错误社会思潮的诱导, 就会形成不良学风, 成为走进经典著作的拦路虎。近些年来,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大危害, 不是公然否定、摒弃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边缘化, 而是打着“还原马克思”的旗号, 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割裂开, 将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人类思想宝库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撇清, 把马克思“还原”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这几种心态在近些年又汇集成“西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倾向, 因为对于西方学术的崇拜和生吞活剥能够满足上述不健康的心态。如果通过经典著作的研究越来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和人民大众的生活, 变成狭小学术圈子的“诸神狂欢”或自娱自乐, 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的摇篮, 那马克思就真正成了“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是跳蚤”。
受这种不良研究倾向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些研究生被误导追求抽象的思辨之乐, 陶醉于空洞的语言狂欢, 满足于置身现实斗争之外的超然自得, 进而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可以说, 尽管这些学生也读了一些马列的书, 但肯定没有真正读进去。必须看到, 尽管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今天的一些学术圈有市场, 但鼓吹这一主张的一些头面人并没有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诚和纯粹, 而是凭借着“纯学术”来猎取功名, 因而底气不足。我们还要说, 马克思不是自由知识分子, 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批判, 而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武装。非意识形态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癌细胞”, 在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 我们决不能听任它猖狂肆虐, 而必须认真彻底地加以根除。
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 看似可以很专业、很绅士地开展讨论, 更可以借此炫耀自己的儒雅和博学, 但却达不到真正和马克思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 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 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 要么反对它。”[1](P11)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 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 这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海尔布隆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 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
更为重要的是, 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是否科学,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否全面准确, 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而是关系到当下的举旗走路。当前,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思辨化、自我化和经院化的倾向, 其结果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高高在上,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不着边际, 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纯粹学院式神秘殿堂的同时, 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甚至厌恶反感。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探索现实社会及其客观关系的主观思考, 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 虽然可以有多种解读, 但并不是说任何有根据的解读都是等价的, 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尺度, 不能人为地把经典理论引向神秘化。“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135-136)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能否满足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 能否以自身的彻底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掌握群众, 正确指导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 是检验人们对经典著作理解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因此, 自觉地服务于现实, 是读马列经典的内在要求, 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闭门读书的“清高”可炫耀。
二、读经典要抓刻苦攻读, 投机取巧必走弯路
我的体会是, 需要从一开始就应当让博士生们清楚地认识到, 读马列经典不可能一读就懂, 必须经历艰苦的过程, 否则, 必定取不到真经。我经常告诫他们, 一些不愿付出艰苦努力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即越读不懂就越没兴趣, 而越没兴趣就越读不进去。这种不深入研读经典的后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还美其名为“真理总是简单的”;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另类化, 往往冠之以“创新”“求变”的名号。其结果都是自欺欺人。
读好经典著作为什么难?首先难在探索和追求真理。读马列经典, 虽然不如马克思那样具有理论开创性, 但也是一个探索、领悟并获得真知的过程。这里不仅有艰难的认知, 还有意志的砥砺和精神的升华。说真理是简单的, 是指获得后的表述而决不能成为投机取巧的借口。所以, 下苦功, 出大力, 拼死劲是读好经典的前提, 舍此则无从谈起。所以对于博士生们读经典著作, 首先要有数量上的要求, 要有时间投入上的保证, 做出死规定, 切忌泛泛倡导。其次难在读原著。读原著也有一个选择性。从根本上说, 并非马、恩、列的所有著作都是经典, 即便是经典, 也有轻重缓急之分。科学解读经典著作, 必须根据基本问题选择最好的原著译本, 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 通过长期艰辛的研究, 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理论。列宁在研究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时就特别强调:“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 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 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 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 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 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3](P112-113)应该指出, 近年来流行的对于经典著作进行历史考据有一定意义, 但不能本末倒置。无限夸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前的“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作品, 企图从这里面发现微言大义即真正的马克思, 这就是根本性的迷误。读经典著作难, 就在于不仅要读懂单篇著作的思想, 而且要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史中去把握, 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与在社会实践中广泛运用、长期检验、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系起来解读, 从而真正读懂马克思。
从根本上说, 列宁所指出的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的“两个转变”, 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仍然是我们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脉络的基本逻辑。否认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趋势, 就是根本性的误读。换言之, 我们要通过认真的研读, 真正从理论上弄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宣言》高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为什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高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必须让学生们了解, 考据学只能解决文本的真实性问题, 而不能解决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对于文本重要性的界定, 不是考据的结果, 而是社会实践的历史积淀, 是其客观的历史地位。
因此, 要读懂马列经典著作, 必须要认识到文本固然非常重要, 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副本”。要真正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必须通过对“副本”的学习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并以此为指导实现对“正本”即社会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的探索。要充分认识到经典著作即文本是“正本”的形式, 通过形式可以把握内容。但正因为文本是形式, 所以也就存在遮蔽内容的可能性。以某种原则或价值而不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的文本研究, 很容易陷入纯粹的思辨演绎, 成为抽象的语言游戏。必须把经典著作视为通往“正本”的桥梁, 借助文本可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 同时桥梁又不是“彼岸”, 不能徘徊漫步在桥上。所以, 文本研究既要深入文本, 实现对经典著作的科学解读, 又要能够从文本中走得出来, 达到对“正本”的科学认识, 决不能止步于单纯的文本解读。正因为如此, 读马列经典著作的艰苦, 不仅在于知识和文字功夫上, 而且还在思想方法和情感认同上, 是世界观的砥砺。
三、读经典要抓真理认知, 离开科学性必然价值混乱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但基本价值是科学性。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特征, 因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科学性的根基是唯物主义, 只有确立世界的客观物质性, 科学的认识才是可能的, 客观真理才得以确立。奠立世界客观物质性的困难在社会历史领域, 因为这是一个由人们的利益、意志、情感等主观性支配、被唯心主义长期垄断的世界, 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第一次支配了社会历史领域。读经典著作, 必须紧紧抓住经典作家是如何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复杂的研究对象的真理性认识的。
从读经典的角度看, 研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对研究者来说, 实际上就是从一种主观的阅读理解, 转向以科学真理为对象的学习研究。所以, 坚持辩证唯物论, 反对各种唯心论, 可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也是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坚持划清阅读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 就不能如西方解释学那样, 用语言去消解存在和意识的界限, 并通过“理解”去消解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界限。不能把任何解读都看作是一种“理解”, 把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含的真理或意义视为在理解者和文本之间所构建的一种理论图景。而理解者的状况 (知识结构、价值偏好、关注重点等) 及其解读方式 (采用的话语体系、阅读方式等) 的使用则决定了这一图景的样式。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文本, 其解读的结果可能是根本异质的;以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这样, 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样, 有多少马克思的理解者, 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用“怎么都可以”的马克思学说, 用“千面观音”式的马克思思想, 消解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对其基本思想的最大背离。在这一前提下, 谈不上“回到马克思”, 更谈不上“走进马克思”。不能把解读马克思的“所获”等同于其“所是”, 马克思学说不会因为随心所欲地装扮而改变本真面目, 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是一贯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解释学把主观性引入马克思文本研究, 可能彰显了解释的多样性、能动性, 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解释的客观性问题, 有的甚至据此“毫无忠实于原著之心, 唯有‘六经注我’之意, 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自由驰骋”, 而一旦落入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的境地, 它又恰恰成了窒息文本生命力的绞索。西方学界反复出现的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反对马克思”等, 对于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来说, 其所制造的思想混乱远多于其启发性, 不值得效法。
在我看来, 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科学的解读, 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首先, 文本和历史的关系。毫无疑问, 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 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 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 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 一切理论观点, 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 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 才能理解。”[4](P8)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 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 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其次, 矛盾与范畴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和其揭示的历史现实的矛盾。范畴是对客观世界普遍关系的反映,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 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的源泉, 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 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学解读经典著作的前提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不能视范畴为可以独立自在、完全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主体, 不能以文本范畴取代现实矛盾。否则, 我们将不仅只能生活在观念的幻觉中, 而且会窒息文本范畴的生命活力。
再次, 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 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主题本身决定着话语权, 能否把握时代主题也决定话语权掌控与否的问题。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 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 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 无法把握掌控的玄学问题。主题决定话语权, 一方面表明话语权的实质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控制的思想统治权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话语权不是凝固不变的, 相反, 它将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力量的变化而改变。
最后, 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 因而是连贯、完整且深刻的, 而词句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从一定的侧面都表达精神实质, 但不能与之直接等同。任何精神实质都要通过词句来表达, 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然而如果只停留在词句, 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 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 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词句是精神实质的载体和表达, 但并非直接的表达, 词句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 可以释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扰的信息。停留在词句上, 必然发生误读、误判、误导。因此, 基本功就在于透过词句把握精神实质。
四、读经典要抓实际成效, 理论联系实际是首要标准
读马列经典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 要注重实际成效, 其努力方向有三。一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新的阐发。二是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 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规律性的认识。三是结合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提出新问题, 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解决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走进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 目的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 当然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首先要对这一重大原则有正确的认识, 才能更好地落实在读书的成效上。必须明确的是, 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 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前提性认识, 是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普遍的认识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 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这两种偏向支撑了当下轻视理论、崇尚盲目实践 (即经验论和自发性) 的倾向。因此, 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并不是单纯要求理论迎合现实, 而是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没有这样一个前提, 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
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 从来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P311-312)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也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泽东思想,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6](P149)历史证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 但这种双方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毫无疑问的。
进一步说, 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 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宁的“实践高于 (理论的) 认识, 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 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 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自满自足的力量, 当然也就谈不上重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了。但是, 列宁这里讲的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客观可能性, 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作用。因此, 有必要谈谈科学理论所独具的一些品格。具体来讲, 科学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 使它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 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 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 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 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 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 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 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 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于实践, 而并非所有的实践都依赖于科学理论, 从这一点来看, 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 两者的相互依赖同样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相应, 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认识偏向, 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 即以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实践中, 而且从理论上看也不易解决。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实践立足于直接现实性, 历史的过去是其活动所无法改变的前提, 其对于过去的作用只能通过创造未来去体现, 因而它毫无疑义地垂青于未来;而相对于实践来说, 历史的过去却由于是一种较为确定的存在而获得了理论的钟情,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对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 因而理论即便面对未来, 其依据也在于对过去的科学把握。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理论作为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存在, 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基本内容, 因而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 “真”似乎已不是问题, 关键在辨别“善恶”。这就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坐标, 以判别人们的行为, 扬善惩恶, 因而无疑地偏爱“至善”原则。这样, 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 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粗看起来, 两者的统一实行起来并不困难, 因为一种思想提供的是人们对过去的思考理解, 以便指导新的社会实践, 而新的社会实践则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外在转化, 从而能够使这种思想贯彻到人们对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但是, 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这种统一要有一个前提, 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致使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 就不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或者是掌握思想理论的少数领导者操纵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或者是思想理论成为盲目实践的附庸和辩护工具。我们在今天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性的统一, 就是要解决这一难题。因此, 不能抽象地提“信仰人民”还是“信仰党”, 更不能制造两者的对立。他们在理论上的一致性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成为现实。
实践和理论矛盾关系的难题告诉我们在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读经典著作时, 既需要我们持续走进经典著作, 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充分认识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又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客观世界的历史规律, 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与需要, 把科学理论真正贯彻到实践之中, 实现可持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列宁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5]列宁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6]邓小平文选,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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