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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

    有些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显而易见，这种一般性的对象表述已经常被人误解。其实，前者并非不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后者也并非完全不研究各种利益集团和阶级的关系，西方整个近代政治经济学、新旧制度主义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都突出了此项研究。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即以何种方法论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具体说来，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重要区别。首先，前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人，认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且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认为社会资源的配置，不仅包含计划或市场的配置方式，而且是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后者所研究的资源配置，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假设前提或无摩擦的和谐物，而重点研究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表象关系（科斯、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也反对主流经济学狭窄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事实上是“复活”了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1]）。其次，前者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认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方式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并不是一个与社会制度无关的自然现象，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下具有独特的社会经济内容和经济运动形式。后者显然缺乏这种历史高度和辩证思维。[2]

    作为上述经济思维的具体表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假定或假设之一是资源有限与需要（欲望）无限。从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来分析，尽管西方经济学对资源与需要相互关系的描述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是因为：其一，从假定对称层面看，当假定资源有限时，暗含着以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为前提，而假定需要无限时，并没有以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为前提。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经济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或撮合成一对经济基本矛盾，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西方学者实际上是用“稀缺”来定义“资源”的，不稀缺的就不算作资源，资源一词已内含着稀缺性，因而再说资源是稀缺的，无疑于同义反复。

    其二，从资源利用层面看，各类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限的，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物质变换和循环经济也是无限的。我们不能撇开地球自然资源与宇宙物质世界之间的必然联系，把资源局限在宇宙中物质形态的一小部分即地球资源，而忽视宇宙资源和物质的广泛性、无限性和可循环性。依据这个假设，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过分强调人类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源于资源的“稀缺性”，而不强调源于生活需要。其实，即使相对于若干需要的某些可用资源已经处于充足和丰裕境地，人与人之间也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某些可用资源总量充足的条件下从事“丰裕性”的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选择，因为还有需要主体的非可用资源总量因素的各类选择。如某些人拥有的货币可掌控“丰裕性”的生产资源，但基于不同的偏好或目标函数，仍需进行生产选择；某些人拥有的货币可掌控“丰裕性”的饮食或穿戴资源，但基于生理、偏好和健康等因素仍需进行消费选择。

    其三，从需要满足层面看，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中能实现的需要，还是专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水平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人类不断增长的合理需要本身也是受到一定约束或限制的。西方理论没有明确区分需要的种类及其约束条件，笼统地说需要始终处于无限状态，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批判地改造西方主流学者的上述理论假设的必然结果，就是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作“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因而多种资源与多种需要可以形成各种选择或替代组合，进而在一定的双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极大满足。这样的理论假设反映现实全面，论证逻辑严密。与300年来的西方经济学不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清晰地将需要可分为三类：一是脱离现有经济条件的无约束欲望或需要；二是符合现有经济条件的合理欲望或需要；三是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后两类需要是经济学科要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其缘由是在一定时期内，可利用的资源不能完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合理需要，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和各类结构也会经常失衡，这就要善于作出各种资源与各种需要在某种条件下不同的选择性组合，使资源相对得到最佳配置，需要相对得到最大满足。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内在要求之一，是通过科技和管理的改进等途径来实现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环境的不友好利用、物品的过度包装、不可再生资源的滥用、循环经济的轻视、物种的人为毁灭、生态的战争性损害、人力资源的浪费等，均不合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该理论假设的客观要求。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内在要求之二，是通过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总量与结构的科学调节等途径来实现各种需求的最大满足。人们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需求）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所能达到的正常合理需要有差异。人们有效需求的满足程度，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可见，关键在于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多种结构的均衡关系。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内在要求之三，是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与私有制主体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倘若公有制主体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操作得法，市场的基础性调节和国家的主导性调节互补地有效结合，便可更好地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收益，进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极优化、需要满足的极大化。

    简言之，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资源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稀缺性与丰裕性、基于深思熟虑的选择性与任意随机的无选择性，均呈现复杂的辩证关系。变革中的现代政治经济学须解析资源的稀缺与丰裕、需要的限制与满足、机会成本的确定与选择、效益的结构与提高、节约的实质与途径、环境的利用与保护等的一般含义和社会约束条件，更加科学地给出理论抽象和政策意义。诚然，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源与需要这一假设不同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涉及社会根本经济制度和阶级利益，而属于思维方法和表述技术层面的歧见。

五、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

    （一）经济公平的理论与现实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把经济公平纯粹视为心理现象，否认其客观属性和客观标准，是唯心主义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经济公平视为一般的永恒范畴，否认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特定的内涵，是历史唯心论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经济公平视为无须前提的绝对概念，否认公平与否的辩证关系和转化条件，是形而上学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

    公平或平等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经济公平的内涵大大超过收入平均的概念。从经济活动的结果来界定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经济公平的含义之一。结果公平至少也有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两个观察角度，财富分配的角度更为重要。况且，收入分配平均与收入分配公平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应混淆。检视包括阿瑟·奥肯和勒纳在内的国际学术界流行思潮，把经济公平和结果平等视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是明显含有严重逻辑错误的，并容易路径依赖地进一步生成“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假设”或“效率优先假设”的思想谬误。

    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内税务局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披露，1989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共计15.1万亿美元，包括住宅、其他不动产、股票、债券、汽车和银行存款等，其分配比例是：１％的最富家庭占37％，另外9％的富有家庭占31％，其余90％的家庭仅占32％；另据美联储最新调查，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户均资产230万美元以上，拥有全国资产近40％；20％最富的美国人，家庭资产在18万美元以上，拥有全美财富的80％以上；而处于社会底层的20％的美国人收入，只占全国税后总收入的5.7％。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学家柏特里斯的研究发现，1995年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收入是最贫困的5％的25倍，而1969年的差距为11.7倍。21世纪初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结构没有大的比例变化。[3]可见，尽管西方私有制主体型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渐渐有所增长，但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贫富两极始终存在，其数百年繁多的分化演变和高低起伏，并没有根本消除贫富两极对立的现象。所谓“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说法，只不过增添了分析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而已。

    倘若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关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肤浅之说，那便认识不到即使在号称机会最平等的美国，由于财产占有反差巨大、市场机制经常失灵、接受教育环境不同、生活质量高低悬殊、种族性别多方歧视等缘故，因而人们进入市场之前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机会和权利也存有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性。萨缪尔森在分析贫穷的原因时也承认：“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阶级差别也还没有消失：今天，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4]所以，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有财产制和按资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与此相异，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体制僵化和平均主义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至于由生产技术原因直接导致的某些经济不公平现象，在比较两种制度的公平与否时应暂时舍象。

    （二）经济效率的理论和现实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效率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它不仅仅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即使在传统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中苏两国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1953—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年均增长率相同，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我国的综合国力，1949年排名世界第13位，1962年列第10位，1988年进入世界第6位。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私有制国家，成为与美国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号强国。难怪美国费希尔和唐布什合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也确认公有制国家的较高效率：“计划体制运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内，苏联的增长虽然没有日本快，但比美国快。”[5]可见，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均属高效率、社会主义国家均属低效率的论点，与20世纪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结论和科学精神格格不入。还是美国凯斯和费尔在90年代初颇为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阐述较为客观：“关于私有制和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经济理论也并没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成功的结论。”[6]

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市场取向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进入高效率的最佳状态。法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资产公有制，只是为微观和宏观经济的高效率以及比私有制更多的机会均等开辟了客观可能性，而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须以科学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机制为中介。效率是实行公有制和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过多种产权制度及其效率，其旨在赶超一切私产制国家效率而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非英国工党等社会党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中左翼的私有主体型“市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可靠的经验比较基础之上的，代表着人类不断向前的先进思想。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联

    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经济学论争的主题。人们之所以把这一矛盾的难题解析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其缘由在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就成为各派经济学解答不尽的两难选择。

    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其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负面的效应。例如，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地下经济”、“寻租”活动、权钱交易等形成的巨大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与效率的提高没有内在联系，有时反而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损失的结果。再如，一部分高收入者的工作效率已达顶点，继续加大分配差距不会增高效率；也有一部分低收入者已不可能改变内外条件来增加收入，进而导致沮丧心态的产生和效率的降低。换句话说，人们接受高收入刺激的效率有着生理和社会限制，不会轻易进行没有新增收益的效率改进活动，全社会或某一行业（如我国目前调控不力的国有金融行业）过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必然损失社会总效率。

    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从现实可能性来观察，可将所有制、体制、公平和效率这四个相关因素的结合链分归四类：公有制→体制优越→最公平→高效率（效率Ⅰ）；私有制→体制较优→不公平→中效率（效率Ⅱ）；公有制→体制次优→较公平→次中效率（效率Ⅲ）；私有制→体制较劣→不公平→低效率（效率Ⅳ）。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最公平的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终极目标。

    和“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假设”或“效率优先假设”的含义截然不同，“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表述的是，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之一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尽管我国法律允许按资分配这种不公平因素及其制度的局部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性质就是没有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公平分配。可见，按劳分配式的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阶级性和相对性。同时，只要不把这种公平曲解为收入和财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调节，按劳分配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来看，都必然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效率达到极大化。这是因为，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使劳动资源在社会规模上得到优化配置。国内外日趋增多的正反实例也表明，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关系和互补性。在初级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或辅体；在高度重视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建立和完善公平与效率的和谐互动机制；当前特别要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提低、扩中、控高、打非”。这些基于“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的论断和政策具有一般意义和科学性。

    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经济和谐。与计划经济相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等量劳动要求获得等量报酬这一按劳分配的基本内涵未变，所改变的只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形式和途径。详细地说，一是按劳分配市场化，即由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工资，是劳动者与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双向选择签订劳动合同的基础，因而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和方式；二是按劳分配企业化，即等量劳动得到等量报酬的原则只能在一个公有企业的范围内实现，不同企业的劳动者消耗同量劳动，其报酬不一定相等。也就是说，按劳分配的平等与商品交换的平等结合后，市场竞争会影响按劳分配实现的方式和程度，但若不与私有化相结合，其本身无法带来社会两极分化，妨碍构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和谐的社会。实际上，现阶段的共同富裕是脱离不了按劳分配这一主体的。倘若我国不重蹈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又为美国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Ｕ型假说”之路径，那么，就能通过逐步健全一种公平与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环机制，来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经济和谐。

六、公有制高绩效假设

    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而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条件缺失而导致某些低绩效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

    基于“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作出如下阐述。

    第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

    在当代中国，现代、近代和古代生产力多层次并存。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近代生产力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都提出了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被动地（如通过经济危机）适应这种要求，但是公有制则是社会化生产方式本身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只有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格局，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由多层次生产力的状况决定，我国的公有制经济还不可能覆盖全社会，还必须同时发展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利用外资经济。

    有人认为，中国过去长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这是很大的认识误区。这种观点忽视了，即使相对于近代的机器生产力，公有制比起私有制也更能适应；而且决定一国所有制的因素，必须从本国多方面具体因素的综合作用出发，才能作出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

    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由世情和国情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当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真正独立自主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摆脱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控制的。私有制经济不可能形成坚强的整体性的民族经济合力，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才取得胜利的。人民大众要巩固和发展民主革命胜利的果实，只有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唯有建立并巩固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形成抵挡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欺负和压制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基本道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实践已经表明，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制度保证了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第二，中国绝不能搞私有化。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意味着绝不能搞私有化。所谓私有化，其含义是指主要生产资料逐渐归私人所有的过程，其中包括把各种公有制经济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私营经济。西方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竭力鼓吹私有化（有的论著叫非国有化或民营化），其理论根据，一是认为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搞私有化就不能使市场经济真正发展起来；二是认为私有制经济符合人的利己本性；三是认为公有制经济没有效率。

    第一条理由缺乏根据。市场经济是一种间接实现的社会分工制度，或者说是一种资源配置或经济调节或经济运行的方式，它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社会性的间接性决定的，而不是由私有制决定的，也不是只能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因此，说发展市场经济就要搞私有化，这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条理由凭借的是唯心史观。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市场经济中的人有利己与利他两重性，哪种属性占主导取决于所有制结构。德国历史学派早在19世纪批评亚当·斯密的自私经济人理论时便指出，公有制经济中不是自私占主导。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鼓吹的利己或自私经济人理论，不过是私有制经济基础的经济意识形态和观念。

    第三条理由不符合事实。可以说，公有制适应社会化生产方式，不但是由于它有助于国家从共同利益出发进行及时有效的宏观和微观调节，实行统筹协调，因而能更好地发挥市场能够形成符合生产力客观需要的社会分工这种长处，同时更好地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滞后性；而且，也因为在公有制基础上可以产生人们的共同经济理想和劳动凝聚力，从而调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遵守集体理性的自觉性，最终实现比私有制具有更高的宏观和微观效率的优势。诚然，倘若整个公有资产或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当，在实践中便会出现效率不高的现象，那是要调整管理层和经营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注定效率低下的定律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有制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从1949年到1978年，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阶段的失误导致的效率下降在内，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年增长率平均也达到13.7%。[7]改革开放以来，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才出现超过10％以上的亏损情况，这种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暂时现象，并不能说明公有制的效率就一定低于私有制。

    须知，私有制低效和破产乃是市场经济司空见惯的现象。有论著在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统计，在我国，成活10年以上的私营企业只占24.8%，6年至10年的占42.3%，5年以下的占了32.9%。[8]要看到，国有企业一旦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解脱出来，就能逐渐发挥提高生产率的优越性，重新焕发活力。许多省市以上的国有经济和大量的集体经济发展可以证实这一观点。

    私有化必然导致公有制失去主体地位。一旦私有经济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失业率增长、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等一连串不良经济现象和由此派生的社会不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影响下，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这种世情也可以从反面证实“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的客观性。

    更深一步地分析可以得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此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9]。

    总而言之，从“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来进行逻辑论证和经验验证，可以得出一系列的结论，诸如：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满足前提条件，公有制的绩效都会超过私有制；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对“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的积极扬弃；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依赖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正确处理两个“毫不动摇”的辩证关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本保证。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