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模式，是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凭借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所建构起来的、集中反映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概念，其要旨是强调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决定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为了固化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进行了“中心—边缘—外围”的划分，并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只有同化和被同化的关系，非西方文明只有朝向西方文明不断趋近的一条线性化道路可走。

　　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步伐的加速及其以愈益隐蔽的多种方式不断进行的文化渗透，“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这套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其所构建的“差异=不平等=优越”的话语迷思妄图将世界全球化引入“西方化”“向西开”的轨道，为西方国家加强对边缘和外围的地区和国家的统治、剥削或压制大开方便之门，危害性极大。对此，我们应首先从剖析作为“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基本范式的“文化霸权”概念入手，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文化霸权”对人类思想与实践的束缚，着眼于多元文化共存现实，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迈向更高水平。

　　在现代汉语中，“霸权”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霸权主义”是指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欺侮、压迫、干涉和支配小国、弱国，妄图在全世界或世界的某些地区称王称霸的政策和行为。作为“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基本范式的“文化霸权”,主要应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提出的“egemonia”概念及思想。

　　在意大利语中，“egemonia”的本意是“霸权”,但在随后的使用中，更多的是使用其转义（引申义）,即更为隐蔽的“领导权”含义。这一转义的使用与推广，正是源于葛兰西对于“egemonia”概念的阐发。

　　（一）葛兰西“egemonia”概念的独特内涵

　　作为葛兰西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在不同语境（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中，“egemonia”所表达内涵的侧重点不同。在运用于分析国内统治集团（阶级）与被统治集团（阶级）之间的关系时，葛兰西凸显其“领导权”的释义，描述的是一个社会集团（阶级）如何以一种非强制性的、难以察觉的文化方式去渗透、影响社会从属集团和群众并获得其“认同”,继而与之结成“历史集团”联盟并取得联盟领导权的过程。对于自由的、独立的、被领导的个体而言，这种领导是一种非强制的发自内心的自愿跟随、说服、顺从状态，用英文表述即“Leadership only exists if people follow when they have the freedom to not follow, otherwise it’s just power, and power is not leadership”。葛兰西强调，集权机制不存在“领导权”问题，只有当民众有自由、有意愿甚至有能力不再追随的时候，才能看出领导的能力与魅力。在葛兰西那里，“egemonia”是一个适用于解释国内阶级之间关系的政治学概念，并且这一概念与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不一定总是相一致的，它可以跟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利益相结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质言之，在葛兰西的论域中，“领导权”就像“专政”那样，是一个中性词，其既可以同无产阶级相结合，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可以同资产阶级相结合，形成资产阶级领导权。结合的关键与前提在于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策能否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同意和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哪个社会集团首先在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获胜，这一社会集团就有可能最终获得政治社会的领导权。

　　葛兰西在绝大多数论域中是使用“领导权”这层含义的，但是在少数情况下，特别是在谈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即在谈及殖民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时，葛兰西凸显的则是“egemonia”概念的“霸权”释义，此时“egemonia”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国际政治概念。本文所谈及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中的文化霸权概念，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谈及强国对弱国的“霸权”时，强调也应考察弱国“内部稳定”因素，即该国统治阶级行使领导权的能力。

　　（二）葛兰西对于强国文化霸权危害性及解决方式的初步阐发

　　在葛兰西所处的那个年代，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在欧洲盛行。葛兰西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某些方面“应该归功于旧的财阀阶层，因为他们想要调和那在逻辑上不可调和的东西：把欧洲旧的和时代错误的社会人口结构，同由最完善的美国生产型——亨利·福特的工业所代表的生产的最新形式和劳动的最新方法调和在一起”。这种新的工业生活模式的出现，不仅加剧了意大利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对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也造成冲击，进而引发了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

　　葛兰西在早期生活与求学中，曾注意到意大利国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意大利人接触到的都是从国外供应的杂志、文学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所谓艺术文学没有得到普及。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上充斥着“被迫”从国外供应的杂志。在这些由外国供应的杂志、小说中，每一个国家的一般文学作品和每一种类小说中都带有它们所属国的民族特点，都无一例外地渗透着其本民族的感情。另一方面，社会上充斥着脱离人民的、非人民的文学。由于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不以人民的感情作为自己的感情而生活，因而在作品中缺乏同“人民”世界观的同一性。在人民感情已经受到文学作品影响的情况下，作家们依旧不会提出发展人民感情的问题，文学作品仍然不能发挥“民族的—教育的”作用。据此，葛兰西得出结论：“无论是叙述还是其他风格上，意大利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民族的—人民的文学。”为什么意大利人民阅读的是外国文学？为什么意大利文学还区分为人民的文学和非人民的文学？在法西斯的监狱中，葛兰西对意大利人民优先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现象及其危害进行了剖析。

　　葛兰西首先从词源上对“民族的—人民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解析，指出：“在意大利，‘民族的’一词，有很狭隘的意识形态意义，但无论如何，和‘人民的’一词不相符合。因为意大利知识界远离人民和民族，转而同等级传统联系。”随后，葛兰西分析了意大利人民文学缺乏“民族的—人民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葛兰西指出，虽然在意大利，“理论上说，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艺术的人民的文学存在……但是，在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艺术文学的人民性，并不存在什么地方创作的‘人民’文学，因为‘作家’和‘人民’的世界观没有同一性”。究其根由在于意大利资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极大的惰性、软弱性和排他性。正是因为资产阶级脱离群众、害怕群众，由此导致了附属于资产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关系是割断的悬空的等级关系，而不是人民本身组成的部分，体现其有机地固有的职能”,资产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无力反映和满足“民族的—人民的”理想和现实要求，进而造成脱离“民族的—人民的”文学泛滥现象。

　　葛兰西还提醒民众注意意大利知识界充斥着包括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英美惊险小说等在内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现象。葛兰西分析指出，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观点，每一国家的一般作品中都蕴含有本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更为细思缜密的是，这些民族感情不是采用激烈的、演说式的表现形式，而是悄无声息地暗含并渗透于各种文学、诗歌、叙事小说中。久而久之，意大利人民就会逐步迷信外国文化的权威、接受外来文化的领导。在此基础上，葛兰西进一步分析指出，意大利人民优先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现象“意味着人民感觉到外国知识界的智力和道义领导权，他们觉得自己与外国作家的联系比和‘本地’作家联系的程度大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人民对于本国知识界缺乏“民族的—人民的”文学现象麻木不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国家建立一个普遍的思想基础，凝聚共识，必须最终以“民族的—人民的”语言来阐明符合本国国情的文化、语言和一系列的传统，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葛兰西所处时代的意大利国内知识界而言，这些是极度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抵抗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渗透与侵蚀呢？葛兰西将目光转向对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培育与其功用的发挥方面。

　　葛兰西分析指出：“知识界与生产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绝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它们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在建立“民族的—人民的”新文学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集团“管家”的职能，即“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号召知识界的作家们深入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的情感融为一体，切实肩负起建立新型的文明或新水平的文明的“民族教育者”的使命。

　　葛兰西有关外来文化霸权对意大利民族文化渗透的危害及其解决途径的初步阐发，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并且进一步在哲学、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方面产生了持续影响，文化霸权概念更是成为后殖民主义热议的话题。正如后殖民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1935—2003）所评价的：“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随后，萨义德结合具体历史情境，运用后现代的解构方法与话语，更为透彻地提出并批判了“东方学”（Orientalism）。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对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及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知识、话语与表述等方面一个新方向的拓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借助“东方学”这一概念，萨义德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的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即霸权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与发展，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萨义德的“东方学”应运而生。借助对“东方学”“东方”等概念的解析，萨义德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成因、形式及其实质，并对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方法作出更为鞭辟入里的阐发。

　　（一）萨义德“东方学”概念的丰富内涵

　　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定义，并非空穴来风。在萨义德所生活的年代，社会上流行着“东方学的兴起、发展和强化、文学和文化常常被假定为与政治甚至与历史没有任何牵连”的观点。对此，萨义德持批判态度，他主张：“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和驱使。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包括：某些领土和人民要求被统治；还需要有与统治相关的知识形式……关于文化的概念都是根据帝国主义的历史而得到澄清、加强、批判或摈弃的。”换言之，“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的、多样的、极端不相同的”。人们对权力和霸权方式的关注也逐步增强。随后，萨义德分析了文化现象与社会政治、历史之间的牵连，强调“社会和文化只能放在一起来研究”,并结合具体历史情景和时代背景，赋予了“东方学”丰富的内涵。

　　在萨义德的论域中，“东方学”主要有三种含义。他提出：“东方学是一通用的术语，用以描述西方向东方一步一步地入侵；东方学是一个学科，通过这一学科，作为学术、发现和实践话题的东方过去曾经被（现在仍然被）西方系统地进逼。此外，我用这一词还指任何试图谈论位于分界线之东的事物的人都可以凭借和依靠的一套梦幻、形象和语词组合。”在此基础上，萨义德又从历史和物质视角赋予“东方学”第三个含义，即“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东方有关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萨义德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为了更好地阐述“东方学”这一概念及其特性，萨义德还对与之相关的“东方”概念及其特点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对“东方学”的任何描述都必须考虑作为建立在地理、文化、语言和种族基础上的研究领域的“东方”这一概念本身。“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更准确地说，“东方”是作为欧洲的一种表述方式被创造出来的，是西方人用自己的方式强力构建的。对此，萨义德以“他者”的视角来考察，认为“东方学的一切都置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由此导致了“东方”在地理位置上的弹性。它不仅限于伊斯兰或中东地区（这样做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是逐渐被一个更遥远的东方（中国、日本和远东）所取代。虽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但是，作为一种表述方式，不管对哪个层次上的“东方”而言，总是有一个西方或相对的事物。“这种富于弹性的地理位置，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萨义德认为，更为糟糕的是，这种优越感作为传统，稳定且持续地永远存在于隐伏的“东方学”之中，或多或少地为现代西方人普遍接受，从而导致“东方”这一概念始终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并且主动权一直控制在西方人的手中，这代表着一种权力和霸权。

　　（二）萨义德对于“东方学”成因及破解方式的深入分析

　　萨义德从历史视角入手，对于“东方学”的形成历史做了分阶段的梳理。他指出：“一般说来，直到18世纪中叶，东方学研究者主要是圣经学者、闪语研究者、伊斯兰专家或汉学家……到19世纪中叶，东方学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巨大的学术宝库。”然而，这一无所不包的做法也存在一些盲点。学院化的东方学家大多只对他们所研究的语言或社会的古代阶段感兴趣，以至于在19世纪相当数量的重要作家都是东方的狂热爱好者。东方在欧洲人的视野中第一次被显示为一个有着自己的文献、语言和文明的物质性存在。随着拿破仑入侵埃及这类事件的发生，作为西方知识承载体的东方被“现代化”了，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东方学”所呈现出的第二种形式，这促使东方学容易受到西方时髦的、风行一时的理论思潮影响。此时的“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

　　20世纪早期，“东方学”主要借助两种方式将东方呈现于西方的面前。“其一是借助现代学术及其在众多专业领域、大学、专业研究会、探险组织和地理组织、出版界的具体运行机制所产生的传播力。”“第二种方式是一种重要会合的结果”,即东方学家们对各种文明、宗教、王朝、文化和心性进行文本翻译、解释汇合的结果。此时“东方学家与东方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阐释的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东方学”的权威得以向新闻界重新分布或扩散，并且其在写作方式上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转向百科全书式、文选式和个人札记式。萨义德指出，尽管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影响这一地区的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潮流已经使西方的文化控制有所减弱，但不可忽视的是：“东方学已经成功地汇入了新的帝国主义之中，它的那些起支配作用的范式与控制亚洲这一经久不衰的帝国主义设计并不发生冲突，甚至是不谋而合。”两者的区别不在本质上，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从萨义德对“东方学”形成历程的回溯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它们“对东方的兴趣是政治性的，然而，正是文化产生了这些兴趣，正是这一文化与残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原因之间的相互结合才将东方共同塑造成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东方”只是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观察者”表述中的东方，“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由此，“东方”从一个地理空间变成了受现实的学术规则和潜在的帝国统治支配的领域，这是“东方学”形成的主要因素。萨义德强调，“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权力话语、意识形态虚构——这些人为制造的枷锁”是被制造出来、被加以运用并且得到保护的。但是，不管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视角来分析，“东方学”并非不受任何质疑、牢不可破。

　　萨义德不断提醒世人，在西方对东方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干预（和研究）之后，“东方现在似乎不仅对西方从总体上构成挑战，而且对西方的精神、知识和帝权 （imperium）形成挑战”。其中不仅有如何处理自治和独立等政治要求的问题，也有东西方文明之间相互接触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西方的东方知识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学家和非东方学家都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西方文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面临着由粗暴、狭隘、道德沦丧、极端民族主义等恶劣品质所引发的危机”。在此种处境下，身处危机的西方在东方的角色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微妙了。据此，那些“受传统东方学训练的学者和批评家完全有可能将自己从旧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对东方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战”。

　　萨义德强调，实现这些突破的前提是“我们能够合理地从20世纪地球上如此多的民族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总体觉醒中接受教训”。为此，他把目光转向了方法论的救赎，即促使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东方或东方问题的方法进行批评性的细察。具体而言，“首先，对眼前的材料的直接感受，其次，对自己的方法和实践的不断自我审察，不断使自己的研究与材料相适应，而不是与教条和先见相适应”。萨义德认为，“我们解释事物角度的改变，使我们能向所谓超然的西方观察家的至高无上与无可挑战的权威挑战”。不管是对于东方的还是非东方的研究，最好都能将其放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中进行自觉性的观察与批判，因为“所有这些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都能对所谓东方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并能矫正其偏蔽”。

　　萨义德注意到，在其所处的时代，东西方文化、文明冲突已经以一些极为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凸显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存在强烈差异的论调，例如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萨义德对此言论进行了批驳，认为“这一看法是荒谬的，因为现代文化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是认识到——这一点几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文化是杂生的、多样的；各种文化和文明，如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论，如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任何对其进行一元化或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要落空”,“任何试图将世界上的文化和民族强行分割成相互独立的血统或本质的做法，都不仅会歪曲随后对这些文化和民族的表述，而且会暴露出其试图将权力加入到理解之中以生产出像‘东方’或‘西方’这类类型化概念的用心”。在批驳错误言论的同时，萨义德肯定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客观性。在他看来，“没有谁能否认民族和文化差异在人类交往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东方学》的研究目的并非消除差异本身，而是对差异意味着敌对、意味着对立永远无法消解这类观念以及从中产生的一整套对立性认识提出挑战。为此，萨义德倡导我们应该“对曾经引发一代又一代的敌视、战争和居高临下的控制的那些差异和冲突进行重新思考”,并要坚信它们的减弱或终结是指日可待的。

　　对葛兰西“egemonia”和萨义德“东方学”概念及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为我们追溯“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成因与发展提供了原始素材，也为我们如何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话语迷思提供了方法论参考，进而为解决多元文化冲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历史镜鉴。

　　（一）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夯实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伴随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一个概念，“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离不开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世界化大生产的推波助澜。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与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同时，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控制。“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实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探索过程中产生的文明的“怪胎”,其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这在葛兰西和萨义德的相关论述中可见一斑。

　　资本主义文明的殖民扩张，导致多个民族国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去建设社会主义、去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呢？历史与实践证明，僵化已有模式或盲目复制西方的做法势必会造成现代化进程的延误甚至产生重大挫折。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面对着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所带来的多重挑战，各国必须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理论狭隘地将其视为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现代化进程的模板、标准。与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世界科技进步的前沿，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任务，相应做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战略部署，为继续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式，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话语霸权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筑牢文化根基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其中“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文明的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自信不应是文化自负、自大。反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其不仅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本性，也源于西方人对于本民族、本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越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殖民国家人民对本国文化、文明的不自信甚至排斥。这在葛兰西有关意大利人民对本国知识界缺乏“民族的—人民的”文学的麻木状态以及萨义德对“东方人”自身不能欣赏自己等相关描述中均有体现。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培养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源于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守，更源于不断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源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别是处于多元文化并存、交流、碰撞愈益频繁的今天，我们要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为有效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筑牢文化根基，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提供坚固支撑。

　　（三）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创新交流范式

　　话语作为文化表述的重要载体，在“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近代西方政治、军事入侵东方，借助教育引导、舆论宣传和文化熏陶等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巧妙地把西方的文化认知内化为东方国家的自觉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对历史、文明、现实的解释权。葛兰西关于人民群众在无形中正在接受着国外文化对本国的定义，以及萨义德关于“东方”作为一种表述方式被创造出来的阐述，深刻地揭露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话语威力。正是在设置“传统—现代”“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的前提下，“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得以顺利诱导东方国家的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差异=不平等=优越”话语迷思，进而得出“现代化=西方化”的结论，迫使殖民地国家服从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甚至造成被殖民国家政权的颠覆。

　　在国际交往领域，话语权往往承载着言说者试图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其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奇迹”的不断创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不断提升。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际社会关注的心态是复杂的。由于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和政要在谈及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时，会使用更符合西方话语逻辑的“中国模式”,不仅妖魔化其内涵，并且堂而皇之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原因，甚至不惜抛出“中国威胁论”来对其加以歪曲、误导。对此，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新时代，我们应继续着眼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不断创造性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积极将其转化为现代化形态的表达形式，“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有效抵制和突破以“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为主导的国际舆论传播的同时，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切实提高国际传播效能，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四）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提供中国智慧

　　在各国命运愈益紧密相连的当代，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

　　在我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秉持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人士愿意了解中国、客观看待中国。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有不少中国的专家学者更加积极主动走上国际舞台，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在回应外界关切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中，阐释出并阐释好中国特色。在许多国际重要场合，我国政府也不断亮剑，勇于提出中国的政策主张和重要倡议，彰显了对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的支持，向世界有力传递中国声音。例如，2021年9月，为破解发展难题，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面对国际安全局势持续复杂变化，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在2023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再次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其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构成了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前提条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各方提供了根本遵循，“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构成了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则为不同文明相遇相知构建了方式路径，有助于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美好愿景，在世界范围内为如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在新时代新征程，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人类开辟了一条“强而不霸”的和平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程中，只有“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为此，我们应在坚持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在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断培养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同时，还要更加自信地走出去。积极促使全球文明倡议成为化解多元文化碰撞、矛盾的共识，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研究”（24&ZD009））

　　（作者简介：潘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