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精心设计，明确了“七个聚焦”的战略重点、“六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和若干重点领域，提出“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对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认识，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近一年来，学界对此展开深入研究，持续探索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内涵，系统总结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涉及改革演进逻辑、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实践路径等多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开放实现了从思想到实践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改革维度拓展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改革方法论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标志着改革进入制度型开放与治理效能转化的新阶段，形成“改革深度—治理精度—发展效度”的螺旋式演进路径。这一进程的本质特征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转化成为改革深化的根本动力，揭示了以改革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有机统一。
(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及系统规划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的不断开创、对社会各领域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升，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上更加突出子系统与整体之间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改革成就，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期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在聚焦改革关键问题的同时注重系统集成，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双向互动关系。陆卫明、于晶晶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和制度保障，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目标导向，直接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林建华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辅相成，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逻辑机理，体现了现实性与必然性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旨归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相互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二者高度契合、有机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越深入，越需强化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辛向阳认为，新时代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因此，改革越深入，越向深水区，越过险关，越要注意协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注重各系统之间、子系统与整个系统之间的协同性。刘同舫从唯物史观层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及其战略部署进行了分析，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彰显着对改革开放的深化拓展，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强调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要具有一种总体性视野，把社会基本规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是从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之一。任保平、豆渊博指出，当前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这意味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改革的系统性要求更高、协同性更强、风险性更大、规范性更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区差异化更加凸显。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系统性社会变革工程。韩庆祥认为，要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需立足五大维度统筹推进：主题维度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导向，历史维度运用“大历史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下半程，实践维度聚焦破解发展难题、提升治理效能，理论维度遵循动力机制、平衡机制与治理体系相统一规律，价值维度坚守公平正义与民生福祉的初心立场。这五个战略支点共同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深化改革框架，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唐亚林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发展活力、战略格局、实施路径等层面构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系统化、持续化与内生化发展动力体系，开创“良心+良制+良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发展道路。
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与深度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布局之间紧密的关系图谱，提供了深刻理解两者关系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的思路框架。
(二)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改革深化的内在动力
对改革内涵理解的深化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的物质支撑。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主题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而发生阶段性变化，改革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既展现了以往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彰显了我国以改革谋求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决心与使命。
《决定》提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新要求。顾海良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系统集成不断推进，渐次形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成果，显著体现在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新发展理念、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理论上。逄锦聚、冯泓铭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必须牢牢把握而不能偏离。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和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孙代尧、苏瑞鑫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是有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的整体性可以从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定位、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本位以及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挑战三个维度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有赖于新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具有人的解放向度。构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学者们特别强调解决改革进程中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韩振峰从改革的问题导向方面分析改革发展历程，认为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这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取得的阶段性成就和遗留的深层次问题中总结而来的根本遵循。张新宁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要坚持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具体要以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政策和环境，打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韩喜平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身就蕴含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重要条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
通过学界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深化改革的内在动力，推动二者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促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党的领导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核心作用
《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既要求进一步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根本性作用，又要求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的当下，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田鹏颖强调，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改革必须贯彻的首要原则，体现了我们党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刻把握，为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构建成新征程上层建筑反作用原理的生动叙事。刘凯认为，在确保改革正确航向、推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规划、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定力、确保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合力等多个方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根本保证。
党的自我革命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从严管党治党方面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赵付科指出，“自我革命”概念最早是习近平于2015年谈及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提出的，“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论断将党自我革命的价值目标扩展至社会建设，深化了对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辩证关系的认识。郑士鹏立足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辩证统一关系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将党的自我革命成效作用于社会革命进程，转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李海青提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坚持党的领导，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在自我革命中更加坚强有力，并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王炳林、王富军强调，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既要坚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的精神从严管党治党，又要以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正把党的领导蕴含的内在优势转化为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赵天淼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永宽、陈思雨提出，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呈现根本性制度规范、主体性制度规范、内容性制度规范、保障性制度规范四重结构特征，这一体系在运转过程中形成了动力、协同、评估、优化四大机制。新时代，要遵循“内容—主体—执行—创新”逻辑，着力在体系完善、主体认同、执行保障和制度革新上下功夫，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定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强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全面领导为改革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和根本性保障，确保改革在正确轨道上推进。特别是党的自我革命，作为改革的具体体现，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推动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提高和完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上述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党的领导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历史性作用的认识，也为我们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者们围绕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了深入研究，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一脉相承、与时俱进。肖贵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治理框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制度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实际能力，因此制度的科学性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效能，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起着决定性作用。辛向阳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也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完善和创新制度，关注当前和长期治理问题，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在改革的重心与方向上，徐勇、陈明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赋予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时代方位、新的目标任务、新的发展定位与新的战略判断，体现在“改革的重心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向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转移”“改革的范式从中国式实践论转向中国式方法论”“改革的价值从聚焦于中国自身转向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等方面。在分析改革局势、明确进一步改革方向上，秦宣认为，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是继2021年如期完成制度现代化“前半程”任务之后，“后半程”任务达成的必然要求。“后半程”任务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支线性、碎片化的任务实现方法已无法满足需求。陈志刚分析当前形势，强调目前已经总体如期完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因此，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学者们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展开研究，强调制度的科学性对治理效能的影响，进而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为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构建更加高效、公正、可持续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指导。
二、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决定》以“三个面对”“六个必然要求”概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学界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进行研究，揭示了改革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动力与持续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证，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为理解深化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 应对“三个面对”紧迫形势的现实要求
“三个面对”就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对当前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深刻分析之后的高度凝练，强调了形势催人逼人，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沈传亮指出，《决定》稿中绝大多数举措，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在民生领域积极主动作为等，背后都是要回应这“三个面对”。陈金龙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三个面对”部署的重大改革举措，实际上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表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导向。曾宪奎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及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三个面对”没有否认我国经济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任，但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发展目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应对各种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吴威威认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守正创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及时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竭力为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成功经验，为全球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新内容、新方法，为破解全球现代化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二) 符合“六个必然要求”的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六个必然要求”深刻阐明了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的重大意义，回答了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江金权认为，《决定》指出的“六个必然要求”,既集中概括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形势，又鲜明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顾海良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集成”与“六个必然要求”之间的关系指出，“六个必然要求”,形成了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集成理念的内生依据和内在要求，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新境界的开创。任平指出，“六个必然要求”深刻阐明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依据，明确了这一方向性抉择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重大使命、全球意义的战略思考，以创新的改革开放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布展和实施提供了坚定的立场和坚定的理论依据。曾峻分析强调，“六个必然要求”从全球视野、历史纵深、初心使命、时代任务等方面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体现出主动进取的历史自觉、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与积极影响
在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我国在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事务上的话语分量，构建能够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话语体系。朱佳木强调，我国把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国内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变化相结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徐勇、陈明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聚焦中国如何影响世界，最终指向的是中国之治及其世界意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理论与方法将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难题提供更多选择，真正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刘勇、王国洪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为促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和丰富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坚决摈弃西方国家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的现代化老路，紧紧依靠改革增强自身活力、激发内生动力，开辟出一条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全新现代化样式。洪向华认为面对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缺陷，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实际需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提供了一条有别于“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理论谱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发展实践经验，充分肯定既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出的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得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和左翼学者的高度认同。他们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关乎中国更关乎世界的盛会，其所勾勒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一如既往地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以及对世界走向多极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担当。王雪冬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国内外复杂环境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对全球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贡献。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超越了传统西方模式，还为全球治理与人类进步提供了新选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为中国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充分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既是对当前国内外复杂挑战的积极应对，又为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动力保障。通过深化改革，中国不仅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还为全球现代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决定》指出，目前我国已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学者们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系统中的结构性矛盾、层次性矛盾、派生性矛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是整体性、协同性和渐进性相统一的改革等问题，从根本遵循、系统集成、核心牵引、行动方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 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始终保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决定》突出强调党的领导，在“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部分专门作出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部署。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刘志明指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要求，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必然要求。牢牢把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引，坚持三个“不能变”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齐卫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百年奋斗首要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始终不偏离正确方向充分证明了坚持党的领导具有极端重要性。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王浦劬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的“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指出，制度建设是国家组织方式的规则的整体、系统和协同优化和完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法门，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持久性的根本举措。蒲清平、马睿认为，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改革设计拟合欠佳、改革布局协同弱化、改革环节衔接梗阻等难点问题，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推进。破解上述难点问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改革顶层设计的总体擘画。陈理认为，要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更好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和活力，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党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付文军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和中国人民的处世智慧。中国共产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最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改革立场不移、方向不偏、本质不变的关键，也是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的根本保证。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审视全面深化改革，在顺应历史趋势、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掌握改革主动、拓展改革空间、延伸改革路线和丰富改革方案。颜晓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推进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创新实践，本身就是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自觉意识的生动体现。党的领导保证了这一伟大实践取得成功，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制度和治理基础。孙琳琼、王立威认为，以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深刻考验，需要充分彰显党对改革事业的总体设计能力、方向驾驭能力和引领示范能力，要确保将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承担好贯彻改革部署的服务角色、推动改革实践的统领角色和处理改革进程中各种重大关系的协调角色。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确保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稳步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加强党的建设，使改革得以持续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和治理基础。
(二) 系统集成：各领域协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决定》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以各领域协同推进的战略部署。对此，韩庆祥指出，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七个聚焦点(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和六大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侯惠勤提出，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创新上深入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集成、总体谋划的改革精神。系统集成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特色。任何改革的突破，都是制度性突破，因而具有全局性意义；任何改革的成功，都是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结果；任何改革成果的价值，都要在制度系统中衡量把握。夏文斌提出，要从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层面把握改革系统集成的内涵，从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导向、精准落实方面把握改革系统集成的实践要求。张志丹认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系统观念，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出“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只有深刻领会系统集成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厘清系统集成的具体内涵，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上坚持系统集成的方向，持续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迈向更高水平。倪红福指出，当前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面临不少挑战，集中表现在改革系统集成面临结构调整转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方面，需要谨慎应对问题。为了应对复杂挑战，宋斌、王公龙认为，坚持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战略上要以科学的顶层设计规划合理的改革路径，在理念上要以系统思维方法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在政策上要以整体的协同推进发挥改革的合力效应，在保障上要以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精准落地。陈金龙、冼骏认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在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同时，提升了改革的权威性、有效性，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的特点。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系统集成，推动各领域协同推进，以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通过顶层设计、整体协同和党的领导，改革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得到提升，有助于应对复杂挑战并推动持续发展。
(三) 核心牵引：锚定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决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学者们从战略定位、核心特征、价值导向及系统协同等方面展开研究，揭示经济体制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
丁任重、郭义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大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王廷惠认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我们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要抉择。新时代新征程，要锚定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黄汉权、盛朝迅指出，现有经济体制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建议围绕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生态、调整优化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入推进改革。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特征。
曾宪奎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创新性、延续性、系统集成性、内在一致性，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不仅各个部分组成一个独立的、具备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突出前沿引导性的政策体系，而且各项改革举措协同一致形成合力，产生整体效果显著大于部分之和的整合效应，构成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源不断动力。高帆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特征，在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深化了对改革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经济改革呈现出从进程启动到目标确定，到内容完善，到系统集成的深化过程，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系统集成”之后的“功能提升”,需体现接续性、精准性、深入性、系统性、平稳性特征，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制度创新、系统集成、稳中求进趋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战略与策略、目标与路径、方向与方法的统一。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
乔榛、张志欣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性，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于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和不断深化都基于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加以设计，形成改革的不竭动力；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赋予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性新内容，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周绍东认为，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要以更高的国家治理水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朝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是实现市场平衡稳定地朝着高水平方向发展的现实条件。韩保江、高鹤鹏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的正确改革方向，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首要重大原则。王霞、卢黎歌分析了党的人民性立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体现，指出人民幸福是党的初心与使命，党做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更进一步彰显了人民幸福既是改革的起点，也是其最终目标，改革始终服务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协同。
朱安东、毛小骅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重要的制度保障。乔晓楠、王奕认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很多方面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前，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亟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突出问题，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谢华育、陈庆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影响更体现在协调和统一社会和市场的各类主体的意志，实现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集体行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保障。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牵引力，经济领域改革的突破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创新、系统协同和人民导向的改革措施，经济体制改革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
(四) 行动方略：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5·23”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这表明坚持正视问题、化解矛盾的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增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操作性。包心鉴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这场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必须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牢牢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的新问题、妨碍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与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问题，以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常庆欣在对“六个必须坚持”的分析中谈到，“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并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新发展格局等理论创新，皆是对人民关系的重大问题的回答与回应。项久雨、刘昕语认为，坚持问题导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科学方法论，也是推动改革实践行稳致远的根本逻辑。进一步而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提升改革针对性、实效性的同时，也要着眼于长远未来的发展，坚持目标导向，加强目标牵引，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杨永恒、董煜则进一步分析了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强调发展战略既要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和目标，也要围绕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制约目标实现的瓶颈性难题，提出解决思路和具体举措。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方法，聚焦解决实际问题，以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结合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确保改革的方向明确，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实践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它不仅关乎改革的成效，更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实践路径的探索与推进，旨在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以创新的举措推动发展，确保进一步深化改革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科学规划改革路径，坚实立足实践探索，共创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其中，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更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 坚持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是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唐皇凤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定海神针，要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领导水平，应当不断提升全党把握改革规律的水平，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效落实改革的领导责任。张浩强调，中国共产党担负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现实环境及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为了确保我们党所领导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乘风破浪前进，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使党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领导。蔡文成提出，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价值高度契合，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主导力量与主体力量。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践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人民意愿整合为党的意志，上升为我国制度建设的价值资源，通过制度实践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实际效能。周文、李吉良指出，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中，坚强的领导核心是统筹实施举国体制的政治保证，这就要求加强和完善党对经济发展和科技事业的顶层设计，发挥党统筹协调创新资源的政治优势，形成党的领导下的长效运行体制机制。何毅亭具体分析了如何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强调要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注重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执政方式。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坚持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是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必须始终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确保改革朝着正确方向推进。通过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能有效统筹改革全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
(二)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积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建设，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逄锦聚提出，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要着力解决好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力、完善市场体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等问题。李效东等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在于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既发挥市场灵活配置资源的自主机制优势，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规划、战略引领方面的作用，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周文等认为应当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回应市场主体对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诉求，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以技术赋能实现政务服务的转型升级，线上线下密切结合、搭建政府与企业互动的桥梁；划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科学定位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实现政府和市场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学者们研究强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确保市场秩序稳定，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三)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发展理念是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些理念不仅体现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对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敏锐洞察。张旭认为，通过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融合为一个系统协调的整体，成为当前破解经济社会发展新难题的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涵盖物质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产业体系、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各个方面，而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顾海良认为，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中形成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新取向与新特征，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形成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和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新动态，在高质量发展中达成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的新要求，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的系统观念。高惺惟、涂强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理念的关联，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行动指南；要坚持协调发展理念，让新质生产力实现均衡发展；要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塑造新质生产力国际竞争优势；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全体人民共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任保平、李培伟提出在实现发展导向型改革中，要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数字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推进新型工业化，进而以新型工业化作为关键路径深化供给侧结构调整，形成有效供给体系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谢地、孔晓认为，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必然要以生产力作为起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但现实中这一关系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要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但当前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周绍东等指出，新型生产关系的“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广泛共有性更显著，分配方式的多元共享性更鲜明，在新型劳动条件下，劳动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灵活性显著提高。程恩富、罗玉辉指出，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当前亟须塑造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蒋永穆、叶紫提出，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要把准方向，抓好体制机制革新，形成促进科技核心要素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发挥劳动者主体能动作用、强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从加强顶层设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完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着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刘立云、孔祥利认为，新型生产关系就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性质和状况要求，且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体现于新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的生产关系、新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生产关系、新的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与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主要基于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需要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维度，健全完善促进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制度体系、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维度，健全完善促进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治理体系。
对于如何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学者们一致认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四) 推进经济体制机制革新
问题倒逼改革，实践呼唤理论。白永秀等深度聚焦《决定》中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目标定位、宏观体制、微观体制、基本条件、基础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创新安排，既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所在，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简新华强调，真正切实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针对现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多个方面下功夫。丁任重、郭义盟分析指出，既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适应技术革命性突破需要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质态的跃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又要注重发挥经济体制的牵引作用，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张占斌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把握四对“重要关系”,即注重“管”和“放”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秩序”和“活力”之间的关系；巩固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注重发挥优势，处理好“统一”和“多样”的关系；提高各方积极性，处理好“坚定性”和“积极性”之间的关系。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问题，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家贤、孙涛认为，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面对“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经济支撑体系、提升领导干部能力、应对技术创新发展对市场经济提出的新挑战等方面作出长足努力。赵峰、段雨晨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动态的探索过程，其内涵和重点方向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已建立的制度需要不断健全，在新领域需要随时根据实践需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申始占、杨春学认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涵盖各个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挖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路径并动态测度“高水平”的实现程度；同时，也需要实践工作者敢于真抓实干，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进行动态调整，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日实现。
对于推动经济体制机制革新的实践路径，学者们普遍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管”和“放”、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等多对关系，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和制度创新，确保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五、 总结与展望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协同推进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过去一年，学者们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系统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机理与发展逻辑。从理论层面来看，全面深化改革始终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动制度创新的系统化。面对“三个面对”的现实挑战以及“六个必然要求”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下的必然选择。在实践层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明确了党的全面领导、各领域的协同推进、经济体制的牵引以及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合力。通过党的领导机制的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生产关系的革新等具体举措，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展望未来，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科技革命的挑战，学者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互动。通过构建动态优化的改革响应机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研究”(24&ZD02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本质、基本特征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2024JZDZ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年第2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