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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第一种是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帝国主义论，以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第二种是形成于21世纪初期的新帝国主义论，以哈维、伍德、卡利尼科斯等当代国外左翼学者为代表。随着21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研究的复兴，国外左翼学者围绕经典帝国主义论与新帝国主义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争论。关于两种帝国主义论的关系问题，主要存在“延续论”、“断裂论”和“超越论”等不同观点。“延续论”以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为代表，认为两种帝国主义论之间是一种承续和发展的关系，在具体观点、方法论和分析范式上都有体现。“断裂论”以美国学者哈维为代表，认为经典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变化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新帝国主义论应运而生。“超越论”以加拿大学者帕尼奇和金丁为代表，将经典帝国主义论归为一种经济还原论和超历史的范式，反对将其沿用于分析当今世界，而新帝国主义论的构建是对经典帝国主义论的超越。这些不同观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怎样研究帝国主义”两个问题上。因此，梳理清楚两种理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以及研究范式，有助于辨明经典帝国主义论与新帝国主义论的关系问题，深化我们关于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认识。这对于我们今天研判全球化语境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形态也将有所助益。

　　在经典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将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政策。英文imperial(帝国的)一词出现在14世纪，词源可追溯到拉丁文imperium, 意为command(指挥、命令)或supreme power(至高的权力),而英文中的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与具有现代意涵的imperialist(帝国主义的)直到1870年以后才被大量使用。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在其开创性著作《帝国主义》中，将帝国主义界定为发达工业国家的“有意识的政策”,并从社会病理的角度揭露了帝国主义政策的经济起源和政治意义，这一界定影响了经典帝国主义论关于帝国主义的解读。20世纪初期，希法亭和卢森堡相继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和政治表现，赋予帝国主义概念资本主义批判的明确内涵，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奠定了经典帝国主义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对之后理论家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从金融资本的性质揭示帝国主义的特征，将帝国主义界定为“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他指出，金融资本以垄断联合为基础，帝国主义作为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扬弃了代表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利益的自由主义国家观，突出表现为以德国和美国为典型的保护关税制度取代了以英国为典型的自由贸易政策。这种保护关税制度通过限制外国竞争极大促进了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形成，但它对经济区的限制又阻碍了产业规模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最终迫使资本通过对外输出来寻求新的增长空间。随着资本输出的普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激化，加之在落后地区推行殖民政策需要依靠暴力手段，资本主义强权政治逐渐取代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资本主义国家观和政治实践。希法亭对金融资本、保护关税制度、资本输出、殖民政治、暴力手段等环环相扣的分析，呈现出20世纪初期金融资本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形式的突出特征——“支配国家政权从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同时展现了金融资本巨头统治下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彼此交织、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端是与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另一端是转型的政治制度反过来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两种力量及其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会历史进程。

　　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卢森堡把帝国主义诠释为“资本积累对依然开放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性争夺的政治表现”。她认为马克思在由资本家和劳动者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分析资本积累时，会陷入“为生产而生产”的循环解释，没有回答谁是扩大再生产的新消费者的问题，也就不能充分解释帝国主义为何走向殖民扩张和军国主义。她尝试通过改变《资本论》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自足封闭体系的理论预设，引入非资本主义形态和政治因素，重新探讨资本积累的诸历史条件。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积累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始终依存于对非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侵蚀和同化，这一过程通过革命与战争、殖民政策、铁路建设、国际贷款、国家重税、廉价商品倾销等途径得以实现。卢森堡还特别强调，暴力是“资本积累永远使用的武器”。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暴力手段被用于驱赶土著居民，掠夺农民财产，以及强制劳动。在帝国主义阶段，暴力手段被用于占领殖民地，压制本地人的反抗，以及与其他发达国家在争夺殖民地上进行斗争。根据卢森堡的分析，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切国家和生产部门占据普遍的统治地位，也就是非资本主义形态普遍解体之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达到了顶点，同时也走向了崩溃。因此，卢森堡说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涯的最后阶段”。一方面，卢森堡从国家间关系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政治表现，不仅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性关系，还呈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关系。另一方面，她从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积累机制、矛盾运动和未来趋势。辩证地看，卢森堡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的“修正”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但她对资本对外扩张的描述真实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充斥着剑与火、血与泪的暴力图景和矛盾冲突。

　　除了经典帝国主义论以外，提出“超帝国主义论”的考茨基也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角度，将帝国主义理解为由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的“政治意图”,即“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考茨基将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增长快导致两个部类比例失衡，阻碍资本积累。为了克服这种比例失衡，保证农业生产能够持续不断地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和粮食，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会与外国农业地区交换产品。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更倾向于采用殖民统治而非自由贸易来组织这种交换，因为这样可以直接阻止农业地区发展自己的工业，一方面减少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另一方面将农业地区固定为自己的原料产地。考茨基说：“一个国家是否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这主要取决于它的政治力量。”西欧诸国和美国可以依靠保护关税制度独立发展本国工业，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而落后地区只能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产区。考茨基的帝国主义论阐释了政治力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主导性的影响。但他的论证过程存在诸多问题。首要一点就是，从工农业比例失调来解读资本主义危机和殖民政策，没有抓住资本的内在本性及其影响。其次，当考茨基将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卡特尔等排除在帝国主义概念的内涵之外时，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把握必然会受到质疑。

　　从希法亭、卢森堡到考茨基，这些理论家都把帝国主义视为特定的政策。他们深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制度、国际借款制度、殖民政策、势力范围政策、暴力手段等，透过这些帝国主义实践，考察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揭示出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嬗变。虽然关于他们帝国主义论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但这些帝国主义论无疑开启了帝国主义研究的序幕，为之后布哈林和列宁形成科学的帝国主义论打下了基础。

　　与“超越论”批评经典帝国主义论为超历史主义的观点相反，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家并不试图构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理论，而是聚焦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虽然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难逃陷入超历史主义的质疑，但包括他在内的帝国主义论理论家都强调要对帝国主义的起源进行历史化的解读，也就是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这一观点也成为区分古代帝国和现代帝国的重要尺度。卡利尼科斯明确指出：“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将帝国视为一种超历史的政治统治形式——例如，迈克尔·道尔对帝国主义的简洁定义是‘帝国社会对从属社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有效控制’——而是将现代帝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背景中。”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以及考茨基的产业均衡论，都可视为对帝国主义的形成进行历史化解读的尝试。这种历史化解读在布哈林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得到了更为显著的体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布哈林和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政策论发展为帝国主义的阶段论。

　　在布哈林的理论中，帝国主义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布哈林吸收了希法亭的观点，将帝国主义看作金融资本的“政策”或“意识形态”。作为与一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的职能在于维护和促进一定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大再生产。具体而言，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或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职能是“它支撑金融资本的结构；它使全世界服从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代替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布哈林看来，金融资本的政策首先体现为要求扩张本国领土的“征服政策”,这种征服政策由“生产力的增长与生产组织的‘民族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所驱动，这种冲突直接表现为各国资产阶级集团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范围竞争的激烈化。譬如，垄断“势力范围”政策就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通过攫取销售市场、原料市场与投资范围，以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巩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相较于考茨基仅仅从工农业发展不均衡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将欠发达地区侵占为原料产地，布哈林更深刻和全面地考察了帝国主义的动力机制。

　　另一方面，布哈林又将帝国主义看作一个历史实体，赋予帝国主义以历史阶段的含义。他观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主义取代工业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后者以自由竞争为时代主题，而前者在竞争中走向垄断和军国主义。布哈林说：“实际上，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继续，就象工业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继续一样。”同时，他认为：“从前的‘自由放任’观念的残余消失了，新‘重商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到来。”在布哈林的论述中，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新重商主义具有相同的所指，即取代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界定和认识获得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在为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该书的一大贡献就是“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

　　直到列宁，帝国主义的阶段论才得以确立。在列宁的分析中，帝国主义不再纯粹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或者说“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列宁赋予帝国主义更为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其中，帝国主义的垄断性体现在垄断组织的形成、生产集中、大银行的支配、金融寡头的统治以及国际卡特尔瓜分世界等；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或腐朽性表现为私有制的腐朽趋势、金融食利阶层的崛起、资本输出、政治反动以及剥削殖民地等；而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体现为预示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端。列宁的这些分析与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帝国主义作出的经典界定相呼应。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他特别指出这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概念，不涉及非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列宁这里，帝国主义概念的内核从资本主义的政治表现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一术语革新很大程度影响了后世对经典帝国主义论的认识和评判。

　　仔细辨析可见，虽然列宁着力于呈现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但他的帝国主义论实际涵盖了经济实质和政治表现两个方面。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汲取了希法亭和布哈林等的观点，讨论保护关税制度、国际借贷制度、对外殖民政策、势力范围政策、军备扩张，进而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反思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性质。列宁的分析呈现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区别于一切历史阶段的两个主要特征，即金融资本的统治和殖民政策的推行。因此，列宁所探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他所呈现的国际关系既包括国际经济关系，也包括国际政治关系。在列宁这里，帝国主义不单纯指扩张领土与权力的政策、行为或主张，而是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总体变化。

　　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帝国主义必然有其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只看到了帝国主义的起点，却遗忘了它的终点。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斗争”。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到尖锐化的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预示着“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观点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过于乐观地预测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联合剥削，而忽视了其内在的衰落趋势。因此，列宁赋予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的意涵实质指向了一种历史质变和临界点的到来。对此，当代学者哈丁分析道：“《帝国主义论》首先关注的是对时代的定义。《帝国主义论》的胆识和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垂死挣扎和没落的时刻，确定了一个新历史时代诞生的时刻。列宁主义明确地为全人类定义了一个时代——现在正处于在社会主义和野蛮之间进行选择的时代。”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理解帝国主义的重要视角，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当代帝国主义的认识和研判。21世纪初期，国外左翼学者提出新帝国主义论的一个理论背景，正是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如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将1870—1945年视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兴起，1945—1970年为二战后美国霸权的历史，1970—2000年为新自由主义霸权。又如卡利尼科斯在《帝国主义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帝国主义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70—1945年的经典帝国主义、1945—1991年的超级大国帝国主义，以及1991年冷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在这些断代史中，帝国主义已然被视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如何认识或者说采用什么范式来研究帝国主义的不同阶段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学界主要聚焦于其如何阐释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如何理解经典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及其当代适用性的问题。本文认为，经典帝国主义论虽然从经济方面着手分析帝国主义，并强调经济的基础地位，但没有简单地把政治表现看作一种附带现象。相反，这一理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辩证互动，并指出了国家权力在维系资本主义秩序上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卢森堡和布哈林进行了较多讨论，为后世学者诠释帝国主义的本质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卢森堡把资本积累看作一个混杂着经济的“和平竞争”和政治暴力的历史进程。在分析资本主义入侵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段时，她说：“这一战斗的主要方法有政治力量(革命、战争)、国家的重税和廉价的商品；这些方法或者被同时应用，或者被依次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与经济因素齐头并进的联盟。”她进一步指出，政治暴力不止出现在原始积累阶段，而是被应用于资本积累的每一个阶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积累的暴力手段体现为殖民扩张、强制劳动和军国主义等。因此，卢森堡强调资本积累是一个具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整体：一个是纯粹的经济过程，主要体现为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商品等价交换，自由、平等和所有权在形式上居于主导地位；另一个是暴力、欺诈、压迫、掠夺的过程，体现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与战争。在卢森堡看来，要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必须把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才能反映出真实的历史进程，达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

　　布哈林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关系。他着眼于资本主义扩张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之间的张力，将帝国主义置于世界经济的视野中进行分析。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两种并行发生且相互对立的趋向：一方面，资本主义总是表现出扩张的趋势，即“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越出国家疆界的趋势”,主要体现为以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为基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冲突，体现为争夺世界销售市场、世界原料市场和投资范围竞争的激烈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升级和战争隐患的增加。因此，布哈林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既要研究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还要研究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正是后者导致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并“最强有力地提出了建立社会生活的新形式问题”。通过分析资本的国际化和资本的民族化过程，布哈林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特性及关系。

　　在21世纪初，围绕经典帝国主义论中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关系的理解及其在当代社会的适用性，国外左翼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超越论”的倡导者帕尼奇和金丁认为，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将经济决定因素放在首位，忽略了国家相对自主性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因此不适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现象。他们说：“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出各种手段来促进和协调资本积累，以及预测未来的问题并在问题出现时加以遏制，这通常体现在具有专业知识的不同机构中。”基于此，他们提出把国家理论引入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非正式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哈维、卡利尼科斯和伍德等则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框架。他们倾向于采用经济—政治、资本—国家的二元范式来研究新帝国主义，但他们在这一范式的具体表述和认识上却存在分歧。其中，“断裂论”的代表哈维质疑经典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提出运用权力的双重逻辑(即“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来分析新帝国主义。他将这一分析范式的提出上溯到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乔万尼·阿瑞吉，而不是卢森堡或布哈林。哈维借鉴了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明显不同但却相互纠缠的权力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打下了基础”。而“延续论”的代表卡利尼科斯主张采用“资本之间的经济竞争”和“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来剖析帝国主义。他认为，经典帝国主义论特别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已经指出，现代帝国主义是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两种不同形式的竞争相融合的结果，因此经典帝国主义论是研究当代世界的必要工具。此外，伍德以“经济力量”和“超经济力量”作为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基本框架，并把这两个概念具体化为“全球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关系问题实际上在布哈林对资本的扩张性和民族国家的局限性的讨论中已经得到表达。不同的是，伍德认为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其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相分离，资本的经济霸权的扩展可以远远超出直接政治控制的界限，而经济力量的维持又有赖于受到限制的超经济力量，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伍德的分析解释了新型帝国和传统殖民帝国的根本区别，前者主要通过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来维持霸权，而后者以直接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征服等超经济强制为主要手段。

　　国外左翼学者运用二元范式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争议，尤其是受到了跨国国家理论家的批评。如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指出，全球—国家二元论与“跨国国家机器正在从民族国家体系的内部产生”这一事实相悖。他认为，走出悖论的关键在于“重返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研究方法”,把国家理解为“围绕特定社会生产格局的阶级关系的制度化”,即把经济和政治看作同一个整体的不同要素。罗宾逊的观点表明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无论这些研究新帝国主义的当代左翼学者是二元范式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确立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范式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历史唯物主义。

　　“重返历史唯物主义”是国外左翼学者在确立新帝国主义研究范式时共同选择的路径。这一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准确把握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为在全球化时代研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从这一角度看，国外左翼学者在探讨新旧帝国主义研究范式时产生的争论和分歧，实质上源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差异和不同运用。

　　“延续论”的代表卡利尼科斯和“超越论”的代表帕尼奇、金丁之间关于帝国主义论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帝国主义研究中，卡利尼科斯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帕尼奇和金丁强调国家相对自主性，这种分歧使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形成了根本性差异。卡利尼科斯指出，将帝国主义视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相互融合的产物，部分原因是避免把地缘政治竞争仅看作经济竞争的附带现象，但坚持经济的首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所在，需要将帝国主义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危机的趋势下来理解。帕尼奇和金丁则认为，卡利尼科斯陷入了对经典帝国主义论的简单重复，不仅以松散的“地缘政治竞争”概念取代“帝国间的竞争”,而且高估了经济危机对政治稳定性的影响。他们指出，卡利尼科斯产生这种理论倾向的原因在于，没有对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国家以及国家间关系进行深入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这场争论聚焦于两个问题，一个是是否承认经济的基础地位，另一个是如何理解国家的性质及功能。要澄清这两个问题，有必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的最初形态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他们阐述了他们历史理论的内核，即将市民社会视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构成和关系，指明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地位的肯定并不意味着经济还原论。在相关文献，特别是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不难发现关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的论述。在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分析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他指出，国家权力既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恩格斯的辩证观点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互动。

　　这种理论张力延续到了帝国主义研究中，经典帝国主义论对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析，以及新帝国主义论对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的争论，都在试图诠释资本积累与国家权力的复杂纠缠。由此必然产生的理论难题是，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新阶段进行概念化、理论化的构建，特别是如何界定新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机制及国家理论。卡利尼科斯指出：“如果存在某种哈维所认为的作为帝国主义构成的辩证张力，那么(地缘)政治被赋予‘自主性’就是必要的，而如果(地缘)政治被赋予‘自主性’,那么就需要对这个层面进行某种理论化，既要重视它的特殊性，又要把它融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宏大的解释中。”这一观点从理论层面解释了国家理论何以成为新帝国主义论内部的争论点，即需要构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既能揭示资本逻辑与地缘政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又能处理好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性之间的关系。在现实层面，国家形式的变化也凸显了对其进行理论化构建的紧迫性。相较于传统殖民帝国，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配方式更依赖金融霸权、军工复合体、文化渗透等，而非直接的领土占领。因此，需要构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解释这种“去领土化”霸权、“非殖民化”帝国。哈维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理论来揭示我们的时代环境，也需要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理论，因为国家制度的形式和权力以及蒂姆·米歇尔所说的‘国家效应’已与3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伍德、卡利尼科斯、罗宾逊、帕尼奇和金丁等尝试从不同角度探索新帝国主义的国家理论，但尚未形成统一范式。

　　类似的理论挑战也存在于对经济层面的重新概念化。在重新认识资本积累机制方面，哈维提出的“剥夺性积累”引起了较大的影响。他将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拓展到当代，认为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是通过金融化、私有化、知识产权垄断等新形式持续剥夺公共财富。在哈维的界定中，“剥夺性积累”这一概念既涵盖了圈地运动、殖民掠夺、贩卖奴隶、高利贷和国债等传统手段，也包含了以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为手段的掠夺、诈骗和盗窃，以及知识产权、专利权、许可权、自然资源、文化形态、公共资产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等新机制。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构成哈维拓展“剥夺性积累”概念的重要参照。尽管哈维的观点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暴力性与延续性，但也引发了争议：赞同者认为这一概念揭示了原始积累的再现和演化，而反对者批评这一概念的宽泛性和模糊性。例如，有学者指出由于“剥夺性积累”的定义过于宽泛，“将资本的经济重构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重构中多元的、复杂的时刻同质化了”,混淆了资本主义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国外左翼学者对新帝国主义的探讨本质上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原典诠释，而是基于复杂现实语境的理论创新。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变化的不同理解使得这种创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21世纪初以来，国外左翼学者关于经典帝国主义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范式的争论，反映出构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可能性路径和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界定帝国主义，以及采用什么样的范式和方法论研究帝国主义等。回溯经典帝国主义论，从希法亭和卢森堡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某种政策和政治表现，到布哈林和列宁逐步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都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左翼学者围绕经典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适用性展开理论交锋，交锋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构建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分析框架。在这场交锋中，国外左翼学者采用多元化的研究进路，哈维、伍德、卡利尼科斯等运用政治—经济二元范式，帕尼奇和金丁等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国家地位，罗宾逊等关注跨国国家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分殊的理论路径实则共享着相同的理论诉求：通过“重返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这关联着一系列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相关性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全球化具有什么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词汇——其中诸如‘阶级’、‘国家’和‘帝国主义’等概念尤为突出——是否足以理解和改变当代社会状况?……”因此，国外左翼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返”,实质上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这一过程是对新的社会现实的理论表达，更指向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彻底改造。从经典帝国主义论到新帝国主义论，展现出理论的延续和创新共同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蓬勃发展，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理解和研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框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国外恩格斯研究的新进展研究”(22CZX011)）

　　（作者简介：覃诗雅，广西三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