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自遭遇文明蒙尘以降，在非此即彼的文化形而上学立场下前人无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而中华文明现代化“如何立”与“如何破”又是必答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的依据是什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路径是如何成功探索出来的?这种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是如何渐趋澄明的?弄清这个重大论断的科学依据与实现路径，对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思想文化战线的一条主线，“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很多思想家，要么是“向内”寻求文化变迁的原因，要么是“向外”寻求文化变迁的动力，还有“向旧”寻找文化变革的冲动。受时代与思想的局限，先贤作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未能破解中华文明发展的“古今中西之争”。共产党人经过百年奋斗历程，才更有条件破解这个难题。

　　（一）普惠型物质文明的丰厚积累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物质文明成效是化解古今中西文化纷争最有力的批判利器与文化融合的建构武器。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奋斗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是凸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从未中断的文明体的最好写照。经由五千多年积攒的中华文明瑰宝能持续泽惠后人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文明主张天下一家的同构性、追求大同境界的普惠性、人民自觉遵从的选择性。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缺少物质文明支撑的社会主义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党上下要着力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完成这个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革开放后，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又成为我们的中心任务。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此，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鼓励新质生产力变革，不断使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在辽阔疆域上共同缔造了像石榴籽一样的民族团结盛况，开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其他社会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效相比，社会主义中国的物质文明更是呈现出“共享性”“普惠性”“共富性”，瞄准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性”的物质支撑，而非物质极化“精神贫困”的状态，赋予人类物质文明以崭新内涵。特别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成功地使数亿人摆脱贫困，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开创了人类减贫奇迹，形塑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分享性、亲和力与对外影响力，超越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两极分化的狭隘性、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剥削性。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原因是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期待、得到人民支持拥护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种“意气风发”的饱满斗志也来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普惠性的强有力支撑，以及人类文明历史进步不可阻挡的潮流。

　　（二）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依据

　　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构建自己的文明，新历史与新文明总与自己继承的历史财富、文化传统紧密相关。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中外文化冲突也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只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才能批判性地考察现代文明发展困境，看清“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深刻理解历史演进规律、历史发展目的、历史进步动力和历史主体的人民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逻辑充分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社会更替的发展规律、文明梯次演进模式、社会交往的所有制约束、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与目标蓝图。

　　中国共产党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百年纵深与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坚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初心，牢记“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的生产使命，系统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深入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把握历史优势与自身发展的现实劣势，不断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把握规律、运用规律和创造规律中，不断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历史优势、制度优越、人民忠诚的文明优势，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稳步构建，积极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全面开启新型全球文明新征程，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交出了优异答卷并向世界庄严宣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

　　（三）更有能力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打掉迷思的普适性底座。如果不掉入“唯洋为美”的认知陷阱，就不会沉沦于“唯洋是从”的思想迷思。西方现代化的先发性，不等于天然具有现代化的“原教旨主义”，成为所有企图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绕不过去的“圭臬式元文化”，不得不学习的“典范”。时间上的先在性不等于哲学上的彻底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既克服西方现代化局限，又赋予现代化新的本质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还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不仅深刻批判西方现代化的侵略、贪婪、强盗本质，还建构起“九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10]，既能让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耸立不倒，也能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屹立不倒。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力量与稳定的灯塔’”，“近代以来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主力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方位洋溢着“这里是中国”的自豪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感、信息获取与移动支付的便捷感、视野格局打开的宽阔感、“龙的传人”的自信感。

　　深化对文明形态与文明立场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界限认知更清晰。西方的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源于拉丁文 “Civilis”，意为“城市的”“市民的”“公民的”，是一种身份概念。对于一个拥有5000 年的文明史、56个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具有完整性、连续性以及“儒道佛合流”而成的复杂文明体，其博大精深肯定不是界域明显的“城市”或单一的“市民”身份可以容纳的，“西方的城市文明”更无法涵盖中国的大一统观念以及德治文化、修身文化、乡贤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渔业文化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知识群体，既充分审视中西文明的不同，深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理性认知，又反对文明的自我固化，积极采用向内诉求和向外借鉴的两种手段丰富发展中华文明形态。不是以敌对的关系看待异域文明，人为在文明的边界上垒起高墙，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保持文明的建构机制，保持文明的广泛吸纳力和高度创造力，始终以胸怀天下的高维度的精神格局来“恢复跨文明状态，这是文明发展的天道”。即便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文明成就，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文明赞歌，依然尊重各国对文明形态的自主选择，摒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反对零和博弈、“脱钩断链”的冷战思维，以全球大文明格局应对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保留文明多元性，积极寻求文明共性，有效矫正资本的恶性竞争逻辑，引导资本有序参与市场，并积极推动资本力量参与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中来。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根据

　　对“能、行、好”的辩证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关键就在于极大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引领作用，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在于深化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为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磅礴伟力。

　　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武器更多。“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总结继承好。怎么总结?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甄别、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立场和方法也生发于这个路径。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重大历史阶段，以三次历史性飞跃成就了三座思想丰碑，这是深刻改变中国、广泛影响世界、惠及全人类的思想理论创新。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前瞻统筹两个大局、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充盈时代气息、广泛思考世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解决了以什么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改革开放后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使全党认识到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探索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方案。

　　（五）历史主动与精神自觉的历史依据

　　历史从哪里跨出第一步，历史唯物主义就从哪里铺下第一块砖。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涅槃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主体能动性的肯定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意识、主动意识、解放意识，特别是通过解放世界来解放自身的意识，中国人民正是手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武器投身到主动寻求自身解放的历史洪流之中。使命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能力更加突出，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意识更加强烈，直面问题、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进取姿态更加鲜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长出”“更新”，而不是“消灭”“照抄”“断裂”，这背后隐藏着选择的主体、捍卫的力量、历史的杠杆。中华民族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不甘于现状的变革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强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传承文明、激活文明、发展文明，需要坚毅果决的文化主体性，驾驭历史遗产离不开宽广的历史视野，将中华大地博大的物质文明成果精神化，凝结出突出的民族精神标识，需要强烈的历史使命与文化担当。“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共同支撑着大一统文明体系。

　　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基础与时代逻辑。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任何时代都不曾拥有的综合有利条件。“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证明“中西之争”已经失去理论支撑力，“东升西降”“社强资弱”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加坚定我们的历史自信、牢牢掌握历史主动的自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步伐变得更加势不可挡。实践表明，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自觉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成功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正在转变，“全球南方”破局“小院高墙”的单边主义已成气候，社会主义中国稳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已近15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中谋划着“中西合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理论到行动形成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生动图景。破解只是开始，反向建构正在路上。正如冯契所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过程，是一场哲学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空前的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已经经历了若干阶段，并且还在继续着。”

　　（一）辩证扬弃“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

　　文化反思与文明批判是20世纪人类精神和人类文明演进的最亮丽的风景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体系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将“未开化的文明”卷入所谓“西方的文明体系”，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商品、西方制度和文明强烈冲击古老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围绕着“走什么样的道路”，在中国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派”和文化激进主义的“西化派”。前者主张厚古薄今，做“圣人之徒”，维护道统的“中体西用”，以复兴中法、倡导“西学中源”以维护旧道统，实行文化抵抗，结果食古不化，无法“开自我之生面”；后者主张全盘西化的“西体中用”，通过否定自身文化学习西方，这种文化“移植”根本行不通。

　　超越“中与西”“古与今”对抗性思维的文化保守主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徐复观等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代表。文化保守主义死守过去本位、厚古非今，以文化“木乃伊”的形态将传统视为“凝固不变的客观存在”，只容许以“考古学”“考据学”来揭示其原初“真谛”，无视“现在”“未来”，只尊重“过去”，并且以“过去”衡量“现在”、引领“未来”， 如果“现在”和“未来”超越了“过去”的范畴，那就是大逆不道。他们“把传统固型化、实体化必然要否定人在文化传统中的主体地位：在文化传统的延传过程中， 人不过是传递早已定型的传统之工具而已。因而， 传统被异化了， 人变成了传统的奴隶”。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中西合璧、中外调和的道路上无法实现辩证取舍，也未能在“师夷长技”与“东方文化救世论”中有效强化发展和维护中学的主体地位。随着深度世界化的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的交往局面的形成，中国人不能对“故纸之外”一无所知，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立场，采取博采众长地学习其他文化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辩证扬弃，在广阔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不同文明、古今文化的“视界融合”，形成更多文化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超越以洋为尊、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在坚船利炮的裹挟中被迫卷入世界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与西方社会的强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学习图强为主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视为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政治上的王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衍射，主张必须彻底改造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实现一场全面的文化更新。以谭嗣同、胡适和陈序经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以文化整体主义视野，坚持全盘西化，“对西方文化不能部分地借鉴， 而只能完整地‘挪入’；对中国文化只能全盘抛弃， 不能留有任何余地”。

　　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需要维持一个平衡点，两方都应该尽量向平衡点靠拢，并且彼此审视。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最终走向维护封建政治秩序和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但也在极端化意义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捍卫了“以我为主”的文化心态；极端的文化激进主义走的是“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最终可能演变为民族虚无主义。一种科学的辩证思维是，传统中国的群己合一的关系格局、民胞物与的天下情怀，可以借鉴融入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的竞争性文化，但要认清侧重于人和物的关系的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忘本的文化竞争模式，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宰制是其文化归宿。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着自主的文化选择权，辩证把握“古”与“今”、“中”与“西”的融会贯通，在交流互鉴、创造性转化中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在创新性发展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破解了“古”与“今”、“中”与“西”的对峙难题，深刻揭露了西方文明的本质，破除了以洋为尊的媚外主义，实现了更彻底的文明祛魅，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扬弃立场，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扬弃中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形态，平等、包容、普惠的文化心态，更好维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二）“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的动能释放

　　“第二个结合”在思想和文化主动意义上摒弃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拿来主义，实现了文化共性、文化特性、文化自信的有效兼容，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中国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这是我们进行“结合”的深厚历史底蕴，是思想解放的认知前提，是坚定走自己的路的强大定力。思想解放就是一个破旧立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将禁锢在旧观念、陈旧思想中的人们带入更广的空间，摒弃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打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创新创造，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本质上是要实现中华文明的新觉醒，将人们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或者全盘抛弃传统文化的绝对主义态度中解放出来，释放更多的理论原创力，孕育更多的实践创造，既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魂脉的统摄作用，又注重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基因，将“古今中西之争”纳入更高范畴的辩证省思，不再以“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既从理论上充分肯定、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力量，又让自信的中国文化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斗志，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深度互嵌、水乳交融，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时空领域，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全面释放中国人民更加强大的前进动力、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更加坚定的必胜信念。

　　抛弃文明单一论，给出文明多选题。这次思想解放，不是要以中华文明否定西方文明，而是倡导摆脱走出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不是要推崇文明的排他性、单一性、扩张性，而是主张文明的多样性，给出文明建设的多选题。西方文明对人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技术革新，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中华文明也造福世界、改变世界。传统不等于落后、悠久不等于守旧，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中国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西方文明在工业化浪潮中，促进了社会从封建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的过渡，而全新的中华文明则是站在历史的进程中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新的更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既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是解决人类共性问题的重要价值元素。人类文明不应该“一枝独放”，而应该“春色满园”。我们不应该以“中”“西”“古”“今”的标签来先入为主地定位一种文明，而是要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审慎对待文明传统，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好的东西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对人民是负面的、不好的东西都应该加以抵御和克服。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独享物”，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排他题”，中国式现代化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化文明，既继承古代传统又吸纳西方元素，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走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参照与路径选择。这次思想解放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彻底的科学回答，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想桎梏，既在事实上造就了多元化文明的发展势头，也让中华文明再次闪耀于历史星空、重焕荣光。

　　（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赋能

　　思想家也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自我塑造、自我丰盈的。因为思想是历史的产物，离不开传统的厚积与时代需求契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是思想家、理论家挖掘的富矿，是理论创造、造就学术繁荣的宏阔空间，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汤一介认为，近代以前的学术大师由于时代的原因只能“熔铸古今”，而不可能“会通中西”；而近现代的学术大师则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更应该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本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无我之境”，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伟大的思想家“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而是在“古”“今”“中”“西”的多元要素综合下开创出新的理论创新之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中，遵循“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发掘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以人民至上为宗旨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远期目标，建构起“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抓住如何看待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如何理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个贯穿中国近代到现代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以贯通历史和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宏大气魄，强调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和创新性，为破解和超越“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根本思路。高度肯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反对漠视或切割历史，明确了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向，得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结论。从大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华文明带来新的现代因素，这不能被看成是连续性的中断，而是提供了在更高水平上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明确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基本态度，为“不用前人硬本子”、勇于接受新事物奠定了基础。在“变革”“创新”“认同”“借鉴”等核心概念中实现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与中国文化创新转型，为中国文化接受现代性的洗礼而注入马克思主义灵魂，为中华文化复兴注入自我调整与创新变革的勇气，将中国历史与西方文化的融合，现代治理与古代智慧融合，不断在辩证取舍中实现文明创造与文化更新。

　　未经魂脉和根脉的双重锻造、传承和发展的二次淬火、内视与外观的比较视野，就无法产生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这就意味着形成人类共同文明的必要性与造就一个融通“古今中西”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的迫切性。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不是简单母版、翻版的逻辑发展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9个本质特征的充分揭示，全面深化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彻底廓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模糊性，实现了从不确定到确定的理论飞跃，更是升华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以化学反应的方式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互鉴，聚变出新的理论优势、生命机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扛起“两个结合”的大旗，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伟大结晶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比如，以文化多姿多彩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以和平主义超越对外扩张道路、以人民为中心扬弃以资本为中心、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以“五大文明”超越单一物欲追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替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以胸怀天下大格局超越弱肉强食的国际旧秩序、以合作共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替换霸权主义的零和博弈、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替代单一的选举民主与金钱政治、以“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存理念取代竞争性的文明观。

　　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认为，“以财富为唯一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党的文化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加持的结果。这个“更有条件”还来自“两个彻底决裂”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在世界文明谱系中营造着全新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图景，不管是思想解放力度、矫正偏见的准度、沟通世界的广度、魅力释放的程度、光芒灿烂的亮度、涵化文明的强度都远超“母版”“模板”“再版”“翻版”的模仿效果，而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开文明之生面”的磅礴文明张力的“创版”。

　　（作者简介：刘须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2FDJB0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鲜明特征和原创性贡献研究”（编号：2023JB025））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疆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