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创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次日，俄共（布）中央发表《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正式提出和使用“列宁主义”的概念。同年7月8日，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建立）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合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新概念。在中文译文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被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被简化为“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中国人民所认知、接受、运用，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零星介绍和初步传播；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系统介绍和广泛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介绍方式、传播速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则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俄罗斯时指出，曾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对中国人民而言意义非凡，它和中国的这种渊源关系，在我们心中是很重很重的分量。“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将往。”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双向奔赴”的壮阔景观和壮美旅程。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21世纪的今天对列宁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出现和使用一百周年的纪念。

　　中国具有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卓绝贡献。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阻断了东方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行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陷入悲惨境地的历史写照。由于先进的西方国家与贫穷落后的俄国之间的现实反差，很多仁人志士选择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和救国道路，很少有人主张学习俄国。这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人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思想、理论的真实情形。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19世纪的欧洲。他们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创立了“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同时，他们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高度关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热切期望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新的对华战争》等文章。他们曾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他们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一个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毛泽东在1945年4月所作的《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断，是毛泽东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真正传播、实际运用的维度提出的，我们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循迹溯源，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极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一些片段接触、零星介绍、初步传播的，但是缺乏全面性、系统性、针对性。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是通过欧洲和日本两条途径。

　　关于欧洲一途，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者和传播者主要是中国出使欧洲的使者、留学欧洲的学人以及欧洲来华的传教士。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随使法国记》中，张德彝记载了巴黎公社革命。王韬、张宗良在香港《华字日报》发表了有关普法战争的大量报道，在《普法战记》中详细描述了巴黎公社革命。1873年至1882年初近十年间，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经常刊登欧美工人罢工的消息，还报道了1878年10月德国俾斯麦政府通过《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进行危害治安的法令》等事件。其中，1878年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还使用了“康密尼人”一词。中文“康密尼人”是西文“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在1878年和1879年的日记中，中国驻德使臣李凤苞也曾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有所记录。《时务报》《北中国每日报》《译书工会报》等发表了《社会党开万国大会》《论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等新闻报道。1891年2月至1892年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回头看纪略》。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期至第124期以《大同学》作为题目，连载了英国传教士、哲学家本杰明·颉德的《社会的进化》前三章。不久，《社会的进化》中文单行本出版，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该书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把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该书指出，“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偲，一曰恩格思。”马克偲，即马克思；恩格思，即恩格斯。“安民新学”，即当时崭新的欧洲社会主义学说。“主于资本者”，即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欧洲一途，虽然只是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零星介绍的序幕，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出现了日本一途。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东渡日本，继续探寻救国之道。中国留日学生和出版界，既包括改良派人士、也包括革命派人士，开始从日文著作中译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

　　1900年7月，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1901年1月，《译书汇编》第2期刊载日本学者贺长雄撰写的《近世政治史》一书第三章，其中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提到麦克司（即马克思）和拉司米（即拉萨尔），还提到马克思的“倡均富之说”，并称马克思是万国工人总会“参事会长，总理全体”。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指出：“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即马克思。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中指出：“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布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萨勒、马克司。”“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佛礼儿，即傅立叶；鲁意伯龙，即路易·勃朗；布鲁东，即蒲鲁东；拉萨勒，即拉萨尔；马克司，即马克思。该文最后附列了著名社会主义者的26部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5部著作。1903年2月至4月间，《新世界学报》刊登久松义典撰写、杜士珍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该文指出，“近代社会主义，自赛西门贫笃西孟阐明之，而显彰于考鲁玛克斯”，“尔后渐蹈入实际问题，而不如前之晓晓于空论矣”。赛西门贫笃西孟，即圣西门；考鲁玛克斯，即卡尔·马克思。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福井准造撰写、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称“野契陆斯与马陆科斯相亲善，始终同其难者”。野契陆斯，即恩格斯；马陆科斯，即马克思。该书称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该书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该书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1903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发表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扼要勾勒了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脉络。该文指出，共产主义“创于法国人罢勃，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象也”；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旗帜。罢勃，即巴贝夫；埋蛤司，即马克思。该文作者虽然并不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等的真正意义，却是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原理对中国革命实际进行说明的最初尝试。1906年12月，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编译、出版幸德秋水撰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书末刊有“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并标明“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合著，中国蜀魂译”。马尔克，即马克思；嫣及尔，即恩格斯。

　　1902年至1903年间，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已到了“极思不能须臾忘”的地步。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目的“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国际社会党”，即第二国际。在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胡斯曼的会谈中，孙中山甚至认为，中国“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艰难困苦”，并宣称中国人几年之内就“将生活在完全的集产主义制度下”。同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国同盟会。10月，《民报》创刊，并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

　　1905年11月，《民报》第2卷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署名“蛰伸”)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该文指出：“马尔克者，名卡尔Karl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Trier，父为辩护士。”“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s Engels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即马克思；卡尔Karl氏马尔克，即卡尔·马克思。德利尔Trier，即特利尔。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s Engels，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律悉，即布鲁塞尔。万国共产同盟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朱执信在文中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并完整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项措施”的条文。该文还概述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朱执信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诸如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积累、剩余价值、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生产资料国有化、高度发展生产力以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等。

　　1906年5月，《民报》第4卷“译丛”专栏刊载译文《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指出：“社会主义之大目的。在以土地、资本(此二者，人民生活所由产也)，公诸社会。”“此其学说创自德儒卡玛Karl Marx、殷杰Engels二氏。近乃风靡全欧。”卡玛Karl Marx，即卡尔·马克思；殷杰Engels，即恩格斯。6月，朱执信在《民报》第5卷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指出，社会主义“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民报》同一卷还刊载了宋教仁(署名“犟斋”)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详细叙述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宋教仁从第一国际的成立及历次代表大会的内容写起，着重介绍了第二国际前六次代表大会的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即作者所谓的社会党内软、硬两派)之间斗争的情况。宋教仁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

　　从190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也介绍和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1907年8月，张继、刘师培、何震等在留日学生中发起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机关报《天义报》。9月，《天义报》第6卷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提到“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马尔克斯，即马克思；《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文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作者恩格斯误为马克思。12月，《天义报》第13-14卷合刊号登载译文《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该文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撰写的序言全文，标题为《共产党宣言序言》。译者在后记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译者将《共产党宣言》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译为“马尔克斯”“恩格尔斯”。3月，《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号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中文译文与申叔(即刘师培)撰写的序言。译者把《资产者和无产者》译为《绅士与平民》。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在序言中，刘师培介绍了第一国际的历史和《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经过。他指出：“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在这同一期合刊号发表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还摘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章《家庭》的部分内容。译者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为《家庭、私有财产及私有制之起源》。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出版物也开始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直接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1912年春至年底，孙中山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谈话和文章，表示“竭力赞成”社会主义，号召“广为鼓吹”，以便“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去”。孙中山极力宣扬卓尔基亨利(即乔治·亨利)和麦克司(即马克思)，称二者的主张，一为土地共有，一为资本公有。他们的“主张虽各不相同，而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社会主义家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尤其是“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1912年6月，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第2期登载了蛰伸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该文盛赞“马儿克精密之思想”，认为其学说是“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漫，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人类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根本原因”。马儿克，即马克思。该文称赞《共产党宣言》“不啻20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译作者除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传略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概要外，还介绍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文章指出：“马儿克共产宣言书以外，他之著作甚多，而其学理之论议为世界所宝贵者，则资本史与《资本论》是也”。同时，《新世界》第1、3、5、6、8期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刊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节、第二节以及第三节的部分内容。译者为中国社会党党员施荣泽，恩格斯被译为弗勒特立克恩极尔斯。

　　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一途传入中国，其翻译者、传播者多为中国留日学生和流亡日本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这一传播路径，使中国人初步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更是以“语言浓缩”的形式积淀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但是，由于受当时日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介绍中存在的问题的局限，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准备和思想准备不足，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很肤浅，宣传、介绍的全面性、系统性还不够，甚至很少有人辨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致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未为人们所广泛注意和接受，在中国的传播范围较窄、社会影响力较小，因而只能算是从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进入到了初步传播阶段。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尚处在幼年阶段，没有产生自己阶级的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条件也还不够成熟。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既没有得到系统的说明、正确的阐释和广泛的传播，更没有形成实际的运动、取得实际的效果。这一时期，虽然有一些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迅速引起中国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由于中俄交通的打通，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苏维埃俄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重要途径。这条途径，被西方人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东方线路，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程中最晚出现、然而也是最为有力的一条途径，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三途并行渐次转向一途独进。确切地说，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从真正意义上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拓荒者。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自觉而系统地研究、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推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笔墨运动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劳工阶级的实际运动。李大钊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1917年冬，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把图书馆变成了进步青年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1918年至1919年初，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区别，指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马客士，即马克思。这个主义，就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这些文章，标志着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并运用报刊作为阵地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之前，在真正意义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中，还有李达、陈独秀等人。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根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李大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李大钊等人的文章，预示着十月革命后风靡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即将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引导中国舆论界把目光投向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革命学说。

　　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开设、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诸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中国)等。1920年9月，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19年9月，陈独秀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署名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马格斯，即马克思；安格尔斯，即恩格斯。但是，该书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当年9月再版时，该书书名更正为《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和陈独秀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时，“南陈北李”成了革命的象征，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两面大旗。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相继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18年10月，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安排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所作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从而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谈到李大钊时曾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1920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上海见到陈独秀。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曾说，这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还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20年夏至1921年初，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开始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大量销售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他参与创建了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和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布）的直接帮助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起来。这些共产主义小组，一方面在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另一方面通过开办工人夜校、创办通俗刊物等方式、途径向工人讲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在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开展的同时，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初尝试。由此，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各种思潮激荡，各个政党林立，最终则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强势独进。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个历史性课题，就是完成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精辟剖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双向奔赴”的历史缘由。他指出：“列宁在一九二○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植根中国，并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现实可能性。具体地说，主要是：1.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担负的“为人类求解放”的历史使命与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高度契合；2.近代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情相同或近似；3.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对中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平等的对华政策；4.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在中国进行过尝试，但都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5.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具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6.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使“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是管用的“真经”。正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与中国革命进行历史性对接和现实性互动，也意味着同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其新的特点的，即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主动、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只能是针对“救亡图存”这一中心任务而选择性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思想，而不可能系统、全面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国绝大多数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首先接受和积极宣传的重点内容。这不仅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当时重大的历史际遇和现实原因所造成的。

　　其一，主要源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借鉴。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发动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革命斗争之路，即十月革命的道路。由此，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为现实的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同时十月革命后也出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时期。

　　列宁生活于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头20多年。他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头20多年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现象、新特征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新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思想，既有继承和坚持，又有创新和发展。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继承和坚持主要体现在：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2.与资产阶级共生和对立的无产阶级，是实现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主要力量；3.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取代资本主义旧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基本手段和基本途径；4.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实现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5.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实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国际条件等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原理，并集中体现在列宁所撰写的《我们的纲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之中。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主要集中在：1.由革命“同时发生和胜利”转变为“一国或少数几国首先发生和胜利”；2.由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两种可能性转变为更加注重和强调暴力革命的作用；3.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列宁认为在俄国愿意消灭资本家、地主压迫和沙皇制度的真正的“人民之友”绝不是民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总结，并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蔡和森甚至提炼出了几个简明的公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当时中国的国情，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原则等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其二，主要源于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现实需要。

　　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明确地认识到；只有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敌友，明确革命的同盟军和革命对象，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瞿秋白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也曾分析过中国人和全人类把目光转向俄国的原因：“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人不心动，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这就是说，俄国十月革命这一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俄国的印象，使过去蓄积的中俄两国交往的所有可能性成为现实因素而变得愈益活跃起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成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光辉范例，吻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反对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诉求。在爱国热潮席卷中国的过程中，出现了快捷认识并实践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望，虽然当时缺乏深刻理解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但紧迫的现实则促使人们愿意把已经取得革命成功的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和解决中国问题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促成了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引起关注和共鸣以致广为传播和实践，而不是传教士和从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日本归来的学人所介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

　　从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所采取的内外政策来看，它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渴求。长期以来，沙皇俄国也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目光从来没有落在俄国身上。但是，十月革命引起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苏维埃政府把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废除了遗产制和土地占有制，工厂企业由工人民主管理，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苏俄政府还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在华一切特权。这同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践踏、剥削中国，尤其是巴黎和会上的强权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强烈吸引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并认定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得到进一步传播，而且逐步进入现实的社会政治领域。

　　总之，诸种因素粘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在撷取外来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指向从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趋势和结果，苏俄自然成为中国接受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中介和桥梁。其中，中国与俄国相同或相似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传入中国的基础；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的实际政策，使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则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社会状况相结合的政治组织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最直接的政治组织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是共产国际五大提出和使用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并不是到这时才形成的。1924年7月8日，共产国际五大在闭幕前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提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这种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产”，“使每个共产党了解到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乃是宣传工作建设的前提”。1925年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当今时代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列宁主义。但列宁主义首先是用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自20世纪初到目前时期其他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三次俄国革命”，指的是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该提纲从十一个方面列举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1925年1月党的四大对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中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1929年12月，毛泽东本人则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2022年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部分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载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就此而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现实存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历久弥新的战略课题、恒久课题。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这些鲜明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使命，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和地位意义，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宣言》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随时随地”，是一个时空概念。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所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恩格斯所讲的“随时随地”问题。这昭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也有一个“服中国的水土”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亦即“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来，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形势和不同的主要任务。在实现这些主要任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征程，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深刻理解把握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推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进一步朝着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这是历史的递嬗和现实诉求，也是历史的规律和未来态势。

　　（作者简介：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等）

　　（基金项目：2023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六个必须坚持’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研究”（批准号：2023MYB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