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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义”的英文单词为“populism”，可以直译为“平民主义”或者“大众主义”。这一概念诞生于19世纪后期，最早用来指代在俄国社会形成的民粹派运动（Narodnichestvo）和在美国出现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这两个“独立不相关的历史现象的标签”。西方语境中的民粹主义概念，起源于美国人民党运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在西方“民粹主义”一词一直是指代美国人民党的特定术语，没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很多政治人物会从正面的角度来使用这一词汇，甚至“乐意将自己定义为民粹主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崛起、中国革命成功、朝鲜战争失利等因素，美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情绪，并产生了一种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通过对麦卡锡主义的研究，将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连接在一起。在1954年发表的《民粹主义与法治》（Populism and the Rule of Law）一文中，爱德华·希尔斯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多面性的社会运动形式，既表现为德国的法西斯纳粹专政，也表现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专政。与希尔斯类似，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改革时代》中把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语气将民粹主义描绘成现代化进程中的“返祖失败者”。在这部著作里，他将美国的人民党称之为一种“原始法西斯主义”，将麦卡锡主义的极右翼运动与左翼运动都视作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在这种语境之中，民粹主义逐渐成为自由主义批判社会主义与左翼社会运动的一种话语范式。

　　196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次以“定义民粹主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民粹主义成为一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概念。这一阶段自由主义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普遍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前现代或者现代化转型初期的现象，将民粹主义的形成“归因于缺乏社会政治现代性和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大多发生在一些“前现代”“非民主”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并与反智、反精英、种族主义等含义联系在一起。欧科克（J.B.Allcock）在发表于197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自从1960年以来，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就集中在试图理解不发达国家，即‘新国家’或‘第三世界’政治性质的变化——而不是北美和欧洲。”

　　在20世纪90年代后，民粹主义运动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所设定的“刻板印象”。它并没有局限于所谓前现代或现代化初期的国家，而是在现代化过程已经完成、民主制度相对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蔓延开来。尤其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伴随着西方社会矛盾的加剧，民粹主义获得了爆发性的发展。西方各国都出现传统政党衰落、民粹主义政治力量上升的局面。民粹主义在西方的泛滥对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合法性造成了冲击，因而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成为西方民粹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

　　多数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将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理解为，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操纵民众情绪从而背弃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产物。塔基斯·帕帕斯（Takis S.Pappas）等学者把民粹主义的本质概括为一种“非自由的民主制”，他们承认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并通过民主体制上台执政，但他们认为这种民主体制是一种“非自由”的民主制度。以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民粹主义不仅不是自由主义的，而且也不是民主的，为了维持其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它必须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从这些视角出发，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普遍将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西方民主政治需要清除的“毒瘤”。在这种语境中，对民粹主义的批评被转换成对资本主义既有统治秩序的辩护，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和经济诉求被污名化。正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民粹主义在西方语境中已经成为一种“掩盖普选合法性与专家合法性之间矛盾的名称”，对它的批评暴露了统治精英内心深处的隐秘愿望，即“摆脱人民而进行统治”。

　　当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对民粹主义寄予同情的理解。他们客观分析了民粹主义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民主危机与经济不平等的产物。例如，班杰明·阿迪蒂（Benjamin Arditi）把民粹主义比喻为一个在宴会上喝醉酒的客人，尽管他言语粗鲁、行为失范，但是却指出了真相——“自由民主政体已逐渐忘却其创立之初人民主权的理念”。但是，这些观点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下产生的是民粹主义运动，而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作为一种从“人民”立场出发对抗资本主义既有秩序的政治运动，民粹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要回应这些问题，就需要摆脱自由主义的话语范式，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民粹主义的话语与实践进行深入的剖析。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民粹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多数学者都将“人民”视为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民粹主义者通常宣称自己是“人民”唯一的、真正的代表，并以“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其核心政治框架。但是，作为民粹主义核心理念的“人民”一词，却是极为模糊和含混的。

　　“人民”的英文单词为“people”，起源于拉丁词“populus”。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治语境的变化，“人民”一词的内涵一直在变化。在历史上，“人民”一词长期作为一种负面的词汇而存在。在统治精英眼里，“人民”代表着“一无是处，毫无教养，放荡不羁，野蛮无理，愚蠢迟钝，冲动狂暴”。直到17、18世纪之后，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人民”才逐渐摆脱了其贬义色彩。欧洲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统治的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人民成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法国大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广泛使用人民概念作为其动员群众的工具，把包括资产阶级、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农民在内的不同群体有机连接起来，使之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体。他们打破了对于人民的刻板印象，掀起了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人民崇拜”，用人民范畴瓦解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但是，资产阶级所使用的人民概念是一种与绝对君主权力相对立的概念，是一个“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的抽象公民的集合。

　　在封建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人民”这一带有浓厚集体主义色彩的政治词汇，转而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武器。因此，人民逐渐被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学者所弃用，代之以个人主义的公民范畴。朗西埃指出，在自由主义语境中，曾经被视为民主基础的人民的范畴被消解了，“今日的民主已放弃体现人民的力量”。人民被视为实现现实政治契约的阻碍，以人民的形式进行的集体性的政治行动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诉求司法的形式来保证抽象的同一性公民权利。与人民这一充满着集体主义色彩的概念相比，抽象的公民概念只强调个体公民所享有的无差别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而无视了不同群体在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如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Thomas Humphrey Marshall）指出，公民权利本质上就是一种“机会均等的权利”，这种“机会均等”并不排斥结果上的不平等，因而是一种“要求承认不平等的平等权利”。在这种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都在“机会均等”的话语中被合理化。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民”一词逐渐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自由主义公民概念基础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相反，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在私有制社会中，生产关系以阶级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阶级范畴就被置于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心位置。在个人所属的诸多群体标签当中，马克思把阶级看成具有本源性质的范畴，把结构性的阶级差别看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把种族、性别等其他社会身份理解为阶级范畴的派生物，“非阶级的差异是被视作次要的和外在的差异”。

　　在创立了科学的阶级概念之后，人民这一范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人民概念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步阶级的集合，具有结构性和能动性两方面的内涵。从结构性的角度来看，人民这一概念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关联，深刻地揭示出私有制社会中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能动性的角度来看，它摆脱了“阶级还原论”的束缚，使得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政治话语、群众基础和革命策略，把除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被压迫阶级纳入革命的主体。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任务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人民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把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群众纳入人民的范畴，探索出一条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崭新革命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民是一个能动性的范畴，但这种能动性不能超越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的阶级概念，否则就会陷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误区。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在这个问题上的反例，就是以欧内斯托·拉克劳（Ei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反对本质主义和经济还原论的旗号下，拉克劳和墨菲否定了经济与政治的关联，解构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情况下，建构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被消解，工人阶级在社会运动中的主体地位也被否定。从这一视角出发，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用抽象的“人民”概念替代阶级范畴，用以“人民—寡头”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民粹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一种政治性力量能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上得以组织和建立，由能够联结在一起的、并由纯粹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手段加以推动的各种式样的‘人民’因素建成，而不必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拉克劳和墨菲的这种建立在去阶级化基础上的“人民”观，成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全球民粹主义话语的重要理论支柱。

　　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渐陷入低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在西方逐渐被边缘化。民粹主义话语的流行正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被边缘化的历史后果。从形式上看，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范式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它把自由主义范式中的公民区分为高尚的、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堕落的精英，从底层或平民的立场揭示出资本主义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但是，民粹主义所理解的“人民”是一种完全脱离生产方式和阶级范畴并在特定的话语中被建构出来的“空洞的能指”，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范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在民粹主义范式中，“人民”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基于共同身份的同质性的实体。从特定的政治话语出发，民粹主义建构出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抽象对立，把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群体都划入一个同质性的人民范畴。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指出，民粹主义常常被认为是超阶级甚至否认阶级性的，“强调‘人民’意味着认为这些人是一群无差异的大众”。莱昂纳多（Leonardo Avritzer）认为，民粹主义范式中的“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化的、统一的、固定的和有生命力的政治实体。这种剥离了阶级内涵的同质性的“人民”概念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虚假概念。在无法对“人民”作出清晰界定的情况下，与“人民”相对立的“精英”也是一个极为模糊、空洞的范畴。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指出，民粹主义用来指涉敌人的主人能指也是空洞的、模糊的、不准确的。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阶级问题，就被“人民”与“精英”之间模糊、抽象的对立取代。

　　第二，在民粹主义范式中，“人民”是一种道德化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人民群众的历史进步性源于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唯物史观把物质生产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承担现实物质财富生产的人民群众就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历史活动称为“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其在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被彻底剥夺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因而也成为人民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惟独这样的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要求——其自身条件使其成为可能——阶级本身的灭亡。”而民粹主义范式中的“人民”则脱离了与生产关系的关联。它不是一个经济和阶级范畴，而是一个带有道德至上主义倾向的文化范畴。“人民”的正义性来自其道德上的纯洁性。维尔纳·米勒指出，民粹主义所理解的人民“永远被定义为正义的、道德纯洁的”。与“纯粹的人民”相对立的是道德上堕落、腐败的精英。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是一种道德的控诉和谴责，而无法转化为科学的历史建构。

　　第三，民粹主义对“人民”的抽象推崇导致其怀疑和敌视一切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形式，而这种敌视为卡里斯玛式“领袖”的崛起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在将工人阶级视为解放全人类的主体力量的同时，也分析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转化为现实政治行动的中介，即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领导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而民粹主义运动则对一切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形式持怀疑态度，要求一种直接诉诸“人民”的政治形式。但是，民粹主义的悖论就在于，它在否定了以科层制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形式之后，只能诉诸“人民”与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而这将会导致一种卡里斯玛式的领袖统治。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指出：“民粹主义所依赖的民众路线根本不会赋予作为整体的人民以权力，而是把权力交给一位个人领袖。”在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运动中都出现了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如法国国民阵线党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民粹主义将“人民”作为核心政治话语，但是其所理解的“人民”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建构出来的虚假共同体。从这种“人民”概念出发所形成的理论话语和政治运动，只是对资本主义局部不合理的道德化批判，而没有对其进行本质性、整体性的科学分析，从而使受其影响的群众陷入一种群体的非理性状态，形成具有强烈卡里斯玛色彩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以垄断“人民”代表性面貌出现的民粹主义，“给普通人的困境提供了错误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象，被“贴上了极权主义、暴民政治和不事建设等标签”。他们将民粹主义范式中的“人民”与真正的人民群众等同起来，进而否定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要求和利益诉求。但我们要认识到，民粹主义话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不是因为他们过度拔高“人民”而贬低“精英”，而是因为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式，从而无法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维护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和精英统治，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树立科学的人民观，维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挫折使得资产阶级强化了其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激化了其内部的阶级、种族和宗教矛盾。与此同时，西方传统左翼政党的衰落或转向，使得人民群众失去了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党和政治运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自发性反抗逐渐被蓬勃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所俘获。

　　1.西方代议民主的虚伪性与人民民主权利的虚化

　　尽管资产阶级一直把民主作为核心的政治口号，但由于其阶级利益的局限，资产阶级的民主一直是一种虚伪的假民主，用形式上的民主权利掩盖着事实上的不民主。正如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说，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使得统治阶级在宣布遵守民主的原则时不用担心危及其统治。自由主义的纯粹‘形式’的原则现在被等同于民主本身”。正因为如此，对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恐惧和防范一直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被深深地植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基因之中。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在设计其政治制度时就把防范“民主”被群众“滥用”作为一个核心原则。约翰·基恩（John Keane）指出，尽管美国宪法把“我们，人民”作为开卷语，但美国宪法的每一个细则“都是在谈如何牵制‘人民’，如何收敛人民的精神和智慧”。在防范“多数的暴政”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代议民主、三权分立制衡、司法中立等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来限制真正的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掩盖着“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马克思主义对“真实”民主的追求曾经对资产阶级国家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但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资产阶级宣告了“民主”的胜利和所谓共产主义“集权制”的瓦解，“真实”民主对于形式民主的压力也随之解除。西方传统左翼政党放弃了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和努力，提出了“政治世俗化”的理论诉求。所谓“政治世俗化”，意味着接受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普世思想的现实，把宏大的革命理想完全驱逐出政治领域。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政党集体右转，彻底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理念和逻辑。伴随着左右翼政党的趋同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共识政治”，即一种“没有‘他们’的政治”，这种政治宣称“旧式的左/右对立的政治”已经被取代。在这种状况下，主流政党合谋通过选举程序共同控制政权并逃避责任。民众既无法通过选举来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也不能通过选票来惩戒自己不满的政党。政治过程脱离了人民的控制，民众无法真正通过选票来影响实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形式上的多党制之下，民众看似有很多种选择，但实际上“别无选择”。政党政治不再被看作公民社会对国家施加限制或控制的过程，而成为“统治者控制被统治者的一种手段”。

　　在缺失了对立与冲突的状况下，“共识政治”也就意味着政治性的消亡。朗西埃和齐泽克等学者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一种“后政治”的政治，即一种只有治理而没有政治的政治形态。在这种“后政治”的政治中，政治沦为一种以“现实主义”原则来指导的日常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活动的主角并不是人民，而是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只局限于赞同或否定技术专家提出的科学政策。正如朗西埃所指出的，“真实”民主瓦解之后，恢复了旧有权力的形式民主依然依附于为实现人民主权而设置的议会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实质内容已经被掏空了。朗西埃在当时的法国政治体制中观察到了“持续劣化的代议制、无须究责之职权机关的政治权力扩张（诸如专家学者、法官、委员会等），扩增总统裁量权”。代议民主越来越沦为了一种仪式性民主，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民众对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和政党政治日益失去信心，从而为民粹主义运动的崛起创造了政治条件。尚塔尔·莫菲指出，“后政治”时代的“共识政治”模式使得民众缺乏表达冲突的抗争性渠道，这种政治的“空场”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传统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差异变得比以往更加没有意义的环境中，民粹主义每每就会繁盛起来”。

　　2.新自由主义泛滥与西方民众的生存困境

　　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衰退和“后政治”局面的形成，西方社会内部丧失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力量。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尖锐地批评道，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不是去挑战撒切尔18年执政时期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反而是把撒切尔主义中途停下的工作拿起来重做”。在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美国，曾经带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民主党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吸收了“共和党的信仰体系”，开始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解除对资本的管制，减少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支出。新自由主义的蔓延极大地激化了西方的阶级、种族与文化矛盾，从而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一，新自由主义激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原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把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视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唯一途径。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打压工会、产业全球流动、放松金融监管、削减企业税收和弱化社会福利等手段，重新恢复了资本的“自由”和权力，形成了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秩序。在这种自由市场秩序下，西方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在使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大量残酷压榨劳工的血汗工厂的同时，也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就业岗位的流失以及失业现象的蔓延，使得西方民众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感受到作为“全球化的失落者”的绝望。

　　第二，新自由主义激化了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中，西方各国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因而积极雇佣外籍工人，大量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移民涌入西方。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的劳动力状况由短缺转为过剩，移民工人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逐渐产生。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大量制造业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激化了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些外来移民大多数聚居在城市郊区或贫民区，普遍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能从事建筑、酒店或饭馆等低端行业的工作，并且与本土居民在文化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因而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在移民群体聚居的社区，犯罪率快速飙升，针对白人群体的性侵、恐怖袭击等事件也频繁发生。这些现象极大地激化了西方的族群矛盾和宗教矛盾，为一种基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排外思潮奠定了基础。

　　第三，新自由主义激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领土占领为主要方式的传统西方殖民帝国彻底瓦解。但是，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殖民和政治控制依然存在。他们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方式从这些国家中掠夺超额剩余价值。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浪潮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掠夺。这种控制和掠夺使得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在这种状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都发生了要求摆脱西方国家的经济控制、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运动。

　　3.左翼运动的转向与群众的民粹主义化

　　在“后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历史背景下，阶级话语在西方逐渐消逝。传统左翼政党主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运动被去阶级化的、多元化的身份政治所取代。身份政治主导下的左翼运动抹杀了“再分配正义”的重要性，专注于构建和维护特定身份的文化权利，为争取多样化、差异化的文化权利与社会承认而斗争。这种以左翼面貌出现的政治运动形式，不仅不具有抵抗资本同一性的进步作用，反而在事实上成为资本的同谋和帮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完全被身份政治所忽视。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以身份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左翼运动处于失语状态。即使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山，也敏锐地意识到左翼运动的问题所在。他指出，左翼运动的议程“从对工人阶级的强调转向了少数边缘群体的要求”，导致工人阶级被抛弃。在这种状况下，政治上被左翼抛弃的人民群众随之被民粹主义所俘获。

　　近些年来，不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以排外主义与种族主义为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右翼政党甚至在个别国家获得了执政地位。他们将阶级议题与种族议题掺杂在一起，提出了排斥移民和少数族裔、保护本土劳工、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竞选纲领，得到了大量白人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伊娃·伊鲁兹（Eva Illouz）指出：“工人阶级的世界不仅已被整个资本主义所摧毁，而且也为文化上的进步精英所贬低——从1980年代起，这些进步精英的知识和政治能量就只集中在性别和文化的少数群体上。一旦工人阶级的世界被忽视和破坏，就可以通过承诺已经失去的种族、宗教和族裔特权来修复。”

　　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慌。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加剧了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还将导致全球社会的激烈对抗，甚至不排除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的可能性。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将右翼民粹主义理解为法西斯主义的先声。约翰·朱迪斯指出：“今天的某些民粹主义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确有相似性：振臂高呼的领导角色；炫耀民主规范；拿某一外部族群作替罪羊。”从其意识形态、阶级基础和运动方式来看，右翼民粹主义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意识形态来看，二者都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从阶级基础来看，二者都是基于“垄断资本（今天的垄断金融）与中下层/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政治集团或同盟”；从运动形式来看，二者都表现出明显的反建制化倾向，主流政党和建制派政治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民众抛弃。当然，当下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还不能完全等同，但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中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因素很容易与暴力行动相结合，向法西斯主义的方向转化。

　　除了右翼民粹主义之外，西方社会还产生了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左翼民粹主义质疑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提出了缓解贫富差距、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要求。齐泽克指出，左翼民粹主义“在保持基本的民粹主义坐标（即我们对他们、‘人民’对腐败的精英的对抗逻辑）的同时，在其中填入了左翼的内容”，他们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穷苦的难民或移民”，而是“金融资本、国家技术官僚等等”。尽管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路线包含着一些反抗资本主义的进步因素，但是他们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系统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正如约翰·朱迪斯指出的，左翼民粹主义“没有阶级冲突这样的政治逻辑，它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这样，在其激进的政治话语和现实的政治行动之间就表现出深刻的矛盾，陷入“反建制”与“主流化”的悖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希腊大选中，齐普拉斯顺应希腊民众的要求打出了反紧缩旗号，因而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在上台执政后，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困境面前，齐普拉斯却最终选择向欧盟妥协，继续实行紧缩政策。这引发了其支持者和选民的不满，导致其在2019年的大选中失败。

　　当前民粹主义话语和运动在全球的蔓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性挫折的后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边缘化，使得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无法得到科学的表达，从而为民粹主义话语的流行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传统左翼政党的蜕变和转向，使得人民群众失去了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这种状况下，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自发性反抗就逐渐被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所俘获。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托尼·布莱尔表示：“中左及中右已经失去了政治牵引力，来自左右两方的民粹主义正逐步夺取控制权。”布莱尔的悲叹代表了传统政治精英和建制派对当下西方政治局势的忧虑。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政治格局在从布莱尔等人领导的西方左翼政党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在全球民粹主义浪潮所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面前，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恢复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秩序和精英统治的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案事实上是把民粹主义范式中的“人民”与真正的人民群众等同起来，对民粹主义的批评被转换成对资本主义既有统治秩序的辩护。它不仅不会缓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反而会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本已尖锐的各类社会矛盾。要应对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并不能通过恢复自由主义的代议民主秩序，而是要抛弃民粹主义的话语范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动西方左翼的“再激进化”，进而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一方面，西方左翼需要告别沉迷于“话语”或“微观政治”的后现代理论范式，回归总体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如此，才能深入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真实界”，深刻认识当下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的根源，探索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路径。另一方面，西方左翼需要抛弃身份政治式的碎片化斗争，重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力量，回归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政治。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建构在阶级范式之上的科学的人民观，在阶级同一性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社会身份的工人阶级的联合，西方左翼才能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西方社会从民粹主义政治的泥潭中解脱出来。

　　（作者简介：赵丁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