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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葛兰西不仅领导了意大利工人阶级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同时，也对当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与思考。不仅在其所处时代为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行动的指南，其思想遗产也穿越时空，一些独创性的思想仍适用于解释今天的现实。2021年适逢葛兰西诞辰13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纪念年份，国内外理论界就葛兰西留下的思想遗产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的解读，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

　　在葛兰西诞辰130周年之际，国内外研究者纷纷撰文，从不同视角对葛兰西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新的评价。

　　在国内学界，葛兰西被视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奠基人之一，当今欧洲公认的20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较早些年国内理论界就葛兰西是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尚存有争议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趋于统一。更多的研究者热衷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去考察葛兰西及其思想。有研究者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中，年纪最小而辞世最早的葛兰西的影响力不仅是最大的，而且其思想的当代性也最为突出”；“葛兰西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之所以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可，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法西斯监狱中以近乎密码式的语言书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有研究者在考察葛兰西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上，将葛兰西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历史主义解释的主要代表人物”。

　　国外理论界对葛兰西及其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更多是结合葛兰西早期革命实践及其后期在狱中的理论反思展开的。意大利的卢多维卡·洛佩蒂认为葛兰西不仅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和书记，还是思想家，是130年前的革命知识分子，并且肯定其能够在同时代人之前解读各种现象，认为葛兰西是“他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在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网站刊登的由С.В.巴戈茨基撰写的《意大利共产党百年》一文中，葛兰西被誉为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文章认为葛兰西一生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特别是领导权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还存在不同观点。俄罗斯《重新开始》杂志记者鲁斯塔姆·尤尔巴里索夫采访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嫡孙，其认为“在苏联，葛兰西并不被称为思想家和意识形态家。原因是葛兰西毕竟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与葛兰西的‘和解’思想格格不入。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同意，而苏联只允许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在国际层面，他更多地被视为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

　　葛兰西的一生同他所处的时代、同他所在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为了探求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葛兰西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斗争。即便是身陷囹圄，葛兰西也继续在思想上战斗，对资本主义危机与治政之道、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大利的命运作了反思。国内外理论界充分肯定了葛兰西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并基于历史的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对葛兰西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客观评价。从历史的视角着手，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生动地诠释葛兰西作为西方革命理论家的“新”形象，深刻挖掘葛兰西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革命家和理论家，葛兰西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意大利的革命实际。葛兰西在汲取并反思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意大利的革命实际，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内有研究者就葛兰西对马克思“建筑学比喻”做出重新思考，认为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将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葛兰西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葛兰西为上层建筑注入“市民社会”范畴。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属于经济基础的领域，而葛兰西更强调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功能，主要强调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作用。文章强调，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重新定位，并不是对马克思的“背离”，相反是一种发展。也有研究者进一步分析指出，葛兰西“与以往诸多理论家在经济层面对市民社会概念展开的批判有着很大的不同。只有他在文化层面剖析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所包含的是整个思想文化关系和知识、精神关系”。葛兰西打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市民社会时惯用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注重在文化层面研究市民社会，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文化转向。

　　另有研究者考察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以及对于列宁领导权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文章指出，葛兰西对马克思的观点加以继承，强调国家就是政权社会和暴力统治；而市民社会主要是统治者通过教化的方式，争取民众“自发的同意”获得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这是葛兰西对马克思国家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列宁在《怎么办？》中并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的概念，但列宁指出只有在掌握了政治权利之后，文化建设才有可能进行，也就是政治领导权是文化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列宁的领导权思想直接影响了葛兰西。葛兰西并不排斥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领导权，但他更加重视采取非强制的方式如道德教化获得民众的自愿认同和大力支持，认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得是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关键条件，这也是他与列宁有所不同的地方。

　　有研究者借助对葛兰西用“实践哲学”指代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分析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文章认为，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并强调实践哲学是“绝对历史主义哲学”，表达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实践哲学是马克思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反思批判和理论创造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实践哲学必然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体现为以实践为中介的、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学说；同时，根据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一致的历史主义原则，实践哲学必然要落实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展现为一种日常生活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其目的在于让无产阶级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也有研究者提出，实践哲学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在看待世界的过程中摈弃静观者视角，采取行动者的视角，将认识者当作行动者的思维方式。这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物”相契合。还有研究者从法哲学的研究视角，对作为葛兰西政治法律观的理论基础的实践哲学的概念、思想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梳理，认为葛兰西实践法哲学主要受到马克思、拉布利奥拉、列宁和克罗齐思想的影响，它不仅开创了研究马克思法哲学的新视角，也揭示了法哲学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彰显了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认识与贡献。

　　对于葛兰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异同，国外理论界也十分关注。法国的研究者们也就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指代马克思主义做出分析。约翰·杜埃认为：“谈到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葛兰西开始使用‘实践哲学’这个表述，并断言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问题。这种世界观从被统治阶级的视角出发，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只有当它作为有意识的活动时，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拒绝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拒绝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努力发展着它们的真正含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既忠实又富有创造性的发展。”迈克·洛伊也肯定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强调葛兰西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做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或决定论的解释，葛兰西从哲学和政治角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葛兰西反思现实的理论指导。在葛兰西那里，马克思主义被“实践哲学”所替代，究其缘由，是有客观的需要，即为了逃避狱中严酷的书报检查以及与当时流行的第二国际具有教条主义色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的意图并非仅限于此。基于对包括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用“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普列汉诺夫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旧唯物论在内的庸俗唯物主义批判的需要，葛兰西给实践范畴以应有的地位，提出了“实践哲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葛兰西在批判地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

　　作为公认的20世纪欧洲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葛兰西独创性地提出了当今仍广为流传的一些概念——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阵地战、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被动革命、历史集团等。这些概念在21世纪持续受到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

　　例如，对于作为葛兰西思想基石与核心的概念“egemonia”的理解。较早些年国内理论界混用“领导权”“霸权”“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等译法而言，经过多年的辨析，目前国内理论界较多地采用“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译法。有研究者立足于葛兰西的理论文本，对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研究路向、哲学观念思想构成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者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置于意大利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交汇的历史背景下，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阐释了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在研究路向上，强调应从思考世界历史思维方式的革新来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这一概念创造了与政治哲学概念相结合的语境，应站在21世纪思维的创造性角度来研究葛兰西思想的当代性。

　　对于这一富有争议性的核心概念，国外理论界也做了进一步研究。法国约翰·杜埃主编的著作《葛兰西：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倡导从经济维度对这一概念进行再审视。在其看来，“一个阶级的政治文化领导权也必然具有经济维度。葛兰西对美国主义、福特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力进行了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领域的认识对于正确理解社会斗争和政治行为者是必不可少的，葛兰西式的美国主义概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的С.В.巴戈茨基则从历史视角入手，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在于揭示统治阶级或统治社会群体的权力不仅是由暴力决定的，这一群体的观点在广大群众的文化和世界观中也占主导地位。当一个民族在心理上准备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想服从时，它就会服从。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概念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认为文化领导权“是一种影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文化和社会形式。每一种领导权都伴随着某种时间的表征，例如我们所处的时代或日常生活的时间性”。这一概念的历史性则表现为“统治社会集团的观点在社会中的领导权地位是历史性形成的。同时，它也可能会崩溃。而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瓦解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帮助工人阶级看到世界的真实面貌”。

　　再如对于“实践哲学”这一概念所展开的新阐释。有国内研究者认为，葛兰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这一独特概念，具有三重意蕴：作为术语的实践哲学体现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身份以及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构思哲学的一般方式，实践哲学代表着从静观者视域到行动者视域的转向，体现出源自马克思的理论的行动者视域，具有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方法论意义；作为葛兰西的世界观，实践哲学源自马基雅维利的形象建构，葛兰西继承马基雅维利对实践概念的定义、对实践方式的规定以及他的政治立场，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赋予实践哲学以独特的政治意蕴。

　　在葛兰西那里，迫于当时监狱特殊环境的束缚，葛兰西提出的许多概念没有固定的内涵或边界。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具体的分析去发现其真正内涵。这一研究趋势在2021年国内外理论界对葛兰西独创性概念的分析中日益凸显。对历史文本梳理、对更多具体情景的融入以及对这些概念的多视角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剖析葛兰西提出的独创性概念，掌握葛兰西的思想真谛；有助于我们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葛兰西思想遗产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葛兰西的遗产具有极强的有机性、连贯性和前瞻性。葛兰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后来的事情甚至现代的事情做出了预见。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把葛兰西思想遗产（特别是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从现实问题出发，重新考量葛兰西思想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联。

　　作为葛兰西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描述了统治阶级不诉诸暴力或强制便能使从属阶级的意识得以构造的过程，亦称“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思想自提出起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2021年，国内理论界结合新时代中国语境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阐发。有研究者提出，在新时代语境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文化战略，有助于我们守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对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路径，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有着积极意义。也有研究者从新媒体的视角出发，从新媒体概念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内涵着手进行探讨。文章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特别是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新媒体更是成为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利器，必须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加强新媒体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唱响主旋律。还有研究者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进一步探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中国构筑文化安全防线的时代价值，强调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也要注重提升文化凝聚力，在国际上则要注重扩大文化影响力。此外，也有研究者聚焦香港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香港青年中华文化认同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索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构建香港青年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国外理论界也注重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例如：俄罗斯亚历山大·迈苏里安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苏联解体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前的26年里，首先是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人，改革时代的“民主派”——一点一滴地侵蚀和破坏了苏联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此外，苏联社会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在进行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在知识分子之间，而且在官僚之间，甚至在工人自己中间。而异见人士当然也不是自己传道，而是在西方的全力协助和支持下——西方把所有的宣传喉舌都对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之争”听上去无伤大雅，但正是这种“和平”“非暴力”的进程为未来的剧变做好了准备。资产阶级在政变过程中重新掌权。这种分析无疑对我们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法国的约翰·杜埃肯定地指出，“葛兰西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并抓住全部现实，特别是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

　　综观国内外理论界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研究不难发现，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已经并且仍将关涉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趋势、对社会主义道路及现代化谱系的理解，特别是在诊断和批判资本主义方面，这正是葛兰西思想的魅力所在。历史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汲取经验，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与正确途径。

　　综观2021年国内外理论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不难发现，有两种趋势在增强。一是着眼于历史大视野，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发展脉络，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葛兰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思想的异同进行比较。不仅揭示了“葛兰西转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在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比研究中，凸显了葛兰西思想的“文化”特色。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文本阅读的方法，借助对《狱中札记》《狱中书简》《实践哲学》《现代君主论》《反〈资本论〉的革命》等历史文本的梳理与分析，力争在置身葛兰西所处时代背景下原原本本呈现葛兰西思想精髓，领悟葛兰西思想的魅力所在。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葛兰西在反思东西方社会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文化领导权、阵地战等思想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策略。葛兰西对于意大利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思考，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创新，在实践中也影响了20世纪中欧和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这对于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独立自主地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采用暴力夺权的“运动战”方式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同时，西欧各国发动的暴力革命运动却相继以失败而告终。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欧洲工人运动的衰落，葛兰西在考察东西方市民社会差异的前提下对这些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将欧洲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市民社会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上的无能。葛兰西认为：“欧洲的政治上层建筑不同于沙俄国家，中欧、西欧必须有一个不同于俄国的战略策略，要求革命政党的全部战略比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战略策略更加复杂，要做长期打算。”[28]据此，葛兰西主张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应该遵循不同的政治斗争路径和社会发展道路，并在实践中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意大利本国实际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而引发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共产党在内的一些西欧国家共产党在全球战略上的改变。

　　独立自主地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是葛兰西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本土化的正确尝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的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带领人民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在这一独立自主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正确的必由之路，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会带领人民继续沿着独立自主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绝不等于是“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并不等于机械地照抄照搬。列宁十分肯定这一点，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葛兰西深谙列宁思想的精髓，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又结合自己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经验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教训的总结，批判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用“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旧唯物论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用实践哲学这一颇具葛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

　　葛兰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创新，同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兼具政治与学术性。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仍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模糊甚至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给捍卫与传承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定冲击与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只有继续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话语权

　　在葛兰西那里，统治阶级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取并稳固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必须首先争取从属阶级的积极赞同与自觉服从。葛兰西认为，一种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不是依靠外在的武力强制获得的（即便是获得也不会稳固），而是建基于从属阶级积极的“同意”与“发自内心”的认可之上。这些“发自内心”的认同可以为政权合法性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道德合法性，更具约束力和说服力。据此，葛兰西不仅倡导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就要获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强调无产阶级即便夺取政权后，仍需保持这一文化领导权，以利于政权的稳固。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不无裨益。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意识形态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事关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在现时代，随着公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公民对政治统治、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的认同和支持度越来越与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相关联。特别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网络空间纷繁复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颜色渗透”叠加，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降低了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重要部署。多项重要举措立破并举、激浊扬清，旨在使我们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舆论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新时代，我们应继续抓紧抓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继续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葛兰西的思想是与时代同行的。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已将葛兰西的思想视为政治和文化典范来进行研究，在批判地借鉴葛兰西思想遗产合理成分的同时，结合时代主题与实践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在此过程中，葛兰西“未完成”的政治思索的独特魅力也得以永久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