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念，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形成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它既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也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规范、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是前者能够为后者提供丰富养分的前提；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并不直接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在有些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并不能把传统的道德规范简单搬用到现代社会。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制高点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制高点上，立足时代需要和实践发展，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如，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富民思想，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墨子主张“节用利民”，但从整体上是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崇尚均贫富；我们现在所主张的共同富裕，则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分阶段促进的共同富裕。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皇权统治，广大人民依然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至上，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治理思想，虽然也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但总体上是德主刑辅，并没有把法治放在与德治同等重要的位置，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则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坚持法治和德治并重。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虽然主张“和而不同”“和睦相处”，但本质上维护的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等级秩序的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和谐，则是各族人民平等相处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简言之，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提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人文传统、民本思想，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凝聚了改造世界的磅礴力量；提升了中华文明的经世致用传统和义利兼顾的思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中华文明容纳了工业文明，走上了文明发展的快车道。

　　精神是文化的沉淀，是文化中最持久的力量。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包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中，伟大创造精神居于首位，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引领世界，创造精神、创新精神至关重要。“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文化到了清代已僵腐，内容很不行，完全失掉了中心信仰——人类精神；因之礼教成了硬壳，硬固的虚假，对于自己的真精神没有把握，胸中无主”。孙中山先生也认为，中国之所以从“世界独强”沉沦为“次殖民地”，其原因在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的精神，“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因此，孙中山先生强调“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但如何恢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找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探索，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中国先进分子在重重黑暗中看到了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精神、斗争精神、革命精神，弥补了中华传统文化柔弱有余而刚强不足、重视个体心性修养而忽视人群整合的缺陷，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由自卑走向自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扭转了近代以来的精神颓势，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跃升。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和艰苦奋斗中，“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基本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也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弘扬、升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百余年来，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滋养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塑造了一座又一座精神丰碑，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系列奇迹，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中华民族抛弃了“东亚病夫”的帽子，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大力弘扬了中华5000年文明一直贯穿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铸就了“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恩格斯曾说：“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革命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提升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境界，使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精神，也为我们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动力，铸就了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必胜信心。

　　制度是文化的凝聚。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在长期的实践中不仅大一统思想占据主流，而且探索出了一系列维护中央集权统一的制度安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和智慧，“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实践证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统一性蕴含着重要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维护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具有重要作用，也为我们今天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中国，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兴修水利设施、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使得大一统思想成为主流。“大一统”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互相交流融合，不但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格局，也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别是文字的统一、郡县制以及后来的科举制等的实行，为促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近代以来，在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在血与火的抗争中，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历史证明，大一统思想对于维护民族团结、政治稳定、文明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深刻把握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特别是继承源远流长的大一统传统，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创造了中国之治的奇迹。

　　首先，弘扬“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治国智慧，不断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有一段时间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的问题，我们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不断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坚持“两个维护”，既是对大一统思想和传统中央集权制度的扬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以及对党百年奋斗成功经验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反复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在革命时期力量比较弱小的时候可以做到以弱胜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时期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新时代能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新的奇迹。百年党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在重大时刻凝聚共识、果断抉择的关键，是党团结统一、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风险矛盾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要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必须始终确保党的团结统一，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其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思想理念，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辛亥革命后，我们曾经一度照搬西方的多党制，300多个政党雨后春笋般成立，但绝大多数昙花一现，各种政治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但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实践证明，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立足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独特优秀文化传承，以及革命时期的独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广泛代表性，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具有既民主监督又团结合作的科学机制，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具有显著的实践成效，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最后，坚持多元一体、团结互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深刻把握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共同御敌中强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建立和完善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五个认同”的重要理念，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不但升华了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而且丰富发展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为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同时，我们也借鉴传统的巡视制度、监察制度等，不断健全党统一领导、权威高效的党内监督体系，不断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制约机制，破解了自我监督的世界难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展示了显著的优势，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全盘西化搬来的“飞来峰”。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修身理念，把“立德”置于“立功”“立言”之先，强调“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由修身而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钱穆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要义概括为：“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论语·宪问》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礼记·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指南和最高理想。明代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心学。几千年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心灵滋养、修身立命、精神提升方面积累了深厚思想和丰富智慧。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和意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解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一致性，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是伟大事业，高度重视党员干部个人的党性修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明确强调，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既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同时也要不断改造自己。“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要在这种斗争中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失序、行为失范、道德式微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如何在动荡变革的社会中使心灵获得安顿，如何在物欲横流中保持本心，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外来文化相比，传统文化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在稳定人心方面发挥着其他文化要素不能替代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和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就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比如，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以上率下，体现了古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训诫；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体现了“为政以德”“厚德载物”的思想；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的品格；提出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则体现了对“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弘扬和升华；强调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则明确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要求。

　　另外，在党性修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借鉴扬弃了“阳明心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心学”的新概念。他明确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不过，与阳明心学的唯心史观解释不同，共产党人的“心学”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从内容上看，阳明心学所强调的“天理”“良知”是植根于内心的，而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的“理”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大道理，其“心”则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这是确保党永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思想基础。“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从实践要求来说，阳明心学所主张的知行合一主要是道德层面的践行，而共产党人的“心学”所主张的知行合一，不仅要求在道德层面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而且要求党员干部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切切实实地转化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行动。从总体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忠诚干净担当，反对政治上的“两面人”，等等，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心学”的根本要求。

　　在修身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用“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名句，强调党员干部“要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蕴含着独特的天下观，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睦邻友好”，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下为公”。“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几千年来，和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虽然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即使在国家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未主动发起过战争。

　　在文明观上，中华文明崇尚兼收并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既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主张在守正创新基础上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观点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所以，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不断传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造和新生。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更是使得中华文明有更多的机会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兼收并蓄中焕发出新的魅力、新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困境，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世界指明了方向。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各国的命运日益休戚与共。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历史表明，“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人类历史发展高度，以人类福祉为价值取向，超越了民族国家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开放包容的文明观的创造性发展，是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我们的独特优势。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但是，强调“第二个结合”并不意味着要搞复古主义。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搞所谓的文化复古主义，只能误国误民。中华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加以科学鉴别。只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发展。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发掘、弘扬、升华过程，是文化先进性和文化主体性建设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标注了中华思想发展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