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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清晰明了地廓清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一致性，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专门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成就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并形成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⑥这一概括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合二为一地有机融合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史进程中，并把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紧密地融为一体。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提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内在的发展规律，通过考察其历史缘起，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后深刻的历史逻辑较为立体地展示出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意义。

　　探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有必要考察“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缘起。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回溯历史，追问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问题的产生，分析近代早期现代化探索失败的原因，理解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以此来把握中国共产党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探索与实践的逻辑必然。

　　（一）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问题的产生

　　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问题的产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交汇的结果。18世纪的工业革命掀起了西方现代化浪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进步，使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完成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以轰轰烈烈之势步入现代工业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建立与发展，催生“世界历史”的形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所有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转变成世界性的了，而这种向世界性的转变，实质上是一切民族在资本主义的迫使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的过程，是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最终都不得不参与到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浪潮中来，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在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率先进行的工业革命造成世界历史深刻变动之时，同时期的清王朝仍沉睡在稳固的小农经济和自信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尽管直到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占世界份额32.9%的水平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与拥有现代化工业的西方国家相比，此时的中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上已经属于相对落后的一方了。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之下，中国被迫卷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殖民体系中，与西方的大炮和资本正面相撞。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长时间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逐渐走向衰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以致当时的士大夫发出了“数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追赶西方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便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问题正是在西方现代化逻辑下近代中国由辉煌走向衰落的历史原点中共生而出的。 

　　（二）早期现代化改良与革命未能探索出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主题。自19世纪60年代起的半个世纪里，先进的仁人志士先后进行了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以现代化求民族复兴的探索和尝试。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期望在不触动旧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器物和技术的现代化，以此追求民族“自强”和国家“富裕”，但最终在甲午战争的惨烈失败中宣告破产。洋务运动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苦难并未结束，反而在半殖民地化步步加深中日益深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维新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寄希望于改良旧制度，以图实现制度的现代化，来挽救民族危亡，但他们的维新变法仅仅艰难维持了103天，最终在守旧派的遏制镇压中草草收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全面变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以“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振兴中华”。然而，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无论是以“器物”现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还是以制度现代化为核心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最终皆以失败告终，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没有实现。

　　深究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失败的原因，其一在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探索。封建统治阶级为自救而发起的洋务运动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幻想“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在思想层面仍然固守着封建传统文化。然而，现代化所指涉的是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的全方位变革，是从本质上对传统的极大突破和革新。洋务运动期望以封建的传统思想来指导国家的现代化变革，以先进的现代化的“器物”来维护和适应落后的腐朽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取得成功。到了戊戌变法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力量过于弱小，在变法时，他们以“三世说”“托古改制”为核心理念与思想基础，不断用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语言和框架来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和文化革新进行辩护，将现代化诉求与传统思想进行生硬的结合以创造改制的合法性依据。因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指导思想仍具有很强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在处理现代化与传统关系这点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相对彻底。相比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和戊戌变法的“托古改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在此纲领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因中国资产阶级自身发展不足及其固有的阶级立场，“三民主义”仍具有没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提出“反帝”要求，将外来思想进行简单移植，脱离人民群众等诸多局限性，无法成为指引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科学理论。因此，缺少彻底的、完备的、科学的思想理论和世界观指导，是造成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探索失败的重要原因。其二，在于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和领导组织。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后发的外源性的，与内源性现代化不同，后发的外源性现代化通常没有良好的内部基础，其“变革的总趋势是自上而下”并以“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扮演主导力量”。这便要求主导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社会力量能够以坚强的领导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敏锐的时代感知、强劲的社会动员、高效的政策执行带领后发的国家和民族奋起直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然而，“孤零零的单项表演”、地方“各自为政”的洋务运动，“离不开封建地主阶级”的“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的维新变法，“敌人的力量太强”而“自己的力量太弱”的辛亥革命，都难以作为坚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复兴。其三，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探索都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正确道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无论是“器物”的现代化也好，制度的现代化也罢，本质上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地简单借用和机械模仿，“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最终，“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证明了学西方以求民富国强的现代化之路是走不通的、不适合中国的。其四，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失败也在于没有激发起亿万人民群众主动的精神力量。近代的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长期以来的封建礼教束缚禁锢，另一方面承受着帝国主义列强“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文化侵略政策”，思想上麻木僵硬，精神上自卑自愧。然而，无论是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都受制于阶级局限性，他们不可能也不敢于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也做不到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启发民智。在人民群众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在人民群众的精神还处在不自信、不独立、不主动的状况下，光凭上层少数人的努力而要在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阔、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推动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这样的历史巨变，自然是难以做到的。总之，中国早期追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系列失败证明当时的中国需要更科学的主义、更坚强的现代化领导者、更适合的现代化道路和更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三）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近代早期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探索皆以失败告终，历史迫切地呼唤着新思想和新力量的“出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就把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自觉地扛在肩上，“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⑨开始得到深刻改变。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其一，这源于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便以“阶级斗争结束”“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并把“实行社会革命”作为根本政治目的。同时，我们党也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认识到，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无法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最高理想的。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主要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因此，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这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这一根本立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承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极端困苦，由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把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深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主动承担历史责任，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齐头并进、合轨而行的中国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对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之路的百年探寻和百年奋斗集中凝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命题。

　　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融合为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展开为一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和实践史。中国共产党用百年奋斗，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以及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进而使“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作为以“为人类求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思想理论体系，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天然的内在议题，正如恩格斯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对于尚处在被压迫奴役境地的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是进行一切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理论指导，深刻地意识到，要想在一个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不可能的，正如毛泽东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近代以来，那些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发展工业，实现国家富强的努力和尝试，“一概幻灭了”；②那些“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由此，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懈追求。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多重奴役与压迫，打破了近代以来现代化探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死循环，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建立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⑤这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从此，开启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新纪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将会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改写人类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百废待兴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巩固新生政权，不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在国民经济总体恢复，基本条件已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比作为“一体两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是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近代以来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百年梦想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解决的是进行国家工业化、建立现代工业国家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必然要求。在“一体两翼”的协同发展、同向共行中，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拥有数千年封建史、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的中国第一次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旧制度，使中国迎来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此，党正式开启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步骤并积极探索践行。这一时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取得的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制度保证，为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其提供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一时期，一面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教训和遗留的思想困惑，一面是进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时代要求，究竟要走一条怎样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摆在了党和人民面前。对此，邓小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础上，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强调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从而首次将“小康”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内涵提出，并制定了“三步走”战略。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经过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努力，在实践基础上大力推进理论、制度、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探索、开创、践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并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若以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指数为100.0来比较，到21世纪初的2000年为760.2，较1978年增长了6倍多，到2012年为2449.6，仅仅过了12年，较2000年增长了2倍多，较之34年前的1978年增长了23倍多，1978年至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伟大飞跃的过程中，2010年，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使物质现代化取得历史性跨越的同时，精神现代化也取得长足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小康到总体小康再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飞跃。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从而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为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国情世情有了较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融合，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方位，面临新的历史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现代化思想理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双重创新突破，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并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式现代化图景，擘画出一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党首次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上议事日程，被认为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第五个现代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做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年10月，在深入分析研判国内外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党中央在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十八大以来，在党的现代化战略部署和安排下，我国的现代化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多领域协同展开，蓬勃发展，成效显著。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奋进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并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实践遵循。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以“工笔画”的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清晰地描绘出来并正在积极展开实施。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拓展和取得的伟大变革与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站了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富了起来；在新时代，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强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夙愿稳步推进、步步实现，形成了百年来“更为坚强的党的领导、更为强大的人民力量、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及更为坚定的‘四个自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通过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脉络和历史逻辑的梳理，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以贯之、坚持不懈追求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中必然生成的，是在“走自己的路”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探索中必然生成的，是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律认识不断深化中必然生成的，是在回答人类文明发展面临何去何从之问中必然生成的。

　　（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然生成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领导，是找到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根本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推进，“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入新时代新征程，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追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从党的七大到二十大，几乎所有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一以贯之地强调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问题，而且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有清晰的战略步骤、有推动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双重保证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和成效。

　　正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才没有偏离航向，才没有犯颠覆性错误。正是党的领导确保着我们一以贯之、一代一代地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我们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不断地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获取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二）在“走自己的路”的百年探索中必然生成

　　如果说迈向现代化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抗拒阻挡的历史大势和客观规律，那么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则为人们做出能动选择留下了巨大空间。可以说，走一条怎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怎样走好这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对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至关重要。中国近代引进技术和器物的洋务运动，效法西制的戊戌变法，要求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都顺应了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并做出了相应的探索，但他们都没有找到实现现代化以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讲，他们走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对西方的模仿和复刻，最终都只能落寞退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

　　对道路的探寻和践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发展的逻辑主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斗争道路。这条道路符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沿着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以苏为鉴，“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过程中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迈上社会主义的新征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大步向前；在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底气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走自己的路”开辟中国式革命道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性地生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性地推进了。

　　（三）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律认识中必然生成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和追寻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现代化规律认识逐步深化，不断创新现代化理论的过程。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已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革命胜利后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而将工业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核心，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将社会制度变革和现代化建设这“两种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随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1957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现代化的要求从工业领域拓展到了农业和科学文化领域。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进一步将其扩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思想。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明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反映了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度的实践自觉。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有成就也有曲折，“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描绘，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践的发展总是引起人们对规律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经验，牢固把握时代脉搏和人民呼唤，继续探索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引入“小康”的概念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党的十二大眀确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要求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还要求实现文化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拓展了现代化的外延。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题，并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了，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为此，“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制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安排。在此战略安排下，以江泽民同志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和深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经济现代化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从顶层设计上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首次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并列起来，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党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持有的自觉的理想信念和行动指向，更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一道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性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和规律性认识取得了众多成果和长足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在统筹“两个大局”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战略的高度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和重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拓展成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成了“五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目标，描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景象。在总结十年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回望百年来探索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从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将“中国式现代化”概括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首次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和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提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伟大的使命任务，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律认识的成熟，这是党百年来对通过现代化来实现民族复兴之路探索的理论结晶。

　　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认识，到“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提出，以及改革开放后正式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关联，进而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等多领域、多层次的现代化展开，再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政治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律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即把这“两大规律”化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政治论断。这一政治论断正是在对“两大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必然生成的。

　　（四）在试图解答人类文明发展面临何去何从之问中必然生成

　　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和调适，几乎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在理论层面，有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初步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初步构想，有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国别化和时代化成果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露及其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诉求，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叛”。在实践层面，有资本主义对自身的调适和改革，有苏联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然而，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自产生以来其所进行的所有自我调适和变革都没有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自然破坏、种族歧视、世界动荡、精神空虚、道德崩塌至今仍在困扰着人类。一方面是苏联对社会主义文明探索到后期弊端频现，最终走向了失败，人类仍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世界急需一种新理论、新道路来创造出一种新文明指引人类前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固有弊端的过程中，选择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在不断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在“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自觉中，最终探索出了一条既能够回答“中华文明”何去何从的历史之问，也能够回答“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世界之问的具有超越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此过程中必然生成的。从历史考察看，中国共产党追寻探索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基本上是一个创造新的文明和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

　　在回答人类文明何去何从之问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对全世界，尤其对后发国家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模板和公式，而是视野的提升、思维的转换和精神的提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要想追求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通过以血腥暴力的手段进行对外掠夺的老路已不可能存在，那是否意味着只能通过出卖主权、依附霸权来换取夹缝中的发展机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探索和实践成就历史性地证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能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和平的、高效的现代化之路的。对全人类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展示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现代化图景。这幅图景证明，人类是既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又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文明所固有的弊端，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全面超越。总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探索和实践，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越来越呈现人类新文明形态的要求和趋势，使中国这个曾经在历史上熠熠生辉几千年之久的古老国家，能以更崭新的形象、更自信的姿态、更强大的智慧、更先进的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的“世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衰落而谋求复兴；中国在西方现代化的世界扩张中相遭遇而探求自己的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高度重合性，在历史逻辑上具有高度同质同向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探寻以中国的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为己任。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中国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努力探寻，都集中凝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中，这既是对百年探寻以中国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经验的总结和历史结论，也是对新征程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一个宏大战略思想。历史和实践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和实践将继续证明，这一战略思想将会转化为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强大的战略意志、战略精神以及战略行动，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左钰洁，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