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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年来，西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探索，始终围绕着“资本主义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其中，反法西斯斗争、对“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探索、“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与沉寂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坚守与革新，构成了西欧共产党百年探索的重要篇章。

　　（一）西欧共产党的创建源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分化

　　20世纪初期，西欧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原来的第二国际左派纷纷组建共产党，利用高涨的工人运动掀起革命高潮。

　　1910年前后，第二国际内部分化，形成左、中、右三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主导权被中派和右派掌握，它们多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公然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提出，要抛弃被机会主义玷污和破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欧洲出现了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这要求西欧各国建立起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来指导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1918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这对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产生了示范效应。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清晰地传达出在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派的本质区别。该文件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新生共产党，应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揭露本国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勾当，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等，并使用“共产党”的名称。1920—1921年，法共、意共、葡共和西共等先后成立。这些西欧共产党都加入了共产国际，将“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将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写入党的纲领，并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界定自身所从事的社会主义运动。

　　（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磨砺与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深化、法西斯主义兴起，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共产国际和西欧共产党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西欧共产党通过构建统一阵线及开展武装斗争的方式，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欧洲著名左翼历史学家唐纳德·萨松说，共产主义者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发挥了远比社会党人更大的作用。

　　在反法西斯斗争初期，意共被取缔，众多骨干被捕入狱，但转入地下或流亡瑞士、法国等地的党员坚持斗争，组建了完整的基层党组织，为日后抵抗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法共在1934年与法国社会党等反法西斯力量组建“人民阵线”，通过立法开展了具有一定成效的斗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意共、法共等多国共产党成为捍卫西班牙共和国的中坚力量，尽管它们在战争中遭遇了失败，但却以坚韧的斗争意志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为全世界共产党赢得了声望与尊重。

　　在20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斗争后期，法共、意共发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1942年，法共将其领导下的不同战斗组织合并为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到1944年6月，义勇军游击队在规模上占据了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组建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半壁江山。法共称，在解放法国的过程中，有7.5万名党员付出了宝贵生命。尽管有学者质疑该数字的准确性，但不能否认法共为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作出的贡献和牺牲都是巨大的。在意大利，意共“在法西斯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保存着秘密地下组织，使它在抵抗运动中能够有一个飞跃的起步，而其他的党则完全缺乏经验”，“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意大利的解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在抵抗运动中，意共领导的加里波第旅伤亡六万多名战士。法共和意共凭借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光辉业绩和巨大牺牲，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二战后初期分别一跃成为本国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探索

　　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变化。同时，世界处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在此期间，反共阴云笼罩西欧各国，除法国、意大利等国之外，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中逐渐丧失重要影响力。正因如此，“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式道路”“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备受瞩目，并被奉为西欧共产党“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探索典型。此外，葡共和西共在推动国家实现民主化的进程中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面对欧洲民众普遍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与稳定的心理，领导义勇军游击队的法共和领导“加里波第旅”的意共，在二战后初期就主张根据本国经济社会现实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但这种探索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而暂时中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共产党加快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探索步伐。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异于苏联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道路合理性的认可，极大地鼓舞了西欧共产党的独立探索。意共成为西欧共产党进行民族道路探索的开拓者。1956年5—6月，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接受《新观点》的采访，表达了其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要求给予各国共产党以充分的自主权，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有机的“多中心”态势的主张。1956年12月，陶里亚蒂在意共八大报告中申明苏联模式不适用于西欧，提出“以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式道路”，并指出意共的政治行为是由本国状况和人民需要决定的，并非取决于任何外在控制。

　　法共对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理论阐述晚于意共，直到1964年，莫里斯·多列士的继任者瓦德克·罗歇才在法共十七大上提出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1967年十八大上，罗歇再次强调，法国共产党人要民主地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中人民拥有并掌控所有生产和交换的手段。1968年，在“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的冲击下，法共加速了独立自主探索的进程，并在《香比尼宣言》中对和平民主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作出全面阐述。1976年，在二十二大的决议《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法国》中，法共正式提出摒弃无产阶级专政、走向“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主张。

　　西共和葡共的社会主义探索，则包含更为漫长的争取民主化的反极权主义斗争。苏共二十大对西共和葡共斗争策略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年，西共明确提出“民族和解”，即联合天主教力量和其他进步力量开展反佛朗哥政权的斗争，以及民主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西共通过“民族和解”战略，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但直到1977年，西共才在同意保留君主政体和放弃暴力革命的前提下获得合法地位，同年9.4%的选举支持率也使其成为左翼联盟主导者的希望落空。

　　葡共在1957年召开的五大上，宣布将探索和平解决葡萄牙的政治独裁问题。1964年，葡共六大颁布《民主与国家革命纲领》，包括推翻法西斯政权，建立民主体制；取消垄断资本特权；进行农业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提升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实现教育和文化民主化等内容。在“康乃馨革命”两年后即1976年，葡共参与制定了一部极具左翼色彩的宪法，其中承诺要将葡萄牙建成一个无阶级社会，并通过为工人阶级民主执政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

　　总之，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是西欧共产党“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探索时期。除了葡共之外，多个西欧共产党所强调的自主和独立探索，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往往意味着“不亲苏”。这为法、意、西等国共产党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共同探索埋下了伏笔。

　　（四）“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与沉寂

　　苏共二十大后，意共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探索的先行者。时任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政治结构发生了改变，形成了“多中心体系”。但西欧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共等在“布拉格之春”的冲击下才开始接受“多中心”理论，甚至开始批评东欧社会主义制度中尚未解决的“民主”问题。自此，绝大多数西欧共产党“实质性”地走向了“欧洲共产主义”。

　　20世纪70年代，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独裁政权相继垮台，“石油危机”的爆发终结了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此背景下，西欧共产党结合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现实，提出了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这种所谓既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一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复兴的前兆。

　　据西方左翼学者分析，“欧洲共产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内涵与目标：共产党之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通过民主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党实行广泛联盟而不要求领导地位，开放马克思主义，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持批评态度，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多党民主制，摒弃列宁主义的党的结构，独立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等。这事实上是对多数西欧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理论主张的演进及政治实践的归纳，其中平等与互不干涉、和平民主过渡、独立探索等原则已成为各党的基本共识。

　　尽管时任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西方各国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是西欧共产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经验，但这并不能掩盖“欧洲共产主义”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创新的事实，也暴露了其所蕴含的突出的疏离苏联乃至去列宁主义化的倾向。因此，最初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怀有恐惧心理的美国，逐渐将之视为削弱苏联在西欧影响的利器。自然，“欧洲共产主义”也遭到苏联的极力反对。

　　随着西共、法共在本国选举中的失利和意共“历史性妥协”的失败，标榜理论革新和政治新实践的“欧洲共产主义”很快陷入沉寂。但作为政治思潮的“欧洲共产主义”得到西欧知识分子的追捧，甚至加快了西欧主要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趋势。

　　（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坚守与革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苏联在“和平演变”和改革困境中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在此背景下，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衰落趋势的西欧最大共产党——意共和法共，很快陷入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意味着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力的下降，即其组织力量和选举支持率萎缩以及与此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在欧洲共产党内和传统左翼中主导地位的弱化。

　　意共、法共和西共等“欧洲共产主义”派的衰落轨迹颇为相似。意共1991年悲剧性解散之后，其主体部分组建了左翼民主党，少数主张传承并革新意大利共产主义传统的党员组建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以下简称“意大利重建共”）。但此后意大利重建共不断衰落，在1996—1997年间拥有13万党员，到1999—2003年间便降至9万人左右，2008年党员大规模流失难以遏制，到2021年仅剩9738名党员。西共和法共在20世纪90年代尚保持着9%以上的支持率，但进入21世纪后影响力急速下降。法共在2007年国民议会选举中支持率降至3%以下，这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水平。西共所在的左翼联盟2015年支持率亦不足4%。坚守马列主义传统的葡共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保持着较稳定的影响力，其所在的联合民主联盟自苏联解体后，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选举中基本能够保持8%—9%的支持率。

　　西欧共产党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也明显衰落。在各党组织的政治文化节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法共“《人道报》节”和葡共“《前进报》节”。尽管它们已成为世界共产党人相聚的年度盛会，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万民众的参与，但两者更多是欧洲流行文化及世界各地特色文化的“嘉年华”，共产主义在其中并不占据显要位置。

　　百余年来，西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探索，始终没有脱离对西欧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与改造，没有脱离对本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民族性的观照。

　　（一）理论探索：致力于超越革命与改良的“第三条道路”

　　西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目的性与过程性不乏有机统一的思考。事实上，西欧共产党理论探索的焦点在于对革命概念的界定，这一概念既可以指夺取国家政权，又可以指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型过程。前者意味着革命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更长过程的一个方面；后者则意味着“作为一种过程的革命”或新领导权的确立，并不存在单一限定的夺权行动，即阵地战。两种革命的核心任务都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在其中，主要的社会关系应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本质区别。二战后初期，西欧共产党在理论上仍对是否应坚持武装夺取、是否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进行激进改革存在分歧。在西欧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相对稳定发展期后，西欧共产党认为，即便社会主义是一种“目的状态”、一种最终的目标，仍是改革积累的结果，或是赢得议会多数时实施立法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不应限于夺取政权，更是社会制度转型的进程。其中，公共产品的供应、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等，都被西欧共产党视为资本主义裂隙中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

　　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始终居于西欧共产党理论思考的中心。列宁早在1918年3月就指出，西欧资本主义与俄国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很大不同，“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因为“在西欧……革命无产阶级面对的是高度的文化思想，而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因此，西欧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关注苏联经验的同时，更注重从西欧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及本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民族性中汲取养分。早在建党初期，法共就提出党要“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继承18世纪百科全书派（达朗贝尔、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等）的文化传统”。同时，雅各宾主义、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也为西欧共产党提供了富饶的“欧洲共产主义”探索土壤。1946 年 11 月，多列士在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中第一次肯定法共应当走一条不同于苏联共产党的道路。意共在承认列宁主义指导意义的同时，不断突出意大利的特殊性，强调由于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遗产及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落后的南方、封建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大量存在，坚持不妥协的路线是不现实的。

　　20世纪7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危机的升级以及左翼力量所表达出的强烈变革需求，表明社会主义似乎正在愈益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但几乎与此同时，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的加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困境，促使意共、法共和西共联合起来探寻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换言之，西欧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困境，推动西欧共产党共同思考应该在西欧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西欧共产党对模式的理论思考，更多地集中于西欧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左翼的议会斗争经验等方面。意共、法共和西共等强调从党自身的意识形态演变史及西欧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出发，探索“基于个人和集体自由以及多党制的民主的西欧社会主义道路”，并建设“一种适应西欧共产党行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社会主义社会”。鉴于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的教训、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以及共产党与社会党联盟的现实可能性，意共、法共和西共提出在西欧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仍有必要保持“民主成果、政治多元性和权力交替”。但是，这三个共产党都认为，即便取得领导权的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领域以民主方式击败右翼，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开始，而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开始。法共称之为“先进民主”阶段，意共称之为“一个新阶段”的民主革命，西共将之视为“政治和社会民主时代”。显然，西欧共产党并未将第三条道路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民主”与西欧的代议制民主和多党制进行区分，其所隐含的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引发了去苏联化、去列宁主义思潮。因此，“欧洲共产主义”的“民主”观遭到各自党内的亲苏派和葡共等传统马列派的反对，并被指责为“民族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在对外关系上，西欧共产党通过“欧洲共产主义”表达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必要性。1974年1月，西欧共产党提出，需要一个“既不反美也不反苏”的欧洲，一个能够摆脱“对美国和垄断资本依赖，且为各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发挥作用，为裁军和谅解的达成做出贡献的共同体”。但这种独立性恰恰又是美国和苏联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诞生于亟待变革时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在内部分歧与外部压力的影响下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理论演进成就。

　　然而，“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欧洲共产主义”既是西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欧洲性”“独立性”的表达，也蕴含着对始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革命精神的弱化。这种弱化直接导致了西欧共产党理论探索层面的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甚至一定程度的社会民主党化。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欧共产党对理论革新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对如何实现创新并科学地指导实践仍存在分歧。葡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中革新”，更强调对马列主义传统的坚守而缺乏与西欧资本主义结构性变化的更好结合。法共的“超越中革新”，侧重于通过“新共产主义”对马克思的超越及对苏联模式的否定，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及党对各种新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更加开放。西共的“回归中革新”意在通过对“欧洲共产主义”部分校正，回归马列主义方法，实现对“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在意大利，致力于在“多元中革新”本国共产主义传统的意大利重建内部存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左翼运动主义、宣言派主张和托洛茨基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共产党的理论探索整体依然沿着“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脉络演进，其多元化特征更加突出，但仍未形成具有超越性的理论纲领。

　　（二）夺权方式：从“武装夺取”一致转向“议会道路”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西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过程状态”和“目的状态”有机联系认知的变化，也体现在夺权方式的变化上。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西欧共产党，建党初期即将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写入了党的纲领。一战结束后，由于新革命高潮的出现，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中形成了一股反议会斗争、反工会斗争、反对任何妥协的“左”倾思潮。对此，列宁十分清醒地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共产党尚未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不懂得如何做到这一点，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淘汰；一般而言，革命进攻理论本身并不是错误的，但在没有掌握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情况下，却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意大利的“红色的两年”（1919—1920年）、葡萄牙的“血腥之夜”（1921年10月），以及各国共产党较低的选举支持率都印证了列宁判断的正确性。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共产党虽然在理论上未放弃暴力革命，但是在实践中已经开始探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议会道路”。

　　二战结束时，法共和意共都拥有组织严密的游击队，但“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和西欧民众对战争的厌倦，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其他反纳粹力量在1943—1947年的联合执政，使得西欧共产党开始设想完全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可能。

　　苏共二十大后，以意共、法共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更鲜明地提出了“民主方式和平过渡”的主张。遭遇政治孤立的意共，仍将自身定位为“战斗的党和治理的党”；被边缘化的法共认为有必要“淡化革命的愿望”，在议会选举中加强与社会党的合作，成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处于非法状态的西共提出了“民族和解”战略，葡共提出和平解决本国政治独裁问题的主张。在1975年制宪会议后，葡共仍坚持武装力量运动是革命的进步运动，是革命以及维护与人民大众联盟的最佳保障。但不受葡共领导的军队越来越不愿诉诸武力，民众也更支持较为温和的社会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允许地处西欧的葡萄牙成为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合法化后的葡共在其革命战略遭遇重大挫折后，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走上了议会道路。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西欧共产党一改此前的抵制态度，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谋求加入欧洲议会，以期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施加影响，并增强欧洲相对于美国、苏联的“自主性”。在1979年欧洲议会直选之前，意共和法共分别于1969年和1973年拥有了欧洲议会代表。1973年12月，欧洲议会共产党党团成立，开始在超国家层面发挥反垄断、推动欧洲福利社会建设的作用。1986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欧共体后，葡共和西共分别通过选举加入共产党党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共产党党团分裂为“联合欧洲左翼党团”和“左翼统一党团”。随着西欧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左翼力量的变化，意大利重建共、法共、西共等于2004年在欧洲层面加强联合，组建了欧洲左翼党。此后，欧洲左翼党和未加入其中的葡共等西欧共产党议员，共同加入了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党左翼联盟党团。

　　近年来，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欧洲议会层面，西欧共产党受限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运转逻辑，愈发难以进入议会或在议会中发挥“护民官”的作用。

　　（三）社会改革：结构改革的“欧洲化”与“民族性”

　　在走上“议会道路”的同时，西欧共产党着手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改革。这实际上是意共在苏共二十大后对西欧主要共产党早已开展的实践作出的概括。结构改革意味着“必须在政治民主的范围内”，“找到一条……适应本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感情的目标”的道路，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造”，“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共的“结构改革论”为大多数西欧共产党所接受。

　　西欧共产党的结构改革包括引入普享性福利原则和国有化两大内容，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从实践层面而言，意共在中部“红区”艾米莉亚罗马涅大区首府博洛尼亚的治理，被视为结构改革的典范。凭借广泛扎根于社区的党组织，意共推动社会主义传统在“红区”的复苏，恢复了在法西斯时期被破坏的生产与消费合作社。1946—1956年，在没有出现公共赤字的情况下，意共有力地推动了博洛尼亚“人民之家”建设，新建了9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20世纪60年代，博洛尼亚投入于社会福利和公共交通建设的资金在“经济与社会住房计划”中的比重分别是米兰和罗马的两倍和近五倍。意共的社会改革措施，使得博洛尼亚的福利社会建设走在了意大利主要城市的最前列。

　　推动国有化，是法共二战后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二战后初期，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法共和社会党在法国的强大影响力——两党拥有近50%的支持率，以及中下阶层对私人垄断和强权的厌恶，国有化原则在法国相当流行，甚至得到了天主教人民共和运动的支持。法国的国有化涉及煤炭工业、信用机构、保险公司、电力企业，以及商船、航空和其他交通运输系统。1946年，法国基本完成了国有化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法国宪法写入了这样的条款：“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应该具有国家公共服务性质的所有资产和所有企业，或者事实上的垄断企业，都必须成为社会资产”。尽管法共还同时推动工业民主化，但1947年法共被排斥出政府后，相关反资本主义实践遭到了破坏，工会、雇主和国家代表并列的协商机制被政府和雇主之间的非正式双边讨论所取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除地方层面的福利建设成就之外，法共在与社会党共同签署的《共同纲领》中加入了其对法国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改革的主张和治理举措，如发展社会保障——完善医疗健康体系和大规模住房规划，推动非宗教的公共教育和就业权的发展，以及继续推动对大企业的国有化等。

　　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和福利国家建设，是西共和葡共推动社会制度转型的主要内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西共是反对专制政权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骨干力量。但在民主化进程结束后，由于西共的选举支持率远低于法共和意共，其推动福利国家建设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1974年4月25日“康乃馨革命”后，时任葡共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宣布，葡共的任务是巩固革命成果，重新确立民主自由，将所有政党合法化，结束殖民战争，提高工资并选出一个制宪会议。1975年3月，右翼政变被粉碎后，左翼支持下的政府对银行、保险公司实施了国有化。1975年4月的制宪会议表明，社会党等温和派的支持率是葡共等革命派的两倍之多。因此，尽管葡共坚持革命过渡的主张，但随着政治影响力的下滑，直到今天仍在实践对本国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如推动福利国家建设、维护工人的社会权利、反对私有化等。

　　百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变化以及政治联盟中对中国共产党身份的认同程度，都是影响西欧共产党社会主义探索成效的主要因素。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的影响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后，西欧各国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这段时期被萨松誉为一个旨在领导欧洲革命走向高潮的“现代共产主义诞生”的时代。这意味着，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枢和堡垒，在推动西欧共产党成立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存在，就没有西欧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壮大。

　　二战后，意共和法共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一方面与其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的贡献及领导人的卓越才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在苏联引领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不无关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邻，其社会主义实践和工业化探索被西欧共产党当作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现代化模式典范而寄予厚望。但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等，不仅严重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还大大损伤了苏共及西欧主要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中赢得的巨大声誉。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欧共产党以“国际共运多中心论”“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欧洲共产主义”为代表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都表现出了去苏联化的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欧共产党声望的来源之一。相反，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和东欧遭遇的重大挫折，必将严重损害西欧主要共产党选民对其社会主义探索的信心。

　　此外，冷战的国际背景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极度仇视，也极大地限制了西欧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效。在“欧洲共产主义”兴起初期，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在1975年12月美国驻欧洲大使的会议上强调：“共产党在西方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接受的，这与这些政党的温和性或相对于莫斯科的独立程度无关。”在1977年的一次著名采访中，基辛格“警告”道：“这些政党大量参与某些重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将破坏我们在欧洲进行军事部署的士气和政治基础。”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舆论、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全方位的压制，严重限制了西欧主要共产党的探索。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欧洲政治文化表现出保守化趋势，共产主义遭遇更大程度的歪曲和“污名化”。这对西欧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019年9月19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欧洲记忆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的决议。该决议承认共同的历史记忆对欧洲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但共产主义在其中被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根据欧洲议会的决策制度，这显然是绝对多数议员投赞成票的结果，也是欧洲议会强势党团利用非对称的政治联盟对共产主义的“污名化”。

　　总之，百余年来，西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探索成效始终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同频共振。如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低潮及欧洲政治保守化，不利于西欧共产党推动21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与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弱化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革新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欧共产党在突出西欧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国“民族性”的社会主义探索中，既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危机与西式民主制度的深切反思，也蕴含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弱化。

　　西欧共产党对西欧资本主义特性的再发现、对本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回归，与对列宁主义的摒弃和对苏联模式之于西欧适应性的否定，共同构成了“欧洲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体两面。随着西欧共产党对议会道路的认同不断增强，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向极端，使其愈发无法辩证地看待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共运传统。列宁主义被庸俗化，被简单地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遭到极大曲解，被视为人民民主的对立物，甚至被等同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统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战争、资本主义政府危机和暴力革命主客观条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则被丢进了故纸堆。显然，“欧洲共产主义”派在探索中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即只有彻底割裂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运传统的联系才是具有独立性和“民族性”的创新。

　　表面看来，意共、法共和西共在不同程度地拒绝第三国际的革命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但是，20世纪70年代正式形成的“欧洲共产主义”，显然未能担负起在资本主义开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革新任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创造“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明确宣告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性和异质性，但不幸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对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作出充分抵抗。而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欧洲共产主义”实践则表明，西欧共产党仍囿于消极应对甚至迎合西方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主流政治力量，如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而对共产主义实施的“污名化”。“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在认同它的时候备感局促和尴尬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长久。”实质性理论创新的匮乏以及对优良革命传统的抛弃，使得西欧共产党难以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鲜明身份特征，其在反资本主义实践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去激进化的趋势，在政治斗争中难以在战略上作出正确抉择。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欧共产党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葡共和在革新中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共，保持着相对较好的政治影响力。葡共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共产主义与生态议题的兼容，进而在本国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保持了稳定的影响力。西共则在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反思中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构建“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共开启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程，并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民主进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16—2017年召开的二十大上，西共恢复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但限于党的影响力，当前参加联合政府的西共仍难以施展其社会改革计划。

　　法共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传承者。法共一直谋求在“超越中革新”党的理论体系。“新共产主义”在21世纪的演进中，还吸收了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思潮，加入了“以人为先”“共同法国”等概念。但从内在逻辑和内容来看，五彩斑斓的“新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想脉络的承袭。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法共组织力量和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演变来看，新理论探索并未取得显著效果。在意大利，致力于在“多元中革新”本国共产主义传统的意大利重建共，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其指导意识形态之一。从意大利重建共中分离出的共产党（意大利）和新意共，在理论上表现出对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回归。但总体上，意大利的共产党组织的意识形态过于多元，理论主张和实践仍更多地表现为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延续。因此，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乔·马格里甚至直言，意大利重建共并不具备“重建共产主义”和推进共产主义的思想、意志和力量。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弱化甚至缺失，导致近年来西欧共产党针对新自由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及其提出的反紧缩、环保与就业并重、维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等主张，湮没于民粹主义力量极具煽动性的口号之中。

　　（三）政治联盟中西欧共产党“身份认同感”的弱化

　　由于自成立以来始终生存于不同程度的仇共、反共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西欧共产党出于策略上和壮大反资本主义力量的考虑，探索了多种政治联盟。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工人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派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其他任何政党。”

　　冷战期间，为摆脱孤立困境，法共通过与社会党结盟实现联合执政。在1972年与社会党签署《共同纲领》后，法共公开接受了政党更替原则和政治多元主义，弱化了党的身份特征。1976年，法共候选人放弃了以锤子镰刀为标志的党徽，选用了生态主义者的绿色圆圈。最终，以弱势的一方加入选举联盟的法国社会党，仅用不到六年时间就比法共强大了。意共的“历史性妥协”是其在20世纪70年代与本国中右翼天主教民主党的联盟尝试，这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意共在联盟中弱化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身份的认同。随着选举的失败，意共非但没有获得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力，反而严重损害了自身作为反对党的声望。在1977年6月的西班牙大选中，包括西共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在着力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左派不左，右派不右，中间派不中立”的怪相。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尤其是2008年以来，欧洲反资本主义主体趋于多元化。欧洲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结构性演化——主流政党衰退、民粹主义兴起、中间阶层贫困化以及绿色思潮的盛行，表明阶级矛盾和生态冲突恶化，社会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充满张力。同时，互惠主义和社会团结运动、女权主义实践与和平运动，以及反歧视和反种族主义运动高潮迭起。这些变化都对西欧共产党的政治联盟策略构成了更大的挑战。法共和意大利重建共先后和本国中左翼、反资本主义激进左翼、绿党等组建了名目各异的松散选举联盟，但因战略定位模糊和立场摇摆不定，它们丧失了更多传统左翼选民的支持。葡共在2022年选举中遭遇的重大失利，也表明其未能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扩大政治认同，反而为其“政治盟友”社会党做了嫁衣。西共在总结联合左翼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启了与“我们能”党构建人民团结模式的探索。

　　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西欧共产党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实践也表现出一定的超国家性与国家性的结合。在泛欧层面，意大利重建共、法共、西共于2004年以弱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参与组建了欧洲左翼党。这遭到了希共和葡共等欧洲传统马列派共产党的批评，也引发了欧洲左翼力量的进一步分化，不利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总之，包括西欧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自身的前景，取决于它们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时代特点和国际局势的把握以及与之相应的战略策略的选择。历史地看，21世纪西欧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变革与发展，还深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制”关系变化趋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得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意大利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西欧共产党的复兴之路虽然曲折，却并不是一项没有希望的工作，“那些不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或由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引导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中国的崛起，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都向我们展示着原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和解放、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以造福民众和无产阶级的光辉业绩”。换言之，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不仅有赖于西欧共产党人在自己国家的实践和探索，还需要他们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汲取教训并借鉴相关历史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