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例如近年来欧美学界主要报刊所刊登的相关文章，以及部分国外政要利用各种场合发表的观点和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来看，国外学者、政要等群体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关注的领域呈现焦点多元、关注倾向呈现分化等两个方面。

　　（一）关注的领域呈现焦点多元的特点

　　近年来，欧美学界主要报刊《外交事务》《当代中国》《中国法律与治理》《社会主义》《太平洋评论》《华盛顿季刊》《亚洲事务》《战略分析》等发表了国外学者研究新时代中国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政党治理、反腐败斗争、经济新常态、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外交等问题的研究文章。以英国著名在线数据库“泰勒和弗朗西斯”（Taylor and Francis）的搜索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7月5日，以关键词“习近平”搜索到的结果是5246条，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政治与国际关系、区域研究、经济、金融等，表明国外学者的研究是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的。总体上看，国外学者掀起了一场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学术热潮。其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戴维·布尔曼（David J. Bulman）等人的文章《撤退中的地方主义——习近平时代的中央—省际关系》、德国内尔·诺瑟特（Nele Noesselt）的《主席签署的倡议：习近平时代的雄安新区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修辞与现实》、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N. Smith）的《和谐周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周边战略》、韩国外国语大学温大瑗（Ohn Daewon）等人合著的《习近平时期中国对朝政策的演变》；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体政策的研究成果有：日本东京大学川岛真（Kawashima Shin）的《习近平政府的历史方针：“四史”与“马工程”》、美国诺特丹大学贺麦晓（Michel Hockx）在《真、善、美：新时代中国的文学政策》等。

　　（二）关注倾向呈现分化的特点

　　国外学者、政要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呈现分化的特点，这种分化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友好国家、友好政党与来自受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政客之间的分化。其中，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领导人、国外政府官员中的友好人士、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海外驻华使节等利用各种场合，包括来华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或者其他学术会议，接受中国中央及地方媒体采访以及为中国报刊、杂志撰稿等机会，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当中又以国外共产党领导人为著，后者构成了在国际上正面评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的主力军之一。近年来该群体出版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的《我看中国新时代》、英国共产党国际部主任肯尼·科伊尔（Kenny Coyle）的《中国新时代及其意蕴》、英国“社会主义中国之友”网站编辑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的《东方仍然红——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前国际部主任、意大利共和国前参议员弗斯科·贾尼尼（Fosco Giannini）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成就与挑战》等。这些著作的公开出版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密切关注，也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

　　如上所述，近年来国外人士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兴趣盎然，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立场和侧重点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关注和研究。综合来看，国外人士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目标论”“环境论”“斗争论”“基础论”“贡献论”等。

　　（一）“目标论”：强起来

　　在国外人士看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目标，那就是强起来。他们在著述中分析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推进统一战线等，构成了国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目标论”叙事。

　　1.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得到了国际人士的高度关注，他们在多种场合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克留奇科夫强调，“当前，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正坚定地带领中国人民奔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鲁文·达里奥·古塞蒂（Rubén Darío Guzzetti）也指出，近些年来，中国“所有的举措都是朝向一个目标努力，即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总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国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目标论”叙事中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的“总纲”，其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一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指出，研究中国梦是理解习近平政治思想的最便捷的方式，中国梦的本质就是要建设伟大的执政党，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军队等。她指出，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建设一种能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并驾齐驱的经济实力，促进中国由世界商品生产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变，建设一个在全球舞台上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国。

　　3.以推进统一战线为主要抓手。在国外人士看来，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大力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事业，这是实现“强起来”目标的重要抓手。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铃木隆（Takashi Suzuki）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开展“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通过设立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提升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权力，借“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组织扩展中国的“朋友圈”等途径，不断增强中国政府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能力。

　　（二）“环境论”：“单极世界秩序”转向“多极世界秩序”

　　当今世界处于“单极世界秩序”转向“多极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主张多极化的中国政府面临着诸多外部威胁和挑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国内外风险和挑战呈现不同的类型，这些问题被国外人士注意到，构成了国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环境论”。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国内外风险和挑战呈现不同的类型。外国人士认识到这一重大变化，如意大利 21 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洛·贾凯（Vladimiro Giacché）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将其概括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认为，这些变化蕴含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一部分与中国自身有关，一部分具有外部性质；有些与经济和社会有关，有些则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关”。

　　2.当今世界处于“单极世界秩序”转向“多极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主张多极化的中国政府面临着诸多外部威胁和挑衅。有国外人士注意到，从一般趋势上看当今世界的一大重要时代特征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给各国政府和执政党提出了严峻挑战。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家政治委员会（政治局）成员何塞·雷纳尔多·卡瓦略就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今天，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上，处于两种世界秩序的转折点。关于这一点，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罗莎娜·康布隆指出，“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正在终结，我们正处于新的多极世界秩序形成的黎明时分”。他们认为，在这种“单极世界秩序”转向“多极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主张多极化的中国政府面临着诸多外部威胁和挑衅，并且这种威胁和挑战呈激增之势。正如西班牙学者胡利奥·里奥斯所明确指出的，“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并未适应中国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新现实。而且可以说，享有全球秩序主导权的主要大国为中国的加入设置了更多障碍而非便利”。

　　（三）“斗争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国外人士透过“斗争”“竞争”“较量”等视角，从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看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政治影响，构成了国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斗争论”。

　　按照许多国外人士的看法，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新模式，中国希望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国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达到国富、民强、兵壮的目标，国际层面则是对资本主义旧秩序发起冲击。对此，国外人士的观点呈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人消极评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性质，认为是旨在重塑“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一观点其实是“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变种，如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安妮－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带头倡议建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合作模式，力图重塑全球秩序”。另一方面，有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模式将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前国际部主任、意大利共和国前参议员弗斯科·贾尼尼（Fosco Giannini）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好替代”。

　　（四）“基础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和发展逻辑

　　国外人士主要从物质生产力积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发展阶段等视角来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和发展逻辑问题，构成了国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基础论”。

　　1.物质生产力积累。在国外人士看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依赖于物质生产力的长期积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这源于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罗马尼亚共产党前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兼青年事务部部长托马·伊万（Toma Ioan）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言行向世界传达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即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是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及社会的基础”。以此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弗斯科·贾尼尼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块基石。唯物辩证法将一个个艰苦卓绝、奋发向上的瞬间，串联成了这段令人赞叹的光辉历程。在其中，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国外人士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问题，他们敏锐把握住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阐述了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具体需求的变化。对此，伊拉克共产党总书记拉伊德·法赫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进而强调“人民群众的需求逐步从物质生活扩展至文化、环境、社会、公平、正义、法治等各层面，上述变化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革新”。

　　3.社会发展阶段。国外人士坚持从中国社会发展具体阶段的目标设置来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和发展逻辑。前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约瑟夫·斯卡拉（Josef Skala）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能确保长期发展的原因是客观地、现实地评估已经达到的阶段、水平，以及下一阶段要实现的目标”。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同样被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Robert Griffiths）所意识到，对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的一大优势是“既能制定并寻求实现长期目标，又能灵活调整短期目标和指标”。

　　（五）“贡献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外人士观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现“另一种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榜样”力量，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崭新的贡献，这构成了国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贡献论”。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外人士看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蒂尔默·久洛（Thurmer Gyula）指出，“中国是一个认识到世界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的国家。中国呼吁国际社会继续致力于多元主义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如此，有国外人士观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一整套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法论”。比利时工人党副主席戴维·佩斯蒂奥（David Pestieau）指出，“中国有一套维护稳定与和平的方法，即珍视多元主义、相互尊重、国际法与诚实合作，从而有助于建造起一道反对军国主义、武装冲突和外国干涉的防波堤”。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现“另一种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榜样”力量。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认为向世界展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展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模样。黎巴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加桑·迪别（Ghassan Dibeh）指出，“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种发展模式，迈向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就此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面对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威胁，中国最近已向世界展示了走向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选择”。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借鉴。意大利学者贾尼尼强调，“中国应对发展过程中重大难题的方式及其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如何激活市场活力，如何改变民众的僵化教条观念，如何使大规模人口有序脱贫，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等等，都不应被那些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发展中国家所忽视”。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了其独有的“人民性”“规划性”“稳定性”等特点，为世界各国作出了表率。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强调，“中国设定了所有人生活都达到小康水平的发展目标，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值得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这个地球上，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像中国领导人那样向全体人民展示如此长远的发展前景，即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1世纪中叶的光明前景。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的榜样力量尤其具有不可低估的未来价值”。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崭新的贡献。一是这种独特贡献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可操作性上。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主席普拉昌达（Prachanda）对此强调，“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在我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通向这一最终目标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的新贡献”。二是这种贡献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世界意义上。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Massimiliano Ay）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再次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首先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但在世界范围内对理解、研究和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目标论”“环境论”“斗争论”“基础论”“贡献论”等观点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前国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总体样貌，同时对于国外人士关注焦点的多元性和关注倾向的分化性，我们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梳理，在未来的跟踪研究中，我们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政治立场研判，审慎分析国外人士的研究成果

　　目前，国外的研究成果数目众多，我们需要对国外人士的观点进行分类梳理和具体分析。总体上看，国外的研究立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共产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的观察者”和“冷静的思考者”所产出的学术成果，他们能够基于长期的冷静观察，相对客观中肯地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介绍和评价，他们的观点和结论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收。第二类是“偏见的受害者”，是指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带有传统西方价值理念的某些特征，受到某些偏见的束缚而难以脱离，受限于资产阶级学者的片面性和信息渠道的有限性，难以客观、真实、立体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貌。这一部分人需要我们的积极引导，帮助他们形成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问题的正确认知。第三类则是“刻意的抹黑者”，这一群体往往受雇于一些国家政府、外交部门或右翼智库，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较多地引用所谓“政治传闻”，肆意传播“政治谣言”，其结论有悖于历史和现实。对此，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澄清，防止其错误观点误导海内外读者或网民，并且要积极组织学术力量予以坚决批驳。

　　（二）揭露西方涉华谎言，对西方话语进行有意识的批判和否定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体制的话语权、解释权和规则制定权，并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种“无意识”的遵循原则和行为选择取向。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不断丑化、妖魔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企图通过话语霸权制造一种全球对华无意识的否定。因此，必须通过揭露这些谎言，使世人摆脱这种“无意识”困境——认同的自觉服从，并对西方话语进行有意识批判和否定。部分正义的外国学者克服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有意识批判，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及阿维亚内达国立大学教授马塞洛·法比安·罗德里格斯（Marcelo Fabián Rodríguez）所指出的，“面对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发展成就，西方国家在舆论领域掀起了一场诋毁中国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制造种种障碍，使中国获得的伟大成绩以及中国应对诸多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难以在世界上有效地传播，难以及时地让世界人民知晓”。从“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新帝国主义论”曾盛极一时，到今天涉疆谎言、涉新冠谎言，炮制所谓“经济胁迫论”等错误观点的国际散播，我们可以看到，丑化、妖魔化中国的种种言论不会消失，可能会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愈是到关键时期，这种斗争就会愈加激烈。从本质上看，这是两制并存、两制斗争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呈现，是国际阶级矛盾的必然表现形式。正如英国共产党（马列主义）主席哈尔帕·布拉尔（Harpal Brar）所深刻指出的，“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宣传战，充满谎言和欺骗，从所谓的‘人权问题’到所谓的西藏、新疆和香港问题，到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大流行，充分印证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在中国失败的观点”。

　　（三）构建坚强有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

　　冷战后单极格局正在被终结，中国被视为该趋势的主要变量，因而成为一些国家主要的话语攻击对象。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敌对性的叙述结构，正如意大利《21 世纪的马克思》期刊主编安德烈·卡托内所认为的，“1991 年赢得冷战的以美国单极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正日趋衰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人类正处于一个伟大斗争的时期，而位于世界斗争中心的是富有远见和有明确战略策略的中国”，“中国是改变现有不合理国际关系的核心力量，是争取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先锋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责任重大，帝国主义列强害怕中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新角色”，“中国是帝国主义媒体攻击的主要目标，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舆论战’，集中力量攻击中国”。新时代，我们仍然“挨骂”的原因，在于缺乏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控权。一些西方强国及其盟友固守“冷战”思维，大力实施对华意识形态“冷战”，以霸权欺凌等手段阻碍秉承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中国的崛起。他们所发动的制裁、军事恐吓等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忌惮与恐慌，他们不得不借用各种理由，拿所谓人权问题、航行自由问题、宗教问题等说事，试图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今天，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是系统性的，对抗是全方位的。政治战、经济战、文化战、思想舆论战、军事战等往往交织混杂，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准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指出的，“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着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传播能力和水平，既要打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防守战、反击战，又要打好主动进攻战、歼灭战；既要积极争夺、引导国际话语权，又要构建属于自己的坚强有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国外人士的研究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的诸多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多数研究成果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实际，在国际上起到了大众宣传的独特功效，有利于在国际上塑造和展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光辉形象。但国外研究整体性、系统性不足也表现了出来。总体上看，国外人士肯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对我们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掺杂的错误观点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甄别，并予以坚决回应和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