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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进行了精准把握：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主题进行了高度的凝练概括：“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止住中华民族发展的下跌趋势，并演绎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幕大剧？又是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复兴到了怎样一个节点？搞清楚这些问题及其背后的辩证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主题，有利于提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进一步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一、辉煌—衰落—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中逐步展开

　　民族复兴意味着这个民族在其民族发展史、人类发展史上曾经辉煌过，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历史影响和占据过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民族复兴，是指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民族在历经苦难衰落之后重新走向辉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历史全过程。

　　1.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灿烂辉煌

　　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源远流长、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而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工业革命前，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甚至制度的先进性在几千年时间里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在经济上，我国经济总量一度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英国史学家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西欧各国的总和才占23.6％，美国和日本分别占1.88％和3％。在科技上，我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地动仪、日月食观测法、四诊疗法等伟大科技成果，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及其社会发展进程。在文化思想上，我国产生过像诸子百家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提出过具有中国特质的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独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创作过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在政治制度上，我国的科举制度、文官制度也曾影响到欧洲主要国家。

　　近代前的中国因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而铭刻在人类发展史册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也曾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世界上还有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华文明之于世界发展的重要性，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佐在著作《展望21世纪》中指出，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能拯救21世纪的世界；又如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呼吁西方世界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宣言中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的话，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2. 中华民族由辉煌经劫难而衰落

　　因工业革命而率先强盛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资本的强大逻辑推动下，在全球到处扩张，“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把所谓“西方中心”外的一切民族、一切“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拉入其构造且主导的世界资本体系和殖民体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迫卷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之中的。从此，在西方资本扩张逻辑下，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符合西方资本逻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从此蒙辱、人民从此蒙难、文明从此蒙尘，曾经辉煌的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西方资本所带来的血与火的劫难中逐渐衰落，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衰败凋零景象。

　　3.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向往和追求。1840年至1921年短短80年间，为了民族复兴，像洪秀全、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和孙中山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不停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并接连进行了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式各样的尝试，其结果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都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这说明：一方面，在饱经劫难、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必要付出更加艰辛和更为长期的努力；另一方面，如习近平所讲，“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

　　历经多次探索失败，在问道无门、寻路无果的历史关口，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历史重任自然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换句话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使命，就把握住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性。此历史主动性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统一起来了，把中华民族复兴的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统一起来了，真正做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复兴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且越来越主动。无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展开且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民族复兴的首要条件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人民解放，进而在内外两个方面奠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条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于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除了阶级、制度和社会条件的障碍。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将新中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基础之上，并逐步建成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从此，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有强大的物质保障，又要有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第二次革命”，大力破除阻碍民族发展与复兴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建设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到成功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企改革，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改革，我们党探索并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作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再一次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复兴给中华民族带来辉煌，但这次复兴的辉煌，不是一种历史辉煌现象的回归，而是更高质量和意义上的辉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由辉煌到衰落再到新辉煌的辩证过程，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逻辑中逐步展开的。它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规律。正因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会如期全面实现，我们要有这份自信与信心。

二、围绕和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持续获取内在动力中接近目标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进步以至社会形态的更迭。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根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根本矛盾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又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社会矛盾也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矛盾分析方法至关重要。毛泽东曾指出：“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及对其解决的内在需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精准把握、有效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各阶段历史任务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毛泽东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才会有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判断，才会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解决了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2.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这关系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1950年毛泽东有一个判断：“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把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作为国内的一个主要矛盾来看待和处理，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是将其作为团结和合作的对象，是非常正确的。正因如此，面对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新中国，我们党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通过土地改革的民主革命方式，充分发动和调动各方面阶级阶层的力量，不仅基本解决了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间的矛盾，而且很快地基本恢复了国民经济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之后，旧的主要矛盾转变为新的主要矛盾。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我们党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即“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这对矛盾在各个领域的斗争日益激烈。党解决矛盾的目标自然由消灭封建主义转向消灭资本主义。1953年，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内涵是“一化三改”，即搞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通过“三大改造”的方式着力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完成，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正误及相应后果

　　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社会主要矛盾由此产生相应变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以矛盾分析视角，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须高度重视的“十对关系”。这从理论上为我们党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起了引导性作用。党中央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的基本国情，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为解决这一矛盾，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战略转移，全面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初期，我们党因对国际国内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作出了误判，而动摇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判断，最终导致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的修改。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错误，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严重影响到对符合中国实际的实现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

　　4.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问题催生着全党全国人民纠正错误与重获发展的内在动力。于是，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任务摆在党的面前。1979年，邓小平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既是对党的八大概括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继承，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与精准提炼：一是把“两句话”概括为“一句话”；二是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为解决这一矛盾，党中央明确了我国中心工作就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并在坚持和发展这条道路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富起来的现在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富起来的过程中稳定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越来越得到有效供给和满足，“落后的社会生产”不断地在“去落后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随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除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外，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增长。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物质文化了，而已扩展到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了，而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由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地捕捉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需要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意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抓住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就明确了奋斗目标。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紧紧扣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在有效解决变化着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合理利益诉求以凝心聚力，共同奋斗，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三、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量变积累中达到质变的临界点

　　历史发展总是在量变积累中不断通过质变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不断地积累成就。各方面各领域的根本性成就的量之积累已经达到了民族复兴朝决定性质变发展的度，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可逆转性的量变因素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即100年来所形成的更为坚强的党的领导、更为强大的人民力量、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及更为坚定的“四个自信”。

　　1.在百年奋斗中经过不断自我革命，党的领导更为坚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渐强，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弱党壮大为今天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与其坚定不移地进行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分不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方面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并成长为坚强领导核心和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进行斗争，大力纠治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以及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党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种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与领导作用不断得到确保，而且领导这些组织的制度也越来越健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能力与素质得到不断增强。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敢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充满蓬勃朝气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无可替代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保障。

　　2.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汇聚的人民力量更为强大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事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须拥有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一种集中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人民群众需要党来动员与组织才能形成聚合力量，党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生存和发展。列宁曾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革命胜利后建设无产阶级政权需要人民群众的力量，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凝聚人民力量。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针对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问题，就发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1944年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再次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1985年邓小平在讲到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建设怎样能够成功时指出，要用理想与纪律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江泽民指出：“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力量和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取胜之道。”胡锦涛要求新形势下全党要“扎实做好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工作”。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起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

　　100年来，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聚合的力量越来越强。在革命中，有效地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和集合了起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解决了中国人民挨打的问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建设、改革中，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团结奋斗，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飞跃，解决了中国人民挨饿的问题，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如今，进入新时代，在解决中国人民挨骂的问题的同时，所有中华儿女涌现出无比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向着中华民族强起来的目标努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凝结成坚不可摧、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这是任何势力、任何组织都无法阻挡的正义之力量。

　　3.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679亿元再发展到2020年的101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创造世界经济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增速奇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仅仅1％增长到1978年的1.8%再发展到2020年的17%，而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几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都超过3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66元增长到1978年的171元再发展到2020年的3万余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达到4亿多人。如今，我国不仅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且体量越来越大，而且已经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不仅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而且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也捷报频传。我国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实现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最终实现民族复兴迈出关键性、决定性的一步。富起来的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4.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凝聚的精神力量更为主动

　　“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有雄厚的物质力量，还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筹协调推进。中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培育和发展起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即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与梦想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和实践动力。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正是基于创造精神，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才会产生不竭动力与韧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奋斗的民族，正是基于奋斗精神，中华民族才会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民族，正是基于团结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越来越彰显和增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梦想精神的民族，正是基于梦想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会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行。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从而使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梦想精神由被动转向主动且越来越主动。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牵引下，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今，这些精神已经成为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越来越丰厚的精神滋养和精神力量。

　　5.对在百年奋斗中走得越来越宽广的正确道路更为自信

　　一个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落后就老挨打，发展自强才能解决挨打问题。中华民族的发展自强，关键在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840年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尝试过当时几乎所有的救国途径，却全部碰壁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来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当真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正因为这条道路契合了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它一定能够走得实、走得好、走得远，而且开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如今，中国人民越来越拥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越来越彰显出其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6.对在百年奋斗中越来越具有指导力的理论更为自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和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创新出新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具有指导力、解释力、实践力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插上了科学的思想翅膀。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很好地回应“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怎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等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诉求，形成和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很好地回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诉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诉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并在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后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因其科学性而体现出来的强大的指导力、实践力、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刻改变中国，中国也不断地以自己的贡献深刻改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所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要求作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新的理论创造，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视野，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跨越时代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威力，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今，我们党的理论越来越成熟，全党全国人民对党的理论越来越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已深深地内化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7.对在百年奋斗中越来越成熟定型的制度更为自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通过革命手段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获得政治整合，建立一种能支撑民族复兴的先进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中国先进分子有过这方面的探索，但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随着民族复兴事业向纵深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各方面现有制度，需要及时制定新的制度，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路上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一个个现有制度得到不断完善，一个个新的制度得到及时制定，一个个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在创新实践的要求下被一一破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且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牵引下，“十三五”结束时，我国“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制度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蕴的各种显著优势，在新时代各个领域的实践中得到了全面彰显，进而由内而外地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

　　8.对在百年奋斗中越来越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为自信

　　中华民族曾因文化的强大感召力而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近代以后，中国人在经历劫难中出现对自己文化极不自信的现象，曾经的文化优越感被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自卑心理所取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在文化建设中不断重构，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是的，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高度的文化绝对不行，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同样绝对不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吸取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大量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文化，一路走来，形成了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更加注重和加强文化建设。同时，在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过程中，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亦已形成。如今，在加大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全民族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越来越被激发，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