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70年中国外交砥砺奋进，践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与时俱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被联合国写入相关法律文件。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念，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体系。归纳总结这套理论体系，将有力地批驳国内外的质疑论调，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先后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践行与创新发展，标志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形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和团结发展中国家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要义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团结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

　　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是推动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内在动力。恩格斯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恩格斯还指出，没有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就不能有各国的革命。“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命。”霸权主义不仅阻碍民族独立，而且阻碍人类历史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形成了少数（五六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压迫其他民族，而这种压迫是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之一，是人为地支持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民族中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之一”。“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1.时代观和格局观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时代观和格局观。

　　“中间地带”概念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上普遍关注美苏两极对峙，担心美苏必将爆发新的战争进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以非凡的洞察力看到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他指出：“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中间地带”概念蕴涵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弱小国家是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

　　此后，毛泽东使用“第三世界”概念来代表他所说的“中间地带”。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西方某些国际问题专家鼓吹美、苏、中“大三角”理论，对此毛泽东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邓小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该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扩充军备，搞核武器竞赛，并到处扩张，极大地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题。毛泽东洞察这一切，并抓住有利时机，从国际战略高度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于团结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二，该理论对争取同第二世界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共同反霸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先后与日本、加拿大等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后，我国与美国也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打破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计划，对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三，该理论改变了苏美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团结了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对于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人民纷纷觉醒，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保持民族独立性、坚持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不被霸权国家左右，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冷战结束后，虽然“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依据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直到今天仍没有变。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团结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权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2.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国际格局、国际力量对比作了透彻的分析和精辟的概括，知己知彼，既不攀附第一世界，而是同其霸权主义展开斗争，又团结第二世界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由此，中国的国家战略确立为对内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倡导不结盟、和平友好。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他在其他场合也强调：“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不结盟战略是我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历史经验教训所采取的外交战略，它有利于我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独立自主地决定国际事务，而不受同盟国的左右，从而更大化地维护国家利益。我国一直奉行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反对西方国家建立军事同盟的国际秩序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兼顾了各国的利益，为推动各国公平公正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同盟关系体系主要是遍布全球的美国同盟体系，包括美国和不同国家建立的军事同盟、政治同盟和经济同盟。同盟关系是冷战思维的产物，给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带来威胁。华约解散后，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多次东扩，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在东北亚，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存在极大地影响和威胁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安全局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伙伴关系发展国际合作，成为超越冷战思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柱。2017年，伙伴关系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助力国家深化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截至目前，中国已和93个国家、5个地区及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正常的国家间相互关系，是为了打造平等、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成为战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和遵循，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它与霸权国家欺凌弱小国家的“丛林法则”和理念有着本质不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都信奉“实力”，主张国家的“权力”“力量”是获取国家利益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洲和非洲地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并开展国家间友好合作成为共同的愿望和呼声。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与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在讨论解决双边关系、友好合作地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首先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同尼赫鲁的谈话中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12月，毛泽东又与缅甸总理吴努进行了两次谈话。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中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于1960年签署了边界条约，这是新中国同周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两国还签署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亚洲国家间的首个和平友好条约。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被与会国家广泛赞誉与接受，并逐渐走向世界，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遵守。“它闪耀着亚洲文化的光芒，是新获得解放的亚洲人民对现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在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逐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201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讲话。习近平指出：“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这五项原则将在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予以适用。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60多年来，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当今国际关系深刻演变、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为重要。当前，多边主义遭遇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逆流，自由贸易原则遭遇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践踏，霸权国家肆意破坏现存国际机制；规范国家行为的国际条约、双边或多边协议也频遭放弃或撕毁，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这一历史关口，“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成为各国关心的重要议题。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全球治理、促进公平公正国际秩序形成的重要基石。

三、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

　　1.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及时而科学地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1982年10月，他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这表明邓小平越来越注重和平与发展问题。1985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85年，邓小平对世界大战问题有了明确的判断：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当今世界要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重大判断，在历史大转变中为人类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失去了影响国际关系的支配地位，民族国家利益重新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支配力量，并具有决定意义。”这为世界经济的正常交流打开了通道，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契机。依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决不当头，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有所作为，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加深入人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此外，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民也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力所能及地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做出贡献。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特别委员会。从1990年开始，我国每年向联合国派遣军事观察员执行维和任务，维持当地秩序，参与抢险救灾等。我国还参与援助非洲的建设，减免非洲贫困国家的债务等。在国际社会，中国伸张正义，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积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世界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建设，提出国际关系新理念，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等等。同时，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还积极为捍卫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造福世界人民。

四、形成习近平外交思想，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中积极扮演大国角色，承担大国责任。在积极思考人类向何处去、如何治理等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时，习近平提出了许多全球治理的新理念，给出了中国方案。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

　　1.主张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2013年访问非洲时提出的，它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利益观，继承和弘扬了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正确义利观的主要内容有：以义让利、义利并举、互利共赢，实现国家间利益和谐。正确义利观摒弃你赢我输、零和博弈思维，超越西方的国家利益观，主张在关心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基础上关照他国的合理利益关切。

　　正确义利观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追求。只有各国都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正确地看待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才能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认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这种利益观的指导下，西方霸权国家只顾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在殖民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常常以“领土补偿原则”分割弱小国家领土，或划分势力范围，以达到殖民国家的利益平衡。在当代，它们也经常以各种借口悍然对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获取战争利益或地缘政治利益等。我国倡导和践行的正确义利观正是对这一错误利益观及其霸权行为等的有力鞭挞。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义利观，常常无偿援助非洲贫穷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减免债务或无息贷款的方式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自主发展。

　　2.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关系应该奉行道德与正义准则，应该把民族内部形成的伦理道德原则推广到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2018年4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的今天，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习近平提出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它的内涵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家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或说崛起）不是以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为前提，而是和平的发展、和平的崛起。这一主张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它的践行完全能够避免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当年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按照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就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他认为，传统大国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大国间存在着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但如果当今世界两个大国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新的战略以应对冲突和挑战，就有可能避免战争。艾利森教授还指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关口，习近平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开放的命题。我们需要发挥战略想象力，超越传统智慧与常规做法，共同回答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避免大国竞争“丛林再现”的重要途径。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崛起靠的是殖民、霸权，因此大国竞争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帝国主义赤裸裸的殖民侵略不再是常态，但其霸权本性仍然体现在某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中。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并指导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此，我们积极推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习近平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提出中美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2014年7月9日，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同时，习近平在致辞中还提出中美要“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的新主张，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增添了新内涵。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海湖庄园会谈，并经过双方互访，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近来因为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并不断派军舰来南海挑衅，中美关系出现较大波折。但是，我们要始终认识到，“坚持不懈地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永久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出路”。

　　俄罗斯既是中国的周边大国，也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极，中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双边关系。多年来，中俄高层交往密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并保持高水平运行。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等多个国际或地区组织、机制中立场一致、密切合作，坚定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倡导多边主义，主张国际事务应由大家商量办，而不应独霸专行。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对外双边关系中首次出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表述、新定位，意义重大而深远。与此同时，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高层互访交流频繁。

　　2018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在瑞士举行，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的决议，第一次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是继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后，中国理念又一次得到联合国赞同，体现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

　　3.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秋，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一倡议“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的核心内涵，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一倡议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就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日益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谐万邦的天下观，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次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在于，用经济合作这条金线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发展，提高各国商贸交流水平以及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用文化交流这条红线促进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加深各国对不同国家民族风俗的认知，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用军事安全合作这条安全线打击恐怖主义及各种极端势力，促进各国的安全共享。第三，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并尽量规避风险。针对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的警惕和批评态度，杨洁篪指出：“国际上有些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声音，认为这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可能给有关国家制造债务陷阱等。这显然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客观、公正认识，属于误解甚至是偏见。”杨洁篪还指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大家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因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危机，相反，很多国家通过参与这一倡议走出了‘不发展的陷阱’。”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发展。目前，全球治理体系深度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同时，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在这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刻，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逢其时。

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了要用真正的共同体来代替资本主义一个阶级剥削和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虚幻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是代替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必然。”马克思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可见，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主张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的自由联合体，它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最终自由和解放。

根据当代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和国际局势的现实情况，习近平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是从思考和解决全人类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的角度和战略高度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从世界发展、人民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出发，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要体现利益和谐与安全共享，着力推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周边地区到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网络安全共同体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一系列国际关系公认原则的遵循。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1648年欧洲多国就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民族独立与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都是国际关系演变中积累的一系列原则。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规范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守的首要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和合”思想，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与处世之道。“和合”意味着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状态，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差异中的一致和矛盾中的统一。“和合”在承认事物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把落脚点放在不同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上。“协和万邦”是中国自古就奉行的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思维意识与对外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和道路的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起就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告》中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及时洞察国际局势的变化，指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有了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也为世界经济作出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继续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既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具有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幸福、为世界发展谋大同的胸怀和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首次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从先后载入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到进入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作为中国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并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和平希望与发展力量。”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全球产生良好反响，在国际上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认可。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及国际组织看来，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选择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未来发展之路。基辛格说：“我是搞了一辈子‘均势’的人，现在看来，在21世纪搞均势是不行了。还是你们提出的办法好，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意大利国际问题专家吉安卡洛•帕纳雷拉认为：“在全球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加具有积极意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高度赞同这一理念：“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9月11日，在“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议题下，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吻合。”

中国外交70年砥砺奋斗，不断开拓进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积极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积极参与地区与全球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习近平外交思想倡导和践行正确义利观，践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正义与道德原则，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具有世界意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践行和创新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2019XYZD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尚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与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