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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思维的误区

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在20世纪初，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大逆转。在理论上，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上基础上，才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了推进快速工业化的制度安排。这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的两级结构来理解。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 “中心－边缘”的两级结构。在国际市场中,中心国家的超额垄断利润以边缘国家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侵略和渗透下，这些边缘国家传统社会开始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因此，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这基本上是幻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落后国家无法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工业化。要真正进行工业赶超战略，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功能是推动落后国家的高速工业化。

但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之间这种深刻变化，很长时间以来被忽视了。

从1924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之间爆发了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之上，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作为更高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这场争论以斯大林一方的胜利告终，为斯大林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托洛斯基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资本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它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必然是世界性的。但是，取得胜利的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从中心区走向边缘，从预想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转向一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从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转向推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代大工业，无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而中心国家也未必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错误正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中心区革命弱化的现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边缘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制度创新。这是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论”和斯大林模式获得胜利的深层原因。

但是，这些新的实践因素却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澄清和表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把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理论框架，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世界历史”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思维。在我国，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不自觉地认为，每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都会经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而斯大林模式则是历史的最高点，这是必然规律。

这种理论模式假设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可以重复这个发展过程，以此说明斯大林模式的必然性。无疑，这是为了争夺社会主义运动的话语权。但是，它隐含着这样的错误观点，即通过走资本主义，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成为英法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时，它看不到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和限制，因此不能说明斯大林模式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外，它看不到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这种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从而以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早产论”、“补课论”，把共和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的后30年相割裂、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八）1953年粮食危机和统购统销

理解了斯大林模式，也就理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中国为了国家独立，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赶超战略。这是因为，没有重工业，也就没有真正的国防，就会受人欺负。今天，看看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问题，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同时，中国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不发展重工业（通俗地，工业是用机器生产，重工业是生产机器的工业），就没有轻工业需要的机器、原材料，没有电力、交通，轻工业也不可能真正发展。

一旦确定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工业资金投入。在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投入工业建设。第二，工业产品卖给谁。重工业生产的是机器，对农业来说，是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大型机械。在小农经济情况下，一个农民负担不起，也不需要这些庞然大物。为此，农村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体化。

这里，再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

从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原来预期10——15年，结果短短三年迅速完成。是什么加速了这一进程，是领导人好大喜功吗？还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这种加速有深层的经济原因，把它仅仅归因于人的主观因素，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让我们从1953年的粮食危机以及由此形成的统购统销说起。

对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中长期实行的一项制度。它于1953年制定实行，直到1985年才取消，为我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从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生，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与快速工业化的内在联系。

陈云在建国初主管财经工作，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公认的“理财”能手。1953年，陈云忧心忡忡，焦急万分。当时，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购销出现巨大缺口。

粮食部在1953年6月向中央报告，从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加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存在40亿斤赤字。1953年6月30日，粮库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少为105亿斤。最主要的工业大城市粮食库存都几乎减少了50%，其中，北京由2.4亿斤减为1.3亿斤；天津由3.1亿斤减为1.6亿斤；上海由3.9亿斤减为2.9亿斤；广州由1.2亿斤减为0.6亿斤。

而1953年，小麦产区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再加上减产后农民惜售，能够征购的粮食将大大减少。如果这样，征购后同期相比，粮食缺口最少要超过110亿斤。

但是，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正在展开。一方面，工业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我国城镇人口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这些人需要商品粮。另一方面，中国还要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设备。粮食需求正急剧增加。

另外，粮食征购中存在的自由市场机制，也为粮食征购造成了巨大困难。

建国初，我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共同发展。计划和市场都在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在粮食收购中，计划与市场、国家与私商并存。当时，国家粮食征收（农业税）和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为61:39，1952-1953年为56:44。也就说，约40%左右的国家粮食计划要通过市场购买。但是，在这里，就发生了私人粮商与国家的竞争，而且斗争非常激烈。1952年冬天一个短时期，江西吉安上市的稻米被私商全部买光。江苏徐州专区各县收割黄豆时，大江南北粮商蜂拥而至。有个叫王雨农的粮商，一下子就收购50万斤。在一些地方，有的私人粮商甚至在庄稼还是青苗的时候，就预购了粮食。在私商的竞争下，粮食往往要比牌价高出约20%。

如果国家不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必然导致粮价升高，这又必然导致其他物品涨价，造成不可避免地国民经济的混乱，影响正在展开的工业化建设。但是，只要允许私人粮商的存在，就会在一定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出现私人粮商和国家的竞争，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引起粮价上升。私人粮商甚至可以囤积居奇，哄抬粮价。

粮食成为“焦点”，折射出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国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陈云思来想去，最后不得不向中央建议，统购统销。简单地说，就是在农村实行统一征购，城市实行统一配售，严格管制私商，由国家统一管理。这样，国家就能控制、管理粮食，有效地控制粮价。

陈云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如果收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会波动。但是，如果采取统购统销政策，基层干部就有可能强迫农民交粮，引起农民不满，农村混乱。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自己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49年10月，上海一些投机商囤积粮食、纱布，造成物价猛涨，形成冲击波，引起全国物价波动。陈云运筹帷幄，从全国调集物资，平抑物价，打击不法商人。但是，新生的共和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鉴于此，国家开始组建全国性的棉花、纱布、粮食专业公司，牢牢掌握力量，主导、稳定市场。1951年1月，棉纱实行统购，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自织的棉布，停止在市场销售，由国营公司统一收购。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与此同时，食用油供应紧张。既要满足城镇人口，又要挤出一部分出口换取重要工业物资。为此，食用油也实行统购统销。

对棉、纱、粮食、食油等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实际上是在农村和城市的商业流通领域取消市场机制，实行统一计划。交换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领域的变化。国营工厂自然在国家的生产计划内。而当时我国的私营工厂绝大多数是轻工业。由于棉、纱、粮食、食油等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由国家统购统销，这些私营公司只能依赖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民族资本家迅速实行公私合营，把工厂交给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私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依附于国家，没有了独立生存能力。另外，在改造中，我国吸取苏联的教训，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了优厚的赎买政策。是自己辛苦经营还是直接舒舒服服拿利息呢。在原材料受制于国家统购统销的情况下，民营资本家选择后者也就不奇怪了。

这是公私合营大潮迅猛推进，远远超出领导人的预期，甚至拦也拦不住的现实基础。

1953年，工业“156项”实施——对粮食、棉纱、食油的需求——统购统销——在一定程度上交换（商业）领域取消市场机制——公私合营（生产领域取消私有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快速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联系。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中产生的，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九、民营企业的消失与恢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常常听到一种观点，如果当时不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留一定的市场和民营企业，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好。从快速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关系看，新中国在确定了工业赶超战略之后，私营经济的消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是与其自身特点相联系的。从所有权来看，民营企业是由民间投资兴办，以赢利为动机，以市场为导向的。它能够自主经营，但也要自负盈亏。外部的市场竞争能转化为内部激励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竞争中，只有做大才能生存，只有科学决策才能生存。民营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自我发展，同时也要自我约束。所谓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市场机制在企业家身上的一种内化。

对于我国民营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发展，必须从我国工业化的内在逻辑来进行分析判断。

我国的工业化是在面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民营经济的特点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势。

我国民营工业企业产生于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短暂的发展繁荣期。但是，由于是民间投资，以赢利为动机，在市场上要面临西方已经出现的垄断性的工业大企业的竞争，因此，我国民营工业只能遵从“相对优势”，在西方大工业的边缘寻求生存空间。当时的民营基本上局限在轻工业和加工业领域。它们不能为国家主权独立提供工业基础。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我国沿海民族工业几乎损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发达的工业国，一直是一个核心战略目标。建国之初，我国实行新民主主义，把民营经济视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力量，对其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公私合营迅速展开，到1956年，民营经济基本消失。

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从今天民营经济的繁荣出发，为当时的民营经济扼腕叹息。但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民营经济的消失有其必然性。当时的中国要想真正独立，就必须快速工业化，而且是以国防为中心重工业化。由于抗美援朝战争，苏联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中国有了快速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开始推行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就当时的国力而言，中国必须通过国家来集中一切资源投入工业化，这是一个超经济的战略任务。但是，当时的民营经济是面对市场，以自身赢利为目标，有的时候会与整个国家大战略发生冲突。我国实行统购统销，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在市场中与国家争夺战略物资。最后不得已，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统购统销。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消失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消失也就是时间问题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公私合营进程之迅速也是措手不及，大出意外。毛泽东也看到了缺乏市场竞争造成的问题，甚至提出要保留一部分民营企业，刺激国营企业。1956年，毛泽东在同工商业界人士的谈话中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求，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初也一再强调，不要急，还是要按照原来的过渡速度。

但是，不管是因为公私合营而晚上抱头痛哭的资本家，还是希望保留些私营经济，刺激国营企业活力的毛泽东，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既然确定了赶超战略，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民营工业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不仅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如此，就是生产力发达一些的俄罗斯也是如此。而后来严格限制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自然有极左的思潮作怪，但最深层仍是快速工业化的内在逻辑。

打一个比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在补课，“恶补”重工业的课。而随着我国初步工业化的完成，我国面临的任务是调节工业经济，增加活力，同时，在重工业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工业，补轻工业的“课”。在这一时期，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我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解决我国的过剩劳动力问题。文革结束后，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农村也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国家既有的工业经济体无法完全吸收这些劳动力。同时，我国重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基础已经打好，后面的任务是重工业升级，有余力发展“吃、穿、用”的轻工业。投资小、见效快的轻工业则是民营经济的长项。更重要的是，在重工业基础已经建成的情况下，私营经济在市场中与国家争夺资源的矛盾已经大大缓解。

当年富有盛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其实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国营瓜子的价格是两块四一斤，年广久硬是将傻子瓜子从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从国营企业中夺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在建国初，就有粮商通过降价与国家竟购粮食，导致粮食收购危机。粮食收购危机会导致物价波动，危及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后不得不禁止私人收购。改革开放初，瓜子属于国家二级统购统销物资。但是，在这时，年广久的傻子瓜子，以及更多的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已经不会危机整个国家经济。

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轻工业发展的需要，民营企业的特点，以及我国的过剩劳动力需要，决定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不能由此简单地说建国初的计划经济模式就错了。

十、不是儿童，而是畸形儿——边缘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补充材料）

前面论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和边缘，中心区就是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边缘区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边缘资本主义会在某个时期有经济发展，甚至有闪亮的经济“奇迹”，但却无法发展为发达的中心资本主义。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发展中国家，并不是未发展，而是畸形发展，已经失去了真正发展的能力。它们不是未发育的而用，而是侏儒，是没有未来的畸形儿。

这些边缘资本主义，也就是当年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战以后，其中一些国家政治上独立，但经济上仍然依赖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它们又被挤压在产业链的底端，只能拿到微薄的附加值（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它们在发展中总是由于各种原因落入“陷阱”。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先说荷属印度。从1830年起，荷兰在荷属印度（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实行强迫种植制度。国家是生产者，殖民地政府强迫当地居民用一部分土地种植政府指定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在国际市场有巨大需求，如甘蔗、咖啡。这些农产品运到荷兰出售，出售所得用以补充荷兰国库。从1831——1837年，数额达到8.23亿荷兰盾，相当于荷兰全国开支的1/4。这些钱被用来偿还债务、建设公路和铁路。与此同时，这项制度造成荷属印度的贫困。参与世界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转移，而传统农业受到冲击，被边缘化。

在荷兰资本主义这样的扩张情况下，作为殖民地，荷属印度能重复荷兰的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再看印度。在1760年后，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财富之地印度，逐渐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且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被誉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欧洲殖民者入侵前，印度的商业、金融业和传统工业技术非常发达，很多产品世界闻名。印度的造船业非常发达，它们的船坚固耐用，而造船成本比葡萄牙、荷兰、英国低30%—50%。阿姆斯特丹为了保护造船业，禁止荷兰商人买印度船。印度的纺织业更是当时世界的王者，具有最强的竞争力。纺织业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类似于现在的汽车产业的地位。它能带动农业、机械制造业、运输业、植物染料也、矿产化学工业。在1400——1800年间，印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了保持优势，印度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输入印染技术。在印度当时的一部著作中，列出了印染45种色调的77种技术。印度的纺织技术之发达可见一斑。

但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在当时最发达的印度工业最终衰落了。这种衰落不是因为经济竞争，而是英国通过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打垮了印度工业。从此印度一蹶不振。

1700年，英国为了保护纺织工业免受印度棉纺织的冲击，禁止在英国境内卖、穿印度优质棉布。因此，普通人只能卖又厚又硬的英国布。但是，英国人可以管自己，却管不了印度。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不仅可以管自己，还可以实际上统治印度。在英国和印度的贸易中，后来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人对输入英国的印度商品征收的关税是是英国输入印度商品的5-20倍。换句话，英国的工业品可以打入印度市场，而印度的工业品根本无法打入英国市场。随着工业革命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印度的纺织业全军覆没。1815年至1832年，印度棉纺织品出口额从130万英镑降至10万英镑，同一时期，进口到印度的英国棉纺织品的总值从2.6万英镑上升至40万英镑。到了1850年，一向出口棉布的印度进口了英国棉布的1/4。

印度棉纺织业成为印度“去”工业化的缩影。

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人口不断变成工业人口。而印度正相反，原有的工业体系解体，大量的技术工人返回农村，造成了农村的问题。在这之后，印度本土工业一直处于衰败中。

当然，在这期间，英国还是对印度进行过大量投资。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印度投资达到2.7亿英镑，占海外投资的1/5.到1914年，投资达到4亿英镑，英国土地灌溉从5%上升到1/4，英国人建立了印度的煤炭业，黄麻纺织机增加了9倍。当然，还有一定的基础建筑，以及公共卫生之类。

从印度传统棉纺、造船工业衰落到后来英国投资的煤炭、黄麻纺织机、土地灌溉等，有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在英国把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资本主义在印度有所发展。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实际是出于英国宗主国资本的需要，从新改造印度的经济，把它从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变成了一个农产品、农产品初步加工、煤炭等原材料基地，变成了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同时，还有通过其他各种手段流失的财富。

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给印度带来英、法、德式的现代工业大发展，也没有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生活的长期停滞和贫困。“1757——1947年，英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7%，而印度只增长了14%（作者注：接近200年的时间啊！）印度经济工业化所带来的利润很大一部分进入了英国管理机构、银行和股东的口袋，虽然事实上当时的印度也不乏投资者和企业家。19世纪强加于印度的自由贸易体系致使本土制造商暴露在欧洲人的致命竞争中，而与此同时，独立的美国却为了保护其幼稚的工业而树立起了高高的关税壁垒。1896年，印度消费的布料中只有8%是由印度作坊提供的。我们还应该记住，印度的契约劳动者为大英帝国提供了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廉价劳动力。”

有一种曾经广为流传的三百年殖民地说，认为欧洲殖民者给亚非拉带来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民主、科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繁荣。这个至高的“荣誉”，实际上连稍微诚实一点、有一些历史常识的的洲人听了也会不好意思。曾在1899-1905年出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曾经承认，英国人统治印度，“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并未给印度人带来同样的好处，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这样的印度，能重复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吗？

在20世纪之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扩张到全球的时候，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还可以凭借独立的国家主权，或者贸易保护，或者国家主导，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而到了二十世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全球争夺殖民地时，这些落后国家已经不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起来了。

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出，“两极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需求，因此，‘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赶超’先进资本主义的道路。”

说得简单一点，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是打工的，中心国家是老板。过去拿着鞭子，后来文明了点。打工的辛辛苦苦，但钱都被老板拿走了，自己只拿到点糊口钱。就这样打工，永远成不了老板。有的打工的，一咬牙，不干了，自己艰苦创业，不免血泪艰辛。有的打工的，已经不敢跳出去，只是偶尔端起一杯劣质小酒，给人们讲述一番创业的雄心壮志，然后继续打工。还有一些打工的，甚至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人家老板就是天生贵人，咱就是贱种，认命吧！你小子要是闹腾，肯定比现在还惨！

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非就是跳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再打工，自己艰苦创业去了。

结语：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前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处于边缘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是那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心资本主义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大工业、科技、金融和军事面前，已经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真正发展起来。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后者的功能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前者则是要集中资源，解决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问题。这是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出发点。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时期，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现代大工业，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相应的研发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自然是落后，但是，它是完整的自主的体系，它有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能不断吸收各种先进技术，不断发展壮大。这是民族复兴的万世之基。随着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庞大的工业体自然会出现发展的动力和效率问题，随着工业体竞争力增加，自然要参加国际竞争，同时，还要吸收外部先进技术，继续工业赶超。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的初衷和主线，仍旧是我国工业的赶超，这是我国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这也是理解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

来源：察网2016年9月2日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