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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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在中国传统纪年中，60年为一甲子，有着特殊意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我国未来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很多人存在一种疑虑，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如何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苏联在半个世纪间经历急剧的兴盛与衰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更多的质疑，社会主义是否走早了呢？是否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呢？如果是，那么，顺理成章的问题，我们是否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呢？换成抽象一点的说法，我们是否应该回归世界潮流的主流呢？在我国思想领域，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各种思潮正在展开激烈的争鸣。而思潮风暴的中心，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四个问题有着内在的逻辑。就我国的现代史而言，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是这四个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到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理解。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是某一两个领导人主观选择、设计的产物，而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现代工业国的必然要求，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推动工业化。国家安全、工业化与社会制度变迁是三位一体的。这是本文讨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切入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学习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走早了吗？与之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走早了吗？那么，自然还会出现一个问题，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超前了呢？为了论述这些问题，本文将追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内，勾勒斯大林模式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然性。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悖论——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由来已久的困惑

社会主义走早了！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本人70年生人。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喜欢思考的同学就找到政治老师，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明显建立早了。政治老师给他讲了半天，最后不知怎么自己也绕进去了，最后怒斥一声：“废什么话！让你怎么答你就怎么答！”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自己亲耳听到的这样的疑问，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博士同学中都有人提出过。同时，也听到过搞研究的朋友，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博导说过这样的话。之所有这么多人持这种观点，就思想领域来说，是与我们的传统思想教育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做的理论定位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现实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首先在苏联建立，又被称为“斯大林模式”，它是指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其主要特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集中。与此同时，苏联形成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形成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以下简称为传统认识）。但是，这一传统认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定位却存在明显悖论，并且能够衍生出否定性结论。

在传统认识中，斯大林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进行定位的。它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将取而代之，社会发展随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1956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识”。

但是，这种认识中存在深刻的悖论，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

其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悖论。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于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的跨越过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问题，到普列汉诺夫提出俄国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再到苏联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展开的大论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随着苏联解体，这一问题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

其二，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悖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它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基础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几乎跨越一个社会形态的情况下，二者如何契合？“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论断更是突出了这一悖论。

其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活水平的悖论。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即使苏联东欧等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活水平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美国为“丰裕社会”，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却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

从这三个悖论自然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它打破苏联的正常发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形式，并因此造成重大社会损失。反之，如果苏联按照生产力的水平，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会更大，损失会更少。因此，苏联应该彻底放弃斯大林模式，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

实际上，这种观点也同样用来批评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一些历史事实似乎也能证明领导人过于急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早了。在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路线，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做准备时期，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其中，利用民营资本发展工商业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个准备时期当时估计要经过15年（在苏联帮助的情况下），甚至几十年。到了1952年底，国营企业不断壮大，民营资本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工业份额中所占比重降到32.7%。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时间预期是10年到15年。但是，从1953年到1956年，仅仅用了三年时间，社会主义公有制就确立了。或者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就迅速国有化，社会主义不是走早了吗？

更重要的是，一旦“社会主义走早了”这个观点确立，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早产儿”、“畸形儿”，就会形成无法跳出的“理论陷阱”，社会中的任何社会问题都能证明社会主义错了，反之，任何建设成就都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因为一谈其功绩，马上就会面临着这样的反驳，即如果不是斯大林模式，而是选择适合当时生产力的社会模式，就会取得更大的功绩！

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随意选择吗？

现在网络中的各种讨论，经常说中国应该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走什么样的路，实际上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比喻。但是，比喻也会带来思维误区。条条大路通罗马。针对目标，可以选择不同的路。但是，在特定的时代，针对一个目标，社会制度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吗？

答案是否定。任何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都不是人为设计的和任意选择的，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作为人们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结果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承担特定功能，解决一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矛盾。因此，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主要看人们在当时面临什么样历史难题，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而不是相反，用一种理想的蓝图从外部来衡量它，或者根据它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它的消亡来否定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看两个真实的故事。

杜润生先生是农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为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看第一个故事。改革之初，经济学家王小强是杜润生负责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年轻人。王小强插过队，下过乡，见过西北农村的贫困生活，写过一篇批判人民公社的文章。文章直指弊端，按王小强自己的话说，“骂得痛快淋漓”。这篇文章也为王小强博得不少人气。第一次见到杜润生先生，别人介绍，这就是写某某文章的王小强。王小强已经听惯了赞扬，还等着老先生夸几句。谁知，老先生看着他，严肃地问，你骂得很痛快！可假如你是毛主席，你怎么办？老先生一句话，问得王小强顿时哑口无言。

另一个故事是老先生另一位学生张木生讲的。

建国初，杜润生是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又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协助邓子恢工作。邓子恢因为精简农村合作社受到毛泽东批评。有人说杜润生是邓子恢的军师。当时，党内已经决定把杜降到海南岛工作。但是，毛泽东见过杜润生，觉得他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坏，要跟杜谈一谈。结果二人谈笑甚欢，毛泽东还请杜润生吃红烧肉。

吃着饭，毛主席突然很严肃地问杜润生说，如果中国出现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你站在哪一边？杜润生一下懵了，想说实话，又怕毛主席不高兴。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你不用说了，你肯定站在布哈林一边。布哈林有什么错，他坚持工农之间要加强商品交换，慢慢富裕起来。但是时间能等人吗？斯大林要搞重工业化，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重工业化他就必须搞集体化，对反对者他肯定要搞肃反扩大化，这是三位一体的。但是胜利者不受惩罚，他把二战打赢了，他是受到环境的逼迫。毛泽东问杜润生，我们拿了苏联142个巨额投资项目的技术、援助、专家，你不一边倒行吗？毛泽东没有因为杜润生倾向布哈林而让他去海南，而是让杜到科学院当秘书长，科学院在当时实行的是秘书长制。

实际上，毛泽东问了杜润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是斯大林，你怎么办？就像杜润生问王小强，“你要是毛主席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深刻之处就在于，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讨论国家的根本制度产生、发展，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必须同情地理解做决策的历史人物，应该看到四个基本问题：第一，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第二，在解决问题时，他有什么样的资源和条件；第三，时间的紧迫性。问题迫在眉睫，没时间让你研究再研究，没时间按部就班。第四；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只是两利取其大，两害去其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付出制度成本。

毛泽东作为决策人，他指出了认识斯大林模式，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个重要视角，国家安全、重工业化和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在毛泽东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大方向来说，斯大林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反之，纯粹的学者分析问题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没有看到历史任务要解决的问题，看不到问题紧迫性，看不到资源有限，看不到各种条件约束，看不到利弊权衡，总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设想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然后指责现实决策。

在讨论斯大林模式和工业化的内在联系之前，先追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对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脉络。

三、早期设想：落后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进入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列强最初都是通过军事在海上争霸，垄断海上贸易，在海外扩张，不断掠夺殖民地。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拉动了欧洲内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推动现代大工业快速发展。这又给欧洲国家的军事侵略、利用廉价商品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欧洲资本主义凭借这种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争夺殖民地的争霸战争绵延不绝。

如何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如何抵抗西方的廉价工业品，成为其他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现代大工业，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如何快速工业化就成为落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革命的时间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有着内在联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种传播扩散式进程，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推动工业水平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落后国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西欧之外的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中，会经历剑与火的痛苦，但是，也由此摆脱落后的旧制度的束缚，开始发展现代大工业。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发生逆转。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而这个转折却被传统认识所忽视。

这要从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说起。

四、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早了呢？

列宁有个著名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

列宁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革命中心东移这个重要现象之上的。

19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提出了这个著名的观点——革命的中心在不断东移。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中写道：

“现在可以认为，斯拉夫人（在1848年革命时是作为落后保守的反革命力量，作者注）不仅已经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斯拉夫人”

“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转移东方，19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英国则在不久以后脱离了这个行列。从1870年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开始失去它的最后一点点革命性。从那时起，做一个革命者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同义词。正是在这个时代，随着普法战争之后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把社会主义以及欧洲革命重心，从法国转向德国。

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

“……从西方接受了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现在可能成为西方革命的动力的源泉。热火朝天的俄国革命运动，看来可能成为清除那种开始在我们队伍中流行的萎靡不振的庸人态度和谨小慎微的政客伎俩的最强大手段，从而迫使斗争的渴望和我们对理想的耿耿忠忱重新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

“对西欧来说，俄国早就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简单支柱了。现在的情况无宁说恰恰相反。西欧正在成为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专政势力的支柱……”

考茨基的文章本意是赞扬东欧和俄国不断高涨的革命。不过，他也同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已经不在西欧发达国家，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在降低，而东欧、俄国这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却在不断高涨。这一革命形势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判断。

与此同时，伯恩斯坦的观点在西欧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注意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变化，如社会结构出现了多样性，资本主义企业中小企业显示出的更强的适应性、工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他认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大灾变短期内不会出现，世界革命、共产主义是很遥远的事。因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长期任务不是准备革命，颠覆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方面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 推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实际是要以改良代替革命。

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革命中心东移”。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不仅存在革命“东移”，而且同样存在“南移”。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南欧也出现了革命的苗头。

列宁高度关注这一现象，而且，更进一步，他看到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1913年，列宁在针对亚洲兴起的民族革命浪潮所写的一篇短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说到，“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胜利，这这一胜利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相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向东方传播，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内在地结合起来。

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

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什么不断东移呢？

在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中心资本主义和边缘（也有用外围）资本主义。

很多人说，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说欧美日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是，全世界还有那么多国家，早就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为什么没有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呢？在世界体系理论（还有依附理论看来），欧美日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区，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

资本主义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它是一个全球分工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资本积累为最高目标，具有“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从国际专业分工来看，中心国家处于国际经济分工的高端，而边缘国家则处于低端位置，两者之间形成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的财富不断地流向中心区。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中心－边缘”这种等级结构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超额垄断利润是以边缘国家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边缘国家并不是所谓的“传统”国家。它们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下，其传统社会已经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并形成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些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这基本上是幻想。

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东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从中心区转向边缘地区，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部的深刻调整密切相关。

187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危机，资本主义迅速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这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深刻调整。为了缓解危机造成的国内矛盾，对内，资本主义经济上走向资本垄断，而政治上则给工人以选举权，在社会方面开始实施一些福利制度，在文化上则宣传民族主义。对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英国外）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扩大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市场。这就形成了“宗主国——殖民地”为形式的地缘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趋势弱化，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而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新的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则阶级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则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俄国和中国爆发革命的原因。

列宁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世界完毕的情况，“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因此，世界革命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欧洲大资产阶级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代理人的斗争。

这样，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一个大分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弱化为民主社会主义式的改良，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这种分流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对外剥削压迫来缓解内部矛盾有着内在联系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东移的根本原因，这二者是绝对不能割裂的。

六、斯大林模式：无产阶级政权、超高速工业化和落后的工业基础

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与边缘结构的来看，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有两个运动方向。一个是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扬弃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就属于这一类。但是，由于超额垄断利润提供了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这一方向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弱化为改良主义，其代表是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承担了发展生产力，推动落后民族工业化这一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就是这一方向的代表。它是边缘国家为了应对中心国家的剥削、压迫，摆脱附庸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

斯大林模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管赞成还是否定，人们都承认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工业化在斯大林模式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业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了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初，以列宁为首的领袖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发生，初创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孤立无援，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围，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没有现代大工业就没有强大的现代国防，就无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在苏俄，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内在联系。快速工业化，尤其是涉及军事工业的重工业化，成为苏俄（苏联）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立。随之，国内爆发内战，帝国主义国家也联合起来进行干涉，支持叛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包括国内贸易国有化、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劳动义务制、全部工业国有化。简单地说，除了保持一个人生存所需外，其余物资全部由国家控制，由国家配给。在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革命领袖们确实有一种设想，就是由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1921年，这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甚至连当初支持布什尔维克的喀琅施塔德要塞的水兵也发生了叛乱。列宁审时度势，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企业，以此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缓和国内矛盾，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

新经济政策虽然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上多年战争，苏联的工业水平就更低。所以，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越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越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越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越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越小”。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 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斯大林模式。而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威胁加剧，这也让苏联领导人感觉到超高速工业化的迫切性。

因此，斯大林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为实施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服务的制度，它把社会主义运动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承担起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社会的这种急剧变化自然会触动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由此带来激烈的斗争。这是落后农业国迅速工业化的沉重代价，它与错误的历史抉择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来源：察网2016年9月1日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