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两种文化从接触、碰撞到融合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双向融入的同时也在不同阶段上经历了矛盾性体验，这些历史性经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思想政治界的生态状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回顾与反思以及未来发展展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已经把中国文化纳入自身的视野当中，给予多重性评价：站在激进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批判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尤其是重集体轻个人、重统一轻自由、政权专制等；站在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贡献，对其优秀内容给予较高的评价；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认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中国社会文化将会出现一个光明的前景，创建一个崭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包括中国文化合理要素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国文化因子成为其同中国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19 世纪70 年代就逐步传入中国，到五四时期被中国人自觉接受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史。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

（一）中国思想文化界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时起，就尝试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用中国文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系统，如均贫富思想、安民养民学说、大同社会理论、井田制思想、三民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诸子百家思想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些解读没有认识到两种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的概念、思想套用在马克思主义上，难以得出正确的理解。

中国早期的外交家李凤苞等人把一些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概念翻译到中国，把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将共产党翻译为“康密尼党”等。这种硬译方式难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洋务派主编的《西国近事汇编》将欧美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引入中国思想文化当中，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译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等等，这种翻译显然曲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

维新变法前后，一些学者在翻译欧洲学者著作时，或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仅不能准确翻译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容易给后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一些先在的思想障碍。例如，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著作而写成的《大同学》一书，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若辈立言大旨，非欲助世人更得新法，高于历代之法也，亦非借民力以教民新法也，惟欲除贫富相争之法”①。

20 世纪初，一些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翻译马克思主义时，也用“均贫富”解释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等同，把先进思想文化投入到落后思想理念中，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例如，1901 年1月，《译书汇编》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中文译本讲道：西方学者看到了社会上贫富不均，广大的劳动者深受资本家的压迫，“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麦克司与拉司来（即马克思和拉萨尔———引者），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多次撰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把社会主义同井田制混为一谈，严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讲道，“社会主义者，……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历史上王莽的“分田劫假”、宋朝苏洵关于井田制的论述，“与千八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③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多次谈到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拒绝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游说，“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余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婉谢之”；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后明确提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甚至把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宗教，把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宗教徒：“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④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虽然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极力称赞，但把社会主义同民生主义混为一谈，从社会改良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只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⑤。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也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混同，纳入井田制和诸子百家学说当中，认为“孔孟之序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⑥。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时，从西方寻找思想理论资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思想资源加以倡导、传播、信仰、运用，也没有取得成功。

国民党人孙中山、朱执信等，谋求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灾难，朱执信还比较明确地提出要宣传和实行马克思主义。1905 年5 月，孙中山同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维尔德、书记胡斯曼会面时提出，中国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平均资本”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一方面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同时要防止欧洲资本主义的弊端，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并说中国一定比欧洲更先进入社会主义。⑦辛亥革命后，他说自己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之”，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⑧朱执信在《马尔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理论作了较准确的介绍，提出要把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介绍于吾同胞”，“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⑨。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人的头脑当中，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社会党人王淄尘（煮尘）比较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渴望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民国初年，他撰写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等文，对马克思的人格和思想大加赞扬，认为马克思是“丁兹困穷放逐之生涯，百折其身而不变其志”的“豪杰之士”，人们应该“崇拜之”“景仰之”；“马尔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又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马尔克所草之万国社会党《共产党宣言》，具如许之势力，占如许之效绩，又乌可以不使我中华社会党共闻之而共见之乎？”表示要“将马尔克之行义、之学说绍介于吾同党、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焉”⑩，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给中国人，使中国人能够信从而实行。他还明确表示要积极扶持和捍卫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今日社会主义方始萌芽，苟有人欲摧折之，吾必竭吾力以扶植之。且社会主义为医群之圣药。二十世纪之世界期在必行。中国同处此潮流之中，势不能独异，且欲救民生之疾苦者，舍此又更无余道也”⑪。这种态度和主张同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张非常接近了。

无政府主义者比较正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并用唯物史观来批评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错误。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节译本所写的“序”认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⑫海因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的“译者识语”，肯定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并以此来批评中国史学界的唯心史观，“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⑬

上述两方面尝试都没有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文本的不完整系统。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得到系统翻译，人们或者只是从国外著作中看到了一些零星介绍，或根据自己的需要节译了部分内容，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把握。二是理论理解上的不准确。人们或者受到国外作者的影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既有的概念和理论混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混同。三是理论接受上的不自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无意中摘译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而不是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中，不能算是真正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四是运用上的非指导思想性。一些人根本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的；一些人虽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参考借鉴，但并没有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五是对具体国情分析上的不准确。人们都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关系，当然也没有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发展前途等。六是缺乏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不发达，尚未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缺乏应有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尽管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尝试都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向度及其发展不均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的展开

从理论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再生形态的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现代形态的即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在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既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可能性，也有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来看，它内在地包含着两重性特质，即意识形态性和科学真理性：意识形态性就是指，它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全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阶级性、政治性；科学真理性就是指，它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充分吸收了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有着内在的逻辑架构、概念系统、话语体系，具有真理学术性特征，是科学真理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这种双重性特质在现实展开中表现为政治性实践和文化性融合：意识形态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现实展开中，必然走向革命和建设的政治性实践，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必然具有文化传承性功能，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相融合，指导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创新，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过程。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制度变革和文化形态变革的双重任务，但是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内生性重建都没有完成。

一方面，长期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外力的猛烈冲击下，进入了被动应变的进程，开始改良主义的渐进性“自存变革”，引入外来的军事、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方面的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变革度过危机并获得重生。洋务运动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不仅要引入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也要引入西方的政治资源，对本土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限度的变革，由此而形成了戊戌变法运动；顽固保守派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也在不久就尝试实行“君主立宪”。但是，这些内生性的政治重建都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在中断这种渐进性的自存变革之后，把一种外来的共和政治体制“平移”到中国，但这种照搬过来的民主共和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主导性的政治建构，最后被封建军阀中断而失败。由此，内生性的政治变革与重建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的冲击中，也经历了一个“中体西用”的渐进改良历程，改良主义的思想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思潮。龚自珍、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在维护专制体制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康有为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启动维新变法运动，都试图在传统文化结构中注入外来文化的因素，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在异质重构中确保自身主导地位的同时获得新生和复兴。但是，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显得孱弱不堪，中国人无法从中寻找到支撑社会变局的思想资源。于是，以“全盘西化”为核心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谋求通过全盘否定和彻底颠覆来根本性地置换中国文化系统。由此，内生性的文化变革与重生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思潮的交锋中被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确立为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行动指南，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承担起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双重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多个层面上总体性展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由此开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就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性结合；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这是改造中国文化的文化性结合。这两个向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一进程中的不可分割两个方面，这也就决定了其理论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应具有复合性的特征，既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体系，又是中国人民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真理和文化知识体系。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而且也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938年10 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就特别强调：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给以批判性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⑭。1944年7 月，他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再次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⑮。1943年5 月26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⑯刘少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反复强调，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创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⑰

（二）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向度发展是不均衡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表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首先抓住并引入马克思主义对改造中国最有效、最有用的观点而不是总体性的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路径上的选择是先政治、后文化，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主要任务，实现政权更替和政治制度变革，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虽然在解决主要矛盾时也关注了其他矛盾和任务，但是，轻重、先后、分量不同，这就必然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向度发展上的不均衡，政治向度顺利推进，而文化向度相对弱化。

在政治向度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种体制机制；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比较好地完成了内生性的政治重建任务。

在文化向度上，虽然很早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的任务，确立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重建的原则，但并没有真正完成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依然在路上。也就是说，内生性的文化重建任务并没有完成。

两个向度发展上的不均衡，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失衡，意识形态性突出而文化性内涵不足，进而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知上的严重偏差，在谈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只把它看作是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曲折。一方面，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越来越片面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并同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脱节。中国人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而对其文化性内涵、真理性话语日益陌生，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加以否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片面，日益把它萎缩为单一性的政治话语体系。

三、积极推动两种文化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是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现实社会实际、时代特征等在内的总体性系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差异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两种不同社会基础和民族传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深度差异。它们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立足空间，两种文化不可能相互取代。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诸多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文化契合点，二者之间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理论创新主体，二者的融合必然会走向现实。⑱

其实，两种文化的融合早已经从可能走向了现实，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向度在现实展开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均衡，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的重大曲折，两种文化的融合迄今并不理想，并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内在紧张乃至于对立，这种紧张和对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都非常不利。为此，必须要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

（一）积极推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完成中国文化内生性变革的任务，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被消除。经过几千年绵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民族认同、精神纽带、思想资源。当前，传统优秀文化已经构成中国发展进步最深厚的软实力，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消除传统文化就是消除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维系的根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总体系统，良莠成分并存其中，特别是那些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早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这也正是20 世纪初期激进思想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其自身难以完成内生性变革的原因所在。

为此，当代中国人必须要着眼于时代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地甄别选择，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克服其历史和文化局限性；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和最新鲜的实践经验，克服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丰富完善其内容；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系统当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引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逐步构建起把马克思主义化与传统优秀文化融为一体的当代中国文化系统，并在其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

（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转换，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内涵，并逐步消除人们对它的认知偏差

经过一百多年的引入、传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根本指针，不可能被取代，更不可能被消除，那种用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张只能是少数人的主观想象。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体系，尽管它的内容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因子，但决不能简单地把它同本土性的传统文化混同，刻意掩盖二者间的差异性而过度渲染其同源性和共生性是不科学的。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外来者”身份依然非常明显，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不均衡和曲折，思想界和广大民众对它的认同仍然有很大差距。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被置于中国文化之外，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为此，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任务。一是要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相融合的、相似的思想理论内容，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全人类性和普遍性价值，是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能够接受的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性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同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获得中国文化和民众心理的认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真正使在“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像毛泽东说的“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二是要凸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指导性和引领性，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破解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进行分析鉴别，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以新的存在形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三是要不断消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向度的不均衡性，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征更加凸显，切实消除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偏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降低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相反更能加强指导地位。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和双重转化，并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融合发展，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中，贯通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使之成为刘少奇所说的“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这种完备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原生态基础上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原生态基础上现代化了的再生形态的中国文化，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反映中国具体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文化形态” ⑲，可以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⑳。

注释：

①⑤⑥⑦⑧⑨⑪⑫⑬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50，368-381，285，124-125，308，126-135，353，265，265-266．

②⑩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0-41，298-299．

③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207．

④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00－301．

⑭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⑮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Ｃ].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1．

⑰⑳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19、335，335．

⑱⑲金民卿.两种异质文化的独特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发展与实践[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1月上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